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形式诗学建构的意识和方法——王泽龙《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诗歌》对新诗形式诗学的开掘

如何系统科学地建构中国新诗的形式诗学，一直是百年新诗不容回避的重要理论课题，而现代汉语是研究新诗形式美学的原点。王泽龙的专著《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诗歌》较深入地发掘了现代汉语与现代诗歌形式建构的内在关联，解析了现代汉语白话、虚词、人称代词、节奏、分行、对称等现代语言要素在新诗形式建构中的特性、功能及意义，丰富了新诗形式美学的内容。同时，该书始终聚焦于语言问题，既从发生学的角度，对早期新诗的合法性予以中肯的现代语言诗学阐释，又从传播学的角度，对现代诗歌传播接受与新诗形式建构关系做出了历史的逻辑的考辨。《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诗歌》显示出新诗形式诗学建构的综合意识和方法论上跨学科、系统性的特征，是新诗理论与形式本体研究的一项重要收获。     

在语言的源头勾勒中国现代新诗的轮廓——论陈爱中的《中国现代新诗语言研究》

《中国现代新诗语言研究》一书的出版将汉语新诗的语言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它的创新性结论、开阔的学术视野、合理的叙述架构都说明此书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学术研究著作。     

《新青年》译诗与新诗语言的探索

在外国诗歌翻译的影响下,《新青年》诗歌语言呈现出通俗化、句法功能的显性化、语言表意的复杂化的特征。学习西方民间诗歌语言,采纳对话的语言组织形式,大量语气词入诗带来的直白的情感表达方式,使《新青年》诗歌语言整体上呈现出鲜明的通俗化的特征,体现了五四思想启蒙与文学革命时代的话语特点。向译诗借鉴,新诗讲究语法组织,句法诗性功能得以显现化;现代人称代词的诗性引领功能、修饰成分的诗意扩充,使新诗呈现出与传统诗歌不同的现代表达方式。语义结构的整体关联与欧化的文法带来语言表意的复杂化,增加了诗歌的凝练度和内在诗意。译诗的语言借鉴影响了中国新诗语言观念的现代变革,提升了中国新诗语言的表现力,拓展了新诗语言表达方式,丰富了新诗语言表意功能,为滥觞期中国新诗形式建构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论20世纪中国新诗语言问题

语言问题是 2 0世纪中国新诗历史发展中一个相当重要的论题。围绕着中国新诗语言这一总的论题 ,有三个难以绕开的基本问题 :第一 ,就新诗语言资源而言 ,如何在白话与欧化的历史两难处境中寻求适于新诗语言的内在资源 ;第二 ,就新诗语言质地而言 ,如何在古典与现代的现实张力中 ,在二者的差异性和延续性中摸索到促动新诗语言自我生成和更新的“基质” ;第三 ,就新诗语言风格而言 ,如何在实行对口语与书面语的双重超越后 ,构建符合新诗语言特性的多样化风格。它们构成了探究中国新诗语言问题的“元问题” ,所有关于新诗本质的认识、关于新诗特性的悟察和关于新诗整体成就的评价等等问题 ,都可以此为基点得以展开     

"文口融合":周作人的"新诗情结"所系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一些写过新诗,研究过新诗,但最终没有成为诗人的作家,他们在其他文学形式的写作获得很大成绩的同时,依然关注着新诗的命运与发展,形成了所谓新诗情结,而这些情结往往又集中于新诗发展的关键问题——诗歌语言变革。周作人就是一位这样的作家。本文着重考察周作人的诗歌文学活动,论析他的以文口融合为中心的诗歌语言理论创见和艺术实践,试图从中透视他的探索对于破解新诗艺术发展难题的启示意义。     

现代时间与新诗

现代时间及其所引致的现代价值观念的融入是新诗现代性认识的重要纬度,它是新诗从思潮到语言表述发展演变的内在根本动力,并在很大程度上,是新诗在面对域外诗歌和传统汉语诗歌的厚重传统压力下获得自我认知的重要尺度。但同时,以“新”为价值取向的现代价值观念也给新诗带来了空前的窘境,限制了新诗从审美规范到语言表达的积累。     

