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主义"--"五四"一代之"公同信仰"--从鲁迅、胡适的易卜生观切入

将民主与科学认定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精神特质,几乎已成为学界公认的史实。本文认为,民主与科学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标举的显性旗帜,而“五四”新一代知识者之共同精神信仰则是“个人主义”,正是这种“先知类型”的“个人主义”为那一代知识者提供了独异的生命激情,从而使他们在中国传播异质性思想成为可能。本文力图从鲁迅和胡适的易卜生观切入对该问题的思考。     

"杨近墨远"与"为父绝君":古儒的国-家观及其演变

孟子"辟杨墨"在先秦思想史上很著名,也是理解儒家定位的一个重要坐标.但是<孟子>文本中的"杨近墨远"倾向却引起后世的许多歧见.笔者将此事置于"周秦之变"的社会背景中,参考各家解说,认为这场思想冲突的实质是当时社会变迁所涉及的最根本性的问题即权利问题.孟子辟杨墨,并非是要在杨、墨之间搞折中.对"拔一毛"之权属谁的问题,古儒的主张是个人及"天下"皆非本,即在权利问题上既反对个人主义也反对大共同体主义.这与郭店儒书中所谓"为父绝君"的说法一样,体现了古儒的小共同体本位政治观.把这种观念褒为"天下主义"、或者贬为"特殊主义"都是不对的.应该说孟、杨、墨都提出了一套普世性的伦理规则,就此而言他们都有所谓"天下主义"情结,但是三种规则彼此冲突.而古儒的小共同体主义与杨朱个人主义的距离相对较近,与墨翟及后来的法家两种大共同体主义的距离更远.理解这一点对认识中国传统后来的发展及当代的转型都有重要意义.     

论毛泽东的群己观

群己关系即"群己之辨"是历史哲学的一对重要范畴,是中国传统哲学关注的重点问题,它探讨的是群体、群众、集体和个体、个人、自我的相互关系问题.正统儒学强调个人对群体和社会的责任,主张个体与群体和社会和谐相处;当群己利益对立时,要求个体服从群体、牺牲自我,在群己关系上体现出了"无我论"的传统.佛学、道家学派在群己关系方面基本上主张"无我"论.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在未接触西方近代资产阶级伦理思潮以前,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在群己观上赞成"无我"论;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期间,毛泽东受其老师杨昌济的影响,研读了大量的西方伦理学著作,接受了布拉德雷、包尔生等人自我实现论的伦理思想,在群己观上主张"贵我"论和"精神个人主义",强调自我价值及其实现."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毛泽东又转而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学说,在群己观上强调个人服从集体,主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本文要探讨的是:毛泽东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后,其群己观的内容、特点.     

殷海光自由主义思想理论特质简析

殷海光在自由主义思想上既继承"五四"的传统,又超越"五四",有自己对自由主义的独到理解.他认识到理性的有限性,坚持进化论理性主义:他关注自由主义的人文基础,认同传统文化的许多价值观念;他张扬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精神,凸显个人自由的重要性.他的努力体现了"五四"以来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新进展.     

抒情作为"主义"与新文学的自我认同

中国文学拥有独具特色的抒情传统,"五四"新文学在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之下,重新发现并激活了抒情传统的现代价值和意义,生成为中国现代的抒情主义.它既受到了诗言志、诗缘情传统的孕育和影响,也有西方浪漫主义的诱惑和催化,并成为新文学的一种话语方式.当"抒情"成为"主义",感情的个人空间受到了一定的挤压,具有了鲜明的意识形态内涵,也遭受到新文学的质疑和批判.新文学的自我表达被纳入西方话语谱系,说明传统"抒情"的路径和意义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新文学也存在着自我认同的焦虑和困惑.     

论庄子式的个人主义——兼论东、西方“个人主义”传统之异同

中国传统文化中并非没有个人主义传统。庄子强调个人精神自由和个体人格独立,对后代有深远影响。这种庄子式的个人主义有其赖以产生的社会基础,也是建立在庄子对于人作为个体生存于社会中所面临的一些基本矛盾与困境的深刻洞察思考之上的。但它与西方意义上的个人主义相比有一些不同之处。它强调个人精神自由而忽视个人实际利益,主张逃避社会责任而不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并且有脱离大众的高蹈主义倾向,总的来说是一种消极逃避的而非积极进取的个人主义。     

