媒体负需求和“放气球原理”

媒体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内容?记者最喜欢什么样的新闻?可能有很多人会回答“内幕”。那“内幕”又是什么?为什么媒体需要“内幕”?什么样的企业最容易被媒体盯上,成为媒体挖掘“内幕”的对象?     

博弈论视角下社交媒体对旅游产品价格与质量的影响

从博弈论的视角研究如何解决旅游产品低质低价的问题,构建了旅游企业与旅游消费者之间的博弈模型,分析了社交媒体对博弈过程及均衡结果的影响。社交媒体有助于提升消费者对旅游产品质量的鉴别能力,提高消费者可能获得的补偿额度,加大旅游企业高价出售低质旅游产品和服务的违法成本,从而促使旅游企业选择生产优质产品,促进旅游消费,优化市场环境。     

报纸和广播:美国媒介市场的失宠儿

福特斯调查公司2005年调查数据显示,报纸与广播是当前美国企业市场营销选取媒介投资时唯一意愿指数下降的两种媒体,而且未来几年这种意愿指数还会下降。报纸薄利、广播式微的状况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改变。     

新冠疫情环境下企业社交媒体使用#br# ——以公共社交媒体为调节变量的研究#br#

疫情期间，以企业网络信息平台为代表的企业社交媒体在防疫安全、信息交流、组织协同、生产运营等方面显示出独特的优势，得到广泛应用并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在员工参与使用方面存在的问题，影响着企业网络平台发挥应有的效果。国内外有关员工的企业社交媒体使用方面的研究目前存在不足，企业社交媒体使用受何种动机影响尚不清晰，公共社交媒体使用经验对企业社交媒体使用产生调节作用的显著区间仍缺乏量化数据支撑。因此，基于使用满足理论（UGT），该研究提出并验证了企业社交媒体使用程度、使用动机以及公共社交媒体使用经验三者间作用机理的模型框架与研究假设。通过研究发现：信息共享和自我记录是员工使用企业社交媒体的动机；只有公共社交媒体使用经验达到中等偏上或更高水平，才会在信息共享与企业社交媒体使用、娱乐与企业社交媒体使用之间产生正向调节效应。此外，通过Johnson-Neyman方法分析，获得了公共社交媒体使用经验产生调节作用显著区间的量化结果。研究发现有助于企业社交媒体使用程度、使用动机以及公共社交媒体使用经验三者间作用机理的认识，为国内企业解决信息管理方面的问题提供必要的决策依据。     

中国手机媒体发展前景分析

分析了日本I-MODE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和不足之处,指出无论是从技术上还是从企业模式上,手机媒体在中国的发展都不可能直接拷贝I-MODE模式,只能以I-MODE为借鉴。中国电信发展迅速,手机媒体在中国现阶段发展的重点是手机短信,手机短信市场巨大,但在发展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有虚假与不良信息传播、侵犯个人隐私、信息垃圾、信息安全等。然而可以预见,随着3G在中国的逐渐普及以及相关法规的完善,手机媒体将实现网络化、宽带化,将带来一个巨大的媒体市场。     

自媒体、监管部门与企业的食品安全演化博弈

以自媒体作为第三方监督力量,建立了自媒体、政府监管部门与食品企业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自媒体曝光食品安全问题的影响力与真实性对相关主体均衡策略的影响,并利用数值仿真进行了模拟。主要结论表明：当自媒体曝光食品安全问题的真实性较弱时,不仅对食品企业无法产生监督威慑作用,而且对政府监管作用发挥的部分替代作用,加剧企业供给质量不安全食品的违规逐利行为;食品企业与自媒体的食品安全行为不仅受到自媒体曝光食品安全问题真实性的直接影响,而且与政府监管部门对食品企业的严格监管程度密切相关;食品企业供给质量安全食品行为与自媒体曝光真实性,对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管行为与自媒体曝光行为具有直接影响。     

试论媒介企业作为“企业公民”的身份

立足我国新闻出版传媒＂转企改制＂与产业化发展的背景,提出媒体应该具有＂企业公民＂的身份意识。＂企业公民＂的身份意味着需要充分考虑媒体的企业特性,同时,媒体作为＂企业公民＂,不单纯体现在它作为企业对社会应尽的责任,还体现在它独具的对公民社会的建构责任。媒体具有＂企业公民＂的身份意识,既是适应新兴市场经济条件下为公民—消费者受众服务的需要,也是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维护民主社会共同体的需要,有助于推动我国媒体的可持续、良性、健康发展,促进传媒产业的改革与发展。     