20世纪中国新诗话语研究

本文从反思中国新诗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和对一种新的现代汉语诗学的吁求出发 ,提出从“话语”的角度进入新诗研究。本文将中国新诗话语界定为现代中国诗人如何运用现代汉语 ,将其置身在“现代性”境遇中的经验付诸诗的表达 ,对其中包含的两个基本因素———语言和语境———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 ,在2 0世纪汉语言和语境发生根本变化后 ,由于语言自身的限制和历史时代环境的催逼 ,新诗话语最终展示为诗人对语言和语境双重制约作出一定应答的结果     

从跨文化角度看台湾现代诗的语言策略

西方现代艺术对语言本体化、自由化的确认使现代诗歌创作第一次获得了独立的地位而不必再附庸于自然的外观和规律。这对中国新诗的创作和研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中国新诗创作过分强调语言秩序与现实外观的吻合 ,始终没有脱离语言的逻辑性和经验的明彻性。台湾五六十年代的现代诗人是中国新文学创作中第一批自觉地探索语言的非逻辑形式、意象指涉的丰富性、审美诗境与客观实境之区别的开拓者。他们的诗歌创作从“超现实主义”出发创造一个不受自然律拘禁的“精神世界” ,使中国新诗产生了超越前人创作的审美冲击力。在理论上对“可解”与“可感”的区分表明台湾现代诗人已真正获得了现代意识 ;在创作中以“语境”印证“实境”则帮助我们更深切地认识现实的真理。台湾现代诗人较之前辈新诗人更重视诗歌的美学性 ,这是中国新诗观念发展成熟的体现     

新诗的现代品格

“现代性”是个内涵复杂的西方概念,它首先是一种时间观念,其次成为一个价值观念。表现在文学上,就是文学品格上的现代性,即审美现代性,可以称为“现代品格”。中国新诗运动初期,主张同旧诗划清界限,体现了时间观念上的现代性标准。到20年代中期后,诗人们开始注意新诗的现代品格问题。新诗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时期是30年代前中期、40年代中后期和80年代。新诗的现代品格是个混合体,大体概括就是现代情绪(涉及新诗的内质)、现代思维(涉及新诗的技巧)和现代语言(涉及表达的工具)。     

试论中国现代早期白话诗的音韵特征

中国现代早期诗歌以现代白话作为诗体语言 ,实现了言、文一致 ,可以称得上是一场真正的“诗界革命”。自由灵活地传达自然的、真实的心声成为现代白话诗的追求。现代白话诗在探索发掘新诗的魅力、构建与白话相适应的新诗律体系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现代新诗的语言与文体问题再认识

胡适认为现代新诗的语言是白话,古诗中"明白清楚近于说话"的诗就是"白话诗".这不仅混淆了诗歌艺术语言与日常语言之间的界限,也混淆了古代优秀诗歌和普通白话诗的差别.在胡适的影响下,新诗以未经艺术加工的白话语言走向了"非诗"的道路.鉴于诗歌文体对于审美语言的形成具有一定的规范和引导作用,新诗一直试图摆脱自由文体,建立文体规范.在新的成熟文体出现之前,新诗应该以必要的"诗体意识"对诗歌创作进行内在的规范和引导.     

新诗的现代意识与母语意识

20世纪末,新诗在冲破封闭的传统与极左政治文化的僵局中,尤其是八十年代后期“后新诗潮”对诗本身的冲击,导致新诗本来就很脆弱的形式,其汉语言艺术更加黯然失色.新诗陷入有魂无面的邋遢境况,其根由是失去母语意识的现代意识所致.新诗建设,归根到底就是对母语的探寻.新诗的语言形式,离不开汉语的特性,新诗形式的创造是现代汉语诗意的创造.几千年的古代汉语诗歌提供了重要资源,有助于现代汉语诗意结构的探索与创造.     

