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间儒释道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流。儒家思想在价值观念方面的基本取向,抽象地说,是既承认个人利益,又强调个人利益服从群体利益;既承认人的感性需求,又强调理性对感性的节制。在其价值观念的具体形态中,包含着一些人类社会生活的最基本、最普遍的原则。所谓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从根本上说,也就是继承和发扬这些普遍原则。我们今天所需要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是站在时代的高度、在批判封建糟粕的同吋,对这些原则的继承和发扬。因此,从理论上说,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不能吸收新东西的和不能被批判继承的、“封闭系统”,而是一个必须认真进行批判继承、并保留其基本价值取向的开放系统。在传统文化中,儒学强调对世俗社会的义务感和群体主义价值观,这就决定它在历史上的统治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其他重要的分支佛道二教在基本价值取向方面是追求个人解脱(大乘佛教虽强调自利利他,有群体主义思想因素,但这种群体观念缺乏现实性)这就决定它们只能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儒与佛道价值观念的不同,以及佛、道之间理论体系和教派利益的不同,决定了它们之间的互相斗争,但这并没有妨碍     

佛陀形象的演变

佛教文献中,佛陀传记一类的经文是晚出的,是顺应佛教教义发展嬗变的产物。在早期佛教巴利语三藏中,没有一部系统的佛陀传记。佛陀传记经文的出现,大约是在部派佛教时期和小乘向大乘过渡的时期,或者说,是在佛教大乘化的时期。“传记”,梵语、巴利语的常用词是Carita,原意是“行走”、“行迹”或“行动”,引伸为“经历”、“生平”和“传记”。但是,在古代印度,“历史”概念常常混同于神话     

佛陀的无我说

“无我说”是原始佛教的根本教义之一。《大智度论》卷32称:“佛说三法印。所谓一切有为法无常印,一切法无我印,涅槃寂灭印”。《三藏法数》引《法华玄义》称:“诸小乘经,若有无常、无我、涅槃三印,印定其说,即是佛说。若无此三法印印之,即是魔说。”也有“四法印”说,即《增一阿含经》卷18中所谓的“四法本末”:“一切诸行无常”,“一切诸行苦”,“一切诸行无我”,“涅槃     

王维的痛苦内容及其解脱方式

被誉为“诗佛”的王维,其为人和创作对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他一生屡遭困厄,无论是个人家庭生活还是政治仕途,都遭遇了许多不幸与痛苦,而佛教的信仰为他找到了解脱的方式。对王维的痛苦内容及解脱方式的探讨,可得知其受到后人膜拜的魅力之所在。     

涅槃与天人合一

本文把佛教的中心命题——涅槃,作为一个哲学本体论范畴来考察,并把它与古代儒家哲学中的天人合一观念进行理论上的比较,认为这两者在理论形态的某些方面存在着某种共通的平行关系。一佛教中的“涅槃”,犹如印度教中的“梵”一样,通常被认为是超越任何语言的描述能力的。不过,我们实际上可以从佛教关于现象世界的根本观念来把握作为某对立面的涅槃之实质。依据佛陀所说“四谛”之第二谛——集谛的根本要义,现象世界的一切事物都具有依因性,即依赖于因缘的和合才得以成立,因此,通过现象呈现出来的任何事物实质上并非其所属概念的自身。“山”无非是石头、泥沙等的集合体,石头泥沙并不是山,而且其本身也同样     

两副曼陀罗的考释

如若出外观光,往往会在佛教寺庙、殿堂及其它一些建筑上看见如图(一)、(二)那样稀奇别致的图案,一般人虽不解其义,但能得到一种美的感受。这并不是一般的花卉图案,而是一种印度的兰查体梵文的套写字。“兰查”是ranjana的音译。这种文字早已失去了它的活力,不再作为口语使用了,现在只能在流传下来的佛教经典和一些文物上见到。在我国,藏传佛教把兰查字作为一种法力无穷的咒语符号使用,或者作为诸佛菩萨的种子字,用这     

论武者小路《妹妹》中的“自我牺牲”精神

“自我牺牲”是“爱”的别名,故被赞为美德。武者小路的剧本《妹妹》的主题之一,便是对“自我牺牲”的本质进行深层思考,反对人格分裂的“自我牺牲”。武者小路把人的心灵旋律中的自己看成主人,并以此观念充实自我。然后自发地“利他”、“爱他”。这是武者小路的“爱学”观,也是白桦派的伦理观。     