从美剧《纸牌屋》看企业危机公关

正核心提示:危机(Crisis)这个词语在中文中常用于负面语境,但其在英文中还有一层意思是"变好或变坏的转折点"。所以,面对危机的处理方式,将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生存还是死亡,仅在一念之间。随着媒体的蓬勃发展,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的崛起,企业的任何一点问题,甚至是瑕疵都可能带来不可预料的后果,被媒体无限放大。正所谓千里之堤毁于蚁穴,面对任何一起危机,企业都不能掉以轻心。《纸牌屋》作为2013年火爆的一部美剧,描写了一名美国国会     

环境信息披露、媒体关注与债务融资成本——基于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分析

债务融资是企业的一种外部融资方式。企业将获得的资金用于企业的发展和生产,可以促进生产结构的升级和经营能力的提高。因此,如何有效地降低融资成本,解除企业的债务约束,进而提高企业产值是目前我国债务融资关注的重点。为了降低重污染行业的债务融资成本,文章从媒体关注这一视角入手,以 2015—2017年媒体关注下的重污染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其债务融资成本和环境信息披露进行分析,进而揭示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对样本数据的统计分析、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析验证了文章提出的假设。理论分析表明:高质量的环境信息披露不仅能向市场展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增强企业口碑,提升投资人的信心,同时也能有效地缓解合作过程中投资人和企业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节约双方时间成本,进而有助于企业以较低的融资成本获得资金投入。媒体可以通过信息传递弥补投资人和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并且能通过监管机制促进企业的良好发展,从而帮助企业降低融资成本,媒体对企业环境信息的关注度越高,企业的融资成本越低。媒体关注是一种外部的监管机制,企业内部环境信息的公开是一种企业制度的管理模式,二者相辅相成,不仅可以保证企业优势的充分发挥,还可以促进资本投入与企业良好、快速地发展。媒体对企业的关注度越高,企业对环境信息的披露质量越高,企业的融资成本就会越低。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媒体关注可以直接影响债务融资成本的高与低,二者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媒体传播表现为积极状态,债务融资成本就会降低,反之亦然。此外,媒体关注度和媒体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质量与债务融资成本成反比,高的媒体关注度和高质量的信息披露会使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逐渐降低。最后,基于我国当前的时代背景,针对如何降低债务融资成本这一问题提出了相关建议,并认为政府应健全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加强企业对环境信息的关注度,媒体也应加快推进行业改革,增强媒体的公正性、客观性和准确性,促进媒体的积极传播,减少媒体的消极传播,从而达到有效降低债务融资成本的目的。     

广告投入、媒体中介与企业价值

企业广告活动可以给企业带来价值,然而广告产生价值的路径并不完全清晰。运用中国2005—2012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可从媒体中介机制视角研究广告投入影响企业价值的路径——媒体关注和媒体态度,并对其效率与使用场景进行比较与分析。结果发现:广告投入可以提高媒体关注、改善媒体态度,进而增大企业价值;媒体关注路径的投入产出效率高于媒体态度路径的效率。同时,当企业产品竞争力较弱时,媒体关注路径的广告活动具有较高价值效应;媒体关注路径的价值效应受行业竞争影响相对较小,媒体态度路径的价值效应在行业竞争激烈时甚至为负。研究表明,依赖媒体关注的广告活动适合于竞争力较弱的产品,而若要将广告投入用于改善媒体态度则需谨慎。     

政府审计如何协调与媒体监督的关系——以救灾资金管理为例

政府审计是审计机关依法对相关单位的财务收支等进行监督。媒体监督的实质是人民群众通过新闻媒体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监督。两种监督方式均以寻求“公正”为价值目标,在抗震救灾资金管理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巨大作用。但两种监督方式也可能产生冲突。媒体监督由于其自身特点,如新闻自由性等对审计独立具有天然侵犯性。此外,对于经济事项的判断,政府审计与媒体监督可能会产生分歧。对救灾资金的管理,政府审计协调与媒体监督关系的途径有：尊重新闻自由与审计独立性;重视媒体对审计机关的监督权力;借助媒体减少审计工作中的阻力;审计机关应正确引导舆论、重视民意并及时处理举报线索,对可能出现的舆论危机做好预案等。     

大众媒体与社会事件生成——两种文化与科学大战的比较视角

两种文化争论与科学大战的比较显示：不同历史情境中，社会事件在生成路径、生成过程、中心问题、生成动力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作为大众媒体传播媒介的语言和文本，对社会事件生成有重要影响。大众媒体刻意制造的社会事件，同样可能具有社会问题的功能。对问题所处领域的判断，是区分学术问题与社会问题或政治问题的关键。如何正确面对互联网时代大众媒体可能引发的新问题，是学术界、大众媒体乃至整个社会当前和今后共同面临的迫切任务。     

CSR行为管理中政府与核心企业的进化博弈模型分析

由于对企业是否履行CS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行为进行监督需要可观的监督成本,且对政府来说,严格的监督还可能对短期内GDP政绩指标表现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在缺乏媒体监督的社会环境中,政府和核心企业都有不采取措施监督供应链成员履行CSR的动机.针对这一现实问题,可运用进化博弈理论,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引入GDP政绩和媒体监督的环境因素,构建政府和核心企业CSR监督的进化博弈模型,对彼此博弈策略的稳定性进行分析.研究表明:政府和核心企业对供应链成员的CSR行为是否进行监督一方面取决于监督成本、公众的CSR意识、GDP政绩指标权重以及社会媒体的监督力量等因素,另一方面也与博弈对手的策略选择的概率相关.     