"重估一切":初期新诗的语言表述考察

初期新诗是汉语新诗的最早形态,其语言内质是后来任何一种新诗语言形态的必然追溯,因此发生学的意义大于本体论的意义.语言媒介的混杂、外在目的的催生,以及在矫枉过正思维支撑下的对传统汉语诗歌历史延续的彻底拒绝是,导致初期新诗语言繁乱的主要原因.初期新诗很好地完成了告别传统语言表述形态的任务.     

20世纪中国新诗中的城市抒写

20世纪中国城市发展对文学特别是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中,"现代"转换是最重要的影响之一。除了诗人精神状态发生"现代"转换之外,中国新诗自身同样离不开物质状态的"现代"转换。在这种转换过程中,城市文化对其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并为新诗打上浓重的底色。在现代派诗人和九叶派诗人笔下,新诗的城市抒写第一次得到集中的呈现;新时期以来,这种抒写模式不断向文化、生存以及语言敞开,呈现出更为开放的对话姿态。     

新诗现代性品格的三个维度

新诗现代性问题是新诗研究史上的核心问题,有着不同的切入角度以及理论预设的理解.从新诗写作语言动力机制的角度来看,主要呈现为三个维度:新与变的维度、 语言构造的维度和综合心智的维度,这三个维度奠定了新诗不同于古典诗的现代性品格.     

胡适在新诗发展中的贡献与局限性

胡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公认的"诗界革命领袖",具有开一代诗风之功。胡适又是从旧的传统文化里脱胎的,无论是他的新诗理论,还是创作实践都自然地折射出了中国新诗从诞生、发展到成熟过程中的种种复杂性和矛盾性。从诗的内容、语言和体裁等几个方面探讨胡适在新诗发展中的贡献及其历史局限性也就有了必要。     

论当代诗歌的语言特征

诗歌在我国文化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与旧体诗相比,当代新诗在诗题的命名上更注重语言的诗化,更注重诗化语言的精当,在修辞语言方面,当代新诗比喻极为丰富,构成了独特的比喻之美.诗歌是不断发展的语言艺术,当代新诗还有些特征并未明朗化,有待诗歌创作者和读者进一步研究.     

客观的偏至——从另一角度看现时代新诗研究的特点

自新诗陷入危机后,现时代的新诗研究似乎特别强调历史的、客观的态度,希望借此可以扭转新诗的不利处境。现时代新诗研究从微观的视角,即不再像以往那样从宏观角度探索新诗本质、发展规律,而是特别注重研究新诗的局部或典型的新诗现象,从微观的视角切入并呈现新诗内部的复杂性、多层次性。告别宏观研究的另一体现,则是现时代新诗研究不囿于既有的学术研究范式,灵活、自由地穿梭于新诗的历史与现状,从不同角度重新思考典型的新诗问题。现时代新诗研究向宏大诗学体系告别,在重新思考新诗的发生以及新诗典型现象的过程中,也在建构自己的诗学观念,所不同的是,他们的诗学主张建构在微观研究的基础上。现时代新诗研究运用反二元对立的思维重新审视新诗典型现象,通过回溯新诗的发生以及发展过程,在史料的梳理与辨析中澄清新诗的历史的、艺术的传统。虽然没有正面回答"新诗是不是诗"、"新诗的标准是什么"等本质问题,但在探寻新诗的别样发生、语言特性与发展过程中,揭示了新诗存在的价值和发展前景。新诗将在危机中迎来新的生机。     

新诗与传统和语言的复杂关系--兼对郑敏先生的回应

古诗由于兴的存在,形成独特的意象语言系统.这是新诗应该向古诗学习的地方.而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的根本差别,即是双音节与单音节的差别.这样我们可以澄清关于口语、文言、白话的许多误解.郑敏先生从语言的角度探讨了新诗与传统的断裂及其不合理,但郑文依据的是神秘主义的语言观,而在具体论述中体现出的西方的就是正确的方向,其实是一种更彻底的反传统.     

新诗史写作中的问题意识与本体指向——评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

《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一书以新诗研究中少见的问题意识,从现代汉语、现代语境与诗歌文类三者的互动相生关系出发,探究百年中国诗歌演变的本体问题,打破了以往新诗研究的主导性范式和写作模式,实践了诗歌史写作在问题意识和本体指向之间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