走出自己的创新路

人之为人的本性 ,属于自我生成的“自为本性”。按照马克思的观点 ,人是靠自己的活动去创造自己需要的生活资料的 ,这是人与动物始源性的根本分野。人作为人的本性就是在这种生存活动中并通过这种活动自我生成的赋有历史性的本性。马克思还明确地说过 ,“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 ,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 ;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 ,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这就是人的自为本性。从这样的意义说 ,“自为本性”也就意味着 ,人是一种面向未来、永远在为自己开辟未来 ,从不满足既得本性的存在。“未来”对人以外的物…     

基于人性视角的人类发展

人性即人之利己性,即自利性、自私性,这是整个社会科学研究的起点,伴随着人类的发展和进步。人之利己性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是人的基本权利,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是普遍性的人类特征,人之利己性不仅追求经济利益,还追求尊严、名誉、社会地位等不能用纯经济尺度来衡量的“利益”。在人性基础上约束和规范人的行为,必须确立人与人之间平等的关系,维护正当的契约关系,以制度的形式保护和稳定人们之间的关系。人性对政治的诉求表现为尽可能完善的宪法和法律、公开的选举和受到约束的政治权力。超越国界,在人性基础上促进全球人类发展,建立超越国家范围的平等关系,建立国际经济社会新秩序,成立全球性的政府组织,适应全球政治、社会、经济等一体化进程,转变观念,更新思维,增进人类和全球意识。这些对于开放的全球化时代而言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主人翁意识淡化的思考——重温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是“创造者”的论述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劳动力”和“创造者”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把人仅仅视为“劳动力”是资本主义的痼疾,是私有制存在的需要,是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需要。而人是“创造者”则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自我解放和自我买现的要求。马克思主义认为作为劳动力的人的劳动是被强制的劳动,被强制的劳动过程是劳动者生命的叹息。马克思在谈到这点时说:“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并不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并不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并不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肉体力量和精神力量,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损伤、精神遭到摧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47页)马克思指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劳动者同生产的关     

《肇论》佛教哲理研究

佛教般若学与魏晋玄学具有许多相通之处,初入中土的佛教以此为契机而得以迅速传播。富于思辨的般若学在与玄学的不断交融中逐渐异化为玄学化的般若学。享有“解空第一”之美誉的僧肇大师致力于将般若学从玄学中解救出来的同时,从本体论、认识论、解脱论等哲学高度,为中国佛教建构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圆融体系。这一理论体系的形成,标志着外来佛学从傍依玄学而一跃成为发展玄学、甚至终结了玄学;佛教也因此走上了真正中国化的独立发展道路,并开始反哺中国文化,推动了整个中国哲学向更加纵深的方向发展。     

老庄哲学思想辨异

老庄二子,常被相提并论。然究其思想内蕴,异大于同。老子之学与庄子之学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实用哲学,后者为解脱哲学。老子言“道”,目的在“用”,庄子悟道,本意在“合”。由于学说主旨不一,导致老庄在道论、人论、价值取向、人生追求等诸多问题上的差异。老子的辩证法和庄子的相对主义,也歧出于此。     

现代印度人生哲学

自古以来,哲学在印度被称为“见”。所谓“见”主要是指证悟或直觉宇宙最高“实在”——探求有关“实在”的真理。印度哲学认识实在、探求真理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改变人的生活态度,解决人生的道路问题,换言之,是为了给人寻求一条摆脱痛苦、获得常乐、以达解脱的道路。按照著名印度学学者马克斯·缨勒的说法,在印度研究哲学“不是为了知识,而是为     

略论罗伯特·基欧汉的“国家利益”观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罗伯特·基欧汉在《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一书中,把"国家利益"概括为"财富"和"权力",这一概括既包含了政治利益,又包含了经济利益;既包含了物质利益,又包含了非物质利益;既包含了现实利益,也包含了长远利益。"财富"和"权力"互相补充:两者互为目的,又互为手段;相互渗透,又相互包含。罗伯特·基欧汉认为,在国际关系中"国家利益"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国家利益具有自私性、自利性,决定了国家间不可避免存在着利益的纷争或冲突;另一方面,国家利益也具有利他性和互利性,决定了国家间存在着利益调和与合作的可能性。     