论"启蒙"作为"主义"与现代文学的缺失

在中国,启蒙的意义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字面上的望文生义、西方思想来源、中国文化传统和现实语境中的重新生成.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种启蒙运动,那么,"五四"新文学运动总体上也可以说是启蒙主义文学.科学,民主,自由,个人权利,改造国民性,开启民智,反封建,富国强兵等,这既是新文化运动的目标和任务,也是新文学运动的目标和任务.所谓"人的文学",这不过是新文化运动"立人"主题在文学上的一种演绎.对于现代文学来说,启蒙是绝对必要的,但启蒙被强调到极致,变成为一种"主义"的时候,就会物极必反,从而造成了现代文学的缺陷.归纳起来,启蒙主义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缺失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重思想轻文学,思想压倒文学;二是重文学的社会功利目的,重视文学的教育作用、认识作用,而轻视文学的审美娱乐作用,压抑文学的审美性、娱乐性和消闲性.     

“自反性个人主义”与组织中的“游离行为”——F.G.贝利个人与组织关系理论初探

在其著作The Kingdom of Individuals:an essay on self-respect and social obligation中,F.G.贝利对个人与组织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本文重点介绍了其分析中的两个核心概念:"自反性个人主义"和"游离行为"。"自反性个人主义"是通过一种独自的、创造性的智力活动和认知来认识自我、实现自我的一种个人主义形式。组织中的"游离行为"则是具备"自反性个人主义"思想的个人为了对抗组织对个人的侵犯而采取的一系列比较隐秘的行为措施。"帅克主义"是其中比较常见的一种"游离行为"的类型。通常,组织弊端会推动"自反性个人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进而引发成员的"游离行为"。面对这些"游离行为",组织不得不采取措施来应对。不同的组织反应对"自反性个人主义"和"游离行为"有着不同的影响。     

"五四"启蒙意识与当代中国大学精神

作为一场由中国早期现代大学中的知识阶层所引领的历史事件,五四运动留给我们极为丰富的精神遗产,其中启蒙意识是五四精神的最深刻内涵,也是五四运动得以生发的一个前提性条件。但后来,救亡压倒了启蒙,启蒙所主张的个人主体意识之觉醒潮流,汇入到了民族主体性觉醒的大潮中,整体主义从此成为中国社会思维的主要脉络。在此逻辑下,中国知识阶层的主体意识与独立性趋于消沉,物质主义思潮又使得信仰和价值迷失,大学精神和学人品格日渐模糊。当代中国大学精神的建构与形塑,有必要接续五四时期所张扬的启蒙意识。     

启蒙的两种路向——论"五四"前后胡适与鲁迅的个人主义思想

“五四”前后,胡适和鲁迅因个人主义理解上的差异而选择了不同的启蒙路向。鲁迅从独异个人与庸众的对立中发现了新形式的专制,在对科学的崇拜中发现了新的迷信,由此为避免独异个人的无谓牺牲而引申出国民性改造的内涵,透露出强烈的精英意味。胡适则号召每个人都能一面努力把自己铸造成个人,另一面特立独行,敢说老实话,树立科学的人生观,希望在制度的逐步完善中实现中国人的真正启蒙,显示出鲜明的平民色彩。但在对启蒙者个人历史地位、作用的设定方面,胡适和鲁迅却又在当时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在相同的文化传统背景支配下,对个人主义做着相似的填充。     

西方本真的个人主义及其现代嬗变的文化成因

个人主义是西方近现代社会基本的价值观、道德原则和政治理念。传统的个人主义是理性主义的个人主义。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理性主义的个人主义逐渐演变成了非理性主义的个人主义。这种演变既有个人主义自身内在的文化原因,更是从19世纪末开始的非理性主义在西方世界兴起的结果。     

实践理性向工具理性的蜕变——杜威工具主义伦理观探析

杜威工具主义伦理观的理论基础是经验自然主义和工具主义哲学观,它视道德为谋取现实利益、实现人生幸福的工具,并在实用一功利的现实价值取向、变与不变相统一的人性论和个体道德经验的成长过程中得到全面体现.其本质是个人与社会关系上的"新个人主义".此一工具主义伦理现,使实用主义伦理学在获得其相对完整的理论形态的同时.全面实现了实践理性向工具理性的转型.     

从"五四"说到"新国学"

从清末和"五四"前夕起,国学实际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几千年老传统,一个是近百年来形成的新传统.这两个传统至今未能融合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存在着对新传统--即"新国学"的很大误解,诸如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靠所谓"打倒孔家店"、"全盘反传统"起家的;"文革"受"五四""全盘反传统"的影响等."五四"虽有偏激,但并不"全盘反传统".它主张科学民主,与"文革"的个人专制与个人迷信完全不同.     

