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及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发展经济学曾经经历过从古典发展经济学到结构主义、再到新古典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历程 ,在对传统发展经济学反思、融合和创新的基础上 ,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力图在研究层次、研究方法、研究重点、研究角度及政策主张等方面复兴发展经济学。这种努力对于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以及构建中国发展经济学都具有启示作用。     

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 阐释新时代中国高质量的发展

西方发展经济学无法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有效指导,新时代的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急需创新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在理论定位上,新时代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不再重点研究如何解决贫穷落后的问题,而是应该研究中国独特的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道路问题。在实践定位上,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应立足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总结概括中国经济以及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大历史经验教训,探索中国现代化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经济规律,并将其上升为系统化的理论,以阐释新时代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的创新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开拓发展观、发展目标、发展任务、发展模式、发展动力、发展战略和发展型式的新境界,多层次构建其理论体系。     

关于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的几点思考

如果从1945年完成哈佛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算起,中国学者张培刚创立的发展经济学,即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伴随着二战后一批发展中国家艰辛曲折的发展,已走过了将近60年的路程。可以说,这是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不断开拓创新的半个多世纪。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家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宏篇巨著,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为当今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与变革提供着理论支撑。     

百年沧桑话发展

发展经济学是在本世纪５０年代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的国际背景下,为适应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谋求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它也是东西方冷战的产物。发展经济学虽然产生于本世纪的中叶,但其理论渊源却可以追溯到非常久远的年代。本世纪初以来,马歇尔、熊彼特的经济思想对于后来发展经济学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影响。而列宁与孙中山关于俄国和中国经济发展的论述与规划更应被视为当代发展经济学的重要内容。发展经济学诞生半个世纪以来,发展实践不断丰富,发展理论不断深化,尤其是９０年代后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东亚金融风暴的爆发,对发展经济学提出了新的严峻挑战。在全球经济发展进程中,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成果尤为世人所瞩目,中国的发展学者肩负着建立发展经济学科学体系的神圣使命     

经济学变迁与中国发展取向

近30年来,中国经济学经历了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再到快乐经济学的变迁。在这些变迁中,中国发展取向发生了重大变化。快乐经济学的提出,是中国发展境界的提升。在发展经济学与快乐经济学之间,有着无比密切的联系。如果离开发展,去侈谈快乐的问题,将是十分危险的。     

张培刚发展经济学思想的“两次飞跃”

张培刚发展经济学思想的第一次飞跃,其标志就是农业国工业化理论的提出;第二次思想的飞跃则是从扩大研究范围、改进研究方法入手全面改造西方发展经济学,创建我国新型发展经济学。农业国的工业化问题始终是发展经济学不变的主题,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则是新发展经济学研究的重中之重。张培刚关于中国问题研究的"六论",即"猴子变人论"、"历史幽灵论"、"多元经济中国——历史教科书论"、"人多好种田、人少好过年论"、"武汉小康论"和"牛肚子理论"等意蕴深远,对拓展新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视野意义重大。     

发展经济学的逻辑演变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进程

回顾半个多世纪以来发展经济学理论的逻辑演变和中国的经济发展历程,不难看出一方面,理论和实践的演进在基本走向上是一致的,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共性和规律;另一方面,这两个进程在阶段转换的时间上、在内容特征上又不尽一致.本文将理论和实践的相互照应贯穿于时序分析之中,在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视野中去透视中国经济的实践,并从中国经济实践中去反思发展经济学理论,力图揭示出理论发展与实践进程在基本一致的取向中,存在"不一致"的根源、理论蕴涵和实践启示,从而为我们正确地把握发展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和发展方向,认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这个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发展规律,提供一种分析框架.文章认为,这两个或分或合、或慢或快、或滞后或超前的发展进程表明,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其经济实践需要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指导,发展经济学也需要中国经济实践为其提供发展的动力.     

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

发展经济学家提出的发展战略在中国得到了有效的实施,促进了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这些战略可以归纳为四种模式:增长优先、沿海先行、投资驱动和出口鼓励。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这些模式逐渐暴露出它们的弊病,因此必须适时加以转变,即增长优先转到增长与公平并重、投资驱动转到投资与消费共同驱动、沿海先行转到区域平衡发展、出口鼓励转到出口中性。发展经济学只探讨处于贫困陷阱阶段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如何启动,但对发展中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将如何发展却研究甚少。中国在高速增长时期采取的发展战略在发展经济学中都能找到其理论来源,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中国经济应如何发展,发展经济学却未提出有价值的理论与战略。中国将在探索中前进,其发展经验将会促进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创新。     

发展经济学视野中的经济增长质量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在"量"上取得了巨大成功,量变积累已经达到一定程度,处于需要更关注"质"的关键时期。在发展经济学的视野中,以国家重点贫困县为研究对象,从发展视角研究并测度经济增长过程蕴含的发展质量,诊断、分析和评价贫困县经济生命机能,提出以合意的发展目标引导经济增长过程的政策建议,不仅在研究视角上区别于"量"的分析范式,而且将增长问题研究从收入维度扩展到非收入维度、从宏观层面推进到微观层面。更重要的是,致力于探索由贫困通往发展的增长路径,有助于贫困理论、增长理论与发展理论的融合,有助于依据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素材做出发展经济学的理论阐述与提炼,为当代发展经济学的发展贡献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成果。     