论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的利己主义思想

在中国灿烂多姿的伦理文化中,群体主义象一片汪洋大海,个人主义不过是波浪里偶尔露头的几块礁石。它以全裸的吝啬、庄重的自私吸引着一代代人惊奇的目光。 以儒家为主干的传统伦理文化特别强调群体本位。当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人的利益再大也是小事,社会利益再小也是大事,“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成为儒家所高扬的一面人生大旗。 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韩非较早揭露了利己人性,杨朱和《列子·杨朱篇》阐扬了“一毛不拔”之论。他们反对“月亮把她的光明普照在天上,却留着她的黑斑给她自己”①,公开亮出了非儒和反儒伦理文化…     

满铁利用日本佛教对中国东北进行文化侵略

在满铁侵略中国东北的40年间,"对华布教"已经不再是各宗教派别的个体宗教行为,而是为日本的侵略政策服务并纳入政府国策,成为一种政府行为。日俄战后,日本统治者通过种种途径和方法,将宗教渗透到中国东北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实现其政治目的。佛教本质上是反战的,在历史上佛教未曾发生过任何宗教战争,也没有"圣战"或"义战"的概念。然而,在二战前后,日本佛教不仅成为政治的婢女,而且两者一体同构,也成为满铁对华文化侵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日本佛教作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帮凶,负有不可推卸的战争责任。     

早期佛教时间观的演进历程——以三世和三世法问题为中心

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世是与佛教修行解脱密切相关的时间观念,它关涉已修和未修、已断和未断。早期佛教以三世和三世法问题为着力点讨论时间之于修行解脱的意义。特别是说一切有部通过对知识和对象外在性问题的讨论展开三世实有的知识论论证,继而又在对作用与功能的区分中完成三世实有的价值论证成。在论证过程中不断强化三世和三世法的同一性,强调三世相续流转乃是有为法建立之基础,而有为法则是无为法存在之前提,这就将三世问题与一切法实有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说一切有部对于以空间理解时间有着特殊的认识,主张时间、空间和概念三者通过其各自最小单位“刹那”“极微”“字”积聚而共同构成有为法。如此,则既不否定以空间理解时间的传统理路,又在相续和作用的过程中显豁出因果关系的本质。     

印度佛教美术与神秘主义

本文认为,在创作手法和作品风貌上,印度佛教美术表现了某种象征主义的特色。这种象征主义以世俗和自然的现象疏导和烘托宗教信仰,并在两者的对峙、动荡中铸造一种恒定的审美模式。从哲学本体论看,印度佛教美术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主体超越论,它建筑在自我闯入“无”的境界之上,而导致心灵的高扬和宗教化倾向。就功能而言,印度佛教美术是一种审美上的神秘主义,它通过夸张和激越的情态,引起宗教信仰或集体无意识的审美趣味。印度佛教美术是古印度文化的结晶,因此我们要从其发生、组合和演变的进程中,作全方位的、客观的考察和分析,这无论是在对其鉴赏或者研究上,都是极其重要和必不可少的。     

道家自然思想的现代人文价值

老子提出了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负概念“无”,并将其作为“道”的存在方式,而与此相关的“自然”则为“道”的根本属性;继老子之后,庄子进一步将“自然”的意蕴加以扩充,“自然无为”乃成为道家理论的核心所在;郭象则以“性分”思想为理论基础,进一步对“自然”之义加以引申和发挥。在知识理性、工具理性大行其道的今天,面对当今社会出现的一系列负面问题,传统的道家自然思想依然展现着其关怀个体生命、社会众生乃至自然全体的人文价值,并依然能发挥其积极作用。     

禅宗视域下的念佛观与往生观--以《坛经》为中心

慧能通过对此岸与彼岸距离的厘定,对依报关系与自心体、用不二的发挥,对学、修一体化的新解,对顿、渐成佛的演绎等问题,围绕往生净土的主体论、境界论、修行论、时间论等四个方面进行阐发。以佛性论为根基,从“自性清净心”下手,在禅宗“明心见性”根本前提下,汇通了此岸与彼岸、生死与涅槃的关系,将自身的解脱实践论融入其中,令般若智慧与善巧方便合一。慧能的“往生净土”说不仅是对道生以来的“佛性论”和“顿悟成佛”说的继承与发展,更是对历史以来禅法中关于念佛观、往生观的总结与创新,这种将思辨高深的理论与务实践行的修法统一起来的致思模式,开创出修佛法而不坏世法的新视角,进一步深化了关于“佛性”“往生”观念的内涵与外延,推动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