彼得·杜达:正确地表达自己很重要

彼得·杜达(Peter Duda)是万博宣伟纽约办公室的执行副总裁和全球危机事务的联席负责人。作为一位企业媒体培训的资深人士,彼得就如何有效地与媒体沟通的问题,为来自美国、欧洲和拉丁美洲的高级管理者进行过培训。此次采访,我们就重点聊聊企业和媒体的关系。     

高管团队断裂带与企业社会责任——数字治理与媒体治理的调节效应

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参与社会治理、创造社会综合价值的重要实践。高管团队断裂带是影响其履行效果的重要因素,表现为高管团队断裂程度越强,企业社会责任越低。而企业数字治理和媒体治理的增强,有利于缓解高管团队断裂带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消极影响。数字治理、媒体治理对断裂带的缓解作用分别会因数字化口径、媒体情绪和企业社会责任类型存在异质性。因此,政府应引导企业重视高管团队的建设、治理,积极推动企业内外部治理变革,采取政策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完善外部监督机制,实现企业与社会互惠共赢、可持续发展。     

环境信息披露中的政企演化博弈——媒体监督视角

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媒体作为重要的社会监督主体,在政府监管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针对目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较低的问题,从理论层面分析影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外界因素;立足媒体监督视角,建立政府与企业在环境信息披露中的演化博弈模型,对政府与企业的策略选择和演化稳定策略进行分析;利用Matlab软件进行仿真研究,分析各参数的变化对政企策略选择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加大媒体监督力度可以督促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和提高政府监管效率,但媒体监督力度过大会弱化政府监管效力。因此,政府在完善媒体监督机制,加大媒体监督力度的同时也要提升自身监管水平。     

试论教育系统中的教育媒体

正确认识教育媒体以及它在教育系统中的功能作用,是我国广大电化教育界共同关心的一个新问题,本文拟就以下三个方面,提出自己的看法。一、教育媒体的产生与发展教育媒体是社会教育系统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教育媒体,那么,要想实现电化教育现代化的目标,是根本不可能的。所谓教育媒体,一般的理解,就是传递教育信息的载体,其实质是传递教育教育信息的媒介。这种信息的载体,能将已经     

环境税、媒体关注与企业创新——基于长江经济带的经验证据

基于2012～2019年长江经济带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环境税与媒体关注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税显著促进了重污染企业创新,但促进效果存在滞后性;媒体关注作为外部治理机制,强化了环境税对重污染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非国有企业与下游地区样本中,环境税与媒体关注对重污染企业创新的促进效果更加明显.为此,应提高环境税执法水平,完善媒体监督机制,制定差异化创新政策,增强企业创新能力.     

“对话经济”时代的“许可”沟通

全球数字媒体的兴起不仅带来了一场商业革命和媒体革命,从某种程度而言,它更从根本上改变着社会的传播秩序,以及多元博弈格局的利益分配,比如政府与企业、政府与消费者、企业与消费者的博弈关系。利益格局即将发生的演变,以及各方博弈者应持有的应对策略,对我们都是全新的挑战。回顾以往全球企业与媒体和受众进行沟通,实际上需要经过一道企业构筑的围墙,以便对传递的信息进行筛选、控制和过滤。然而,随着新媒体技术的涌现和发展,这道围墙已经不攻自破。今天,受众有可能通过灵活多样的信息通路深入企业内部,主动获取更多信息,同时,与志趣相投…     

媒体关注与财务杠杆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印象管理的影响

基于心理学中的印象管理理论,以2015—2019年我国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了媒体关注与财务杠杆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印象管理的交互影响。研究发现,媒体关注度越高,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印象管理程度也越高;财务杠杆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印象管理程度呈正相关关系;在媒体关注与财务杠杆的交互作用下,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印象管理程度更高。进一步研究发现,与非环境敏感型行业相比,在环境敏感型行业中媒体关注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印象管理程度的正向影响更显著。基于此,企业应正确面对媒体关注的压力,注重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质量;政府需约束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印象管理行为,并重点监管和审查高污染行业的社会责任报告印象管理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