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死刑复核程序的立法设置

现行死刑复核程序因立法缺陷因素的制约,其价值的发挥受到很大局限。针对现行死刑复核程序的性质和立法缺陷进