论中国近代启蒙的个人主义价值追求

近代启蒙中的个人主义来源于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积极介绍和鼓吹西方的个人主义,提倡个人主义精神,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但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现实政治都在不同程度上规约着"个人主义"的涵义,近代启蒙的个人主义价值追求具有与个人主义话语实践息息相关的差异性和复杂性.     

殷海光自由主义思想理论特质简析

殷海光在自由主义思想上既继承“五四”的传统,又超越“五四”,有自己对自由主义的独到理解。他认识到理性的有限性,坚持进化论理性主义;他关注自由主义的人文基础,认同传统文化的许多价值观念;他张扬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精神,凸显个人自由的重要性。他的努力体现了“五四”以来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新进展。     

“家庭出柜”:影响因素及其文化阐释

"家庭出柜"不仅是同性恋者个人的"私事",也是重要的"家事"。家庭出柜的影响因素包括出柜主体的个体特征、前期铺垫、时机选择、宗教因素以及父母的文化认知和家庭期待等。家庭出柜迫使同性恋者陷于同性欲望与家庭伦理的冲突之中。一方面,由于受传统伦理本位的、以"孝"为核心的礼制之约束,家族主义取向下的同性恋子女认为自己不孝,愧对父母与家庭;另一方面,从儒家关系主义的角度来看,相互依存的、关系性的自我观是导致同性恋者与其父母之间产生代际文化冲突的另一根源。孝道、关系伦理、家族主义、文化偏见等这些要素共同导致家庭出柜成为两代人之间的两难困境。     

论“五四”新文学中的个人主义话语对文学内容的影响

“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受新文化运动的催生而出现的,在理论与创作方面都受到新文化运动各种思潮的影响,其中很重要的一种即个人主义话语。在新文学的理论指导层面,胡适的《易卜生主义》与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对新文学内容的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前者倡导的发展个性、个人自主引发了新文学创作初期爱情、婚姻题材的滥觞,后者所提倡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使新文学在注重自我表达的同时具有了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     

“为公众的福利自由发展个人”──对五四“个性解放”思潮的再认识

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五四是一个“人的发现”和“人的自觉”的时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从不同角度和不同侧面认识到“发展个性”的极端重要性：一方面,如果要阻碍个性之发展,破坏个性之存在,那就是“万恶之源”;一方面,每一个人都要“做大群里独立健全”的一分子,这是“完成人格”的必要条件。五四“个人主义”与“个性解放”思想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充分认识个人的价值与认真体现个人的责任。“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为公众的福利自由发展个人”。这是对五四“个性主义”或“个性解放”的最好的解释。五四“个性主义”或“个性解放”思潮是推动中国社会向现代化转型的强大动力。但五四新文化运动存在消极的左倾形式主义的倾向,致使五四运动之后革命文学主题迅速由“个性主义”和“个性解放”转向了“集体主义”。鲁迅、胡适、茅盾、巴金等作家坚持和发扬了五四文学的个性解放思想,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恋爱”之发生与现代文学观念变迁

借助翻译,"恋爱"一词在20世纪初进入现代汉语,使"男女之情"在方式、体验、意义与评价上,因新的命名而发生改变,并进入公共话语,成为中国新伦理建构的突破口,产生了从晚清到"五四"一系列新道德命题及与之相应的新文学作品。晚清倡导的"自由结婚",确立了婚姻以恋爱为前提、以当事人自决为主导的现代意识,并开创了文明结婚新风尚。民初,"恋爱"一词在本土化过程中一度污名化,导致专写恋爱的言情小说普遍规避此词;但哀情小说对爱情精神品质的普遍推崇,却为五四时期"恋爱神圣"的出场奠定了基础。西方理论影响下建构的五四时期恋爱理论,有"恋爱自由"与"自由恋爱"的细微差异,体现了新文化共同体内部意识形态的分歧。五四恋爱文学在空间意象和恋爱描写上的开拓与创新,解构了压抑个人自由的家长权威,颠覆了传统道德,也开拓了文学的表现领域。但对个人自由的单纯追求,也导致五四浪漫文学存在情感泛滥、表现肤浅的弱点,未能将"恋爱"的体验与表现引向深入。     

胡适和约翰·密尔的《论自由》

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胡适受约翰·密尔《论自由》的影响相当大,《论自由》是胡适自由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五四时期的胡适提倡"健全的个人主义",借个人主义、个性主义来冲击中国传统的家族主义;中晚年的胡适则极力强调容忍与自由的关系,认为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不可否认,胡适不同时期的思想中都存在《论自由》的影子,都受到《论自由》的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