发展经济学:融合与新生

现代发展经济学经历了大致三个发展阶段。早期发展经济学理论受主流地位的凯恩斯主义影响 ,加之 30年代的资本主义大萧条和苏联工业化成就的刺激 ,发展经济学强调政府干预 ,忽视市场价格功能。 70年代以后 ,发展经济学受到左、右和其他方面的批评和责难 ,新古典甚至宣告发展经济学的死亡。但由于发展本身是经济学共同的研究主题 ,各派在争论中还是发现了许多相互借鉴或趋同的地方。当代经济理论的一些新进展 ,很多都是起源于发展经济学或在发展经济学中得到最好应用。发展经济学终于通过理论的融合获得了新生     

发展经济学的工业化理论述评

工业化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20世纪40年代以来,发展经济学在理论上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在政策主张上强调工业化。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工业化的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进展:对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经历的差异性进行了解释,提出了成功工业化的标准,对国家工业化的成就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环境税收改革。总结发展经济学对工业化的理论研究及其新进展,对促进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路径

张宇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是要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分析范式、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原则;发展与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包括:对象与任务的转换、理论的反思与创新、正确的比较与借鉴、概念与话语的更新、分析手段的更新。方福前认为,西方经济学的性质决定了在经济学研究与教学中,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对西方经济学进行“中国化”改造,使之可以正确适用于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析。沈越论证了中国的经济实践给中国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在中国经济学建设中,应当正确处理好经济学的本土化和国际化的关系。周冰认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必须建立一套新的社会主义经济伦理和道德规范,这是中国理论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推进经济学理论体系创新

经济学理论体系创新,应通过改造和完善原有经济学构架,建立有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系,不宜采取全新的本土化模式。要建成有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系,需着重做好三点,一是不要把经济学分成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部分,二是用运行、发展和制度三项内容组成基本框架,三是使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成为体系的必备构件。     

循环经济与循环经济学的当代发展

循环经济的提出及其实践，启发了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的关于资源与环境的国际经济研究，拓宽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推动了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循环经济学的建立。循环经济学在经济学研究的三个基本问题上都对传统的西方经济学提出了挑战，并在诸多方面推动了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但是，当前循环经济学研究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尚不够深入、全面。     

当代制度经济学发展中的两条主线与其新自由主义本质之剖析

当代制度经济学主要是沿着两条理论主线而发展。两大发展主线之间的理论源泉、基本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各不相同 ,但在崇尚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方面 ,是高度一致的。本文一方面从理论上阐述当代制度经济学两条发展主线的基本内容 ;另一方面分析当代制度经济学的新自由主义本质。目的是期望在深化改革的实践过程中 ,提高对当代制度经济学基本思想与政策主张的辩证思考。     

经济学的理论分野与中国主流经济学的创新——兼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逻辑关系

将经济学区分为本质经济学和表象经济学,可以正确理解不同层面经济学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这也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创新与发展的基本前提。就经济学的核心层面而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是根本对立的,尤其体现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西方要素价值论这一根本问题上。但就表象形态而论,两者完全可以达成共识,也能够相互借鉴与相互融合,并且已经取得了可喜成果。中国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创新,既要从本质层面上进一步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精髓思想,也要在表象层面上积极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内容。这两方任何一方的偏失,都将影响中国主流经济学科学地、开放地、与时俱进地发展。     

卡纳曼与史密斯的经济理论--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理论述评

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是丹尼尔@卡纳曼和弗农@史密斯,卡纳曼将心理学与经济学相融合,对人类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行为进行研究;史密斯所创立的实验经济学,通过实验室实验来测试根据经济学理论做出预测.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研究打破了传统经济学理论的局限,开辟了经济学发展的新领域.现代经济学正大踏步地向经济现实回归,这无疑将大大提高经济学的解释力和科学性.     

新制度经济学:修正还是革命

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是修正还是革命的争议对新制度经济学未来发展非常重要。从经济学是选择的理论还是交换的理论的罗宾斯-布坎南经济学定义之争中,我们可以梳理出新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或硬核的四大方面,即新古典经济学是选择的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中心理论是资源配置理论,新古典经济学以孤立个人主义为基本方法论,新古典经济学以均衡分析和最优化理论为基础。这就为判断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是修正还是革命提供了判断依据。混合模式的内在缺陷使新制度经济学不可能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下得到真正的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将历史和制度纳入分析当中,从而部分回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并与布坎南定义的交换的理论保持了一致。因此,新制度经济学需要树立自觉的革命意识,在交换的理论框架下完成统一,以形成强有力的思想体系。宪政经济学是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的最后归宿。     

关于新一轮劳动价值理论的争论——兼谈如何科学评价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新的低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在这种大背景下,我国经济学界爆发了新一轮劳动价值理论的大论战。与以往不同,发展和创新、怀疑和否定,构成了这一轮大论战的双重旋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在中国被置于十字路口。破除长期以来人们对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及整个马克思主义的误解,深刻认识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本质,正确评价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的科学性,成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重大而紧迫的任务,也是运用马克思经济学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现实需要。     

实验经济学研究(专题讨论)

[提要]马涛、李绍东认为,实验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的行为,但人的行为是复杂的,实验的结果同参与人的文化程度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它需要建立在人文关怀的基础上才可能更趋合理;而这正是实验经济学方法论面临的难题。郭建斌认为,尽管现在就判断实验经济学能否如边际主义那样在经济学各领域引发革命还为时尚早,但它对经济学的证伪主义方法论无疑将产生积极的影响。周星则指出,实验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要更加注重对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等动态性问题的研究,要能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一个完整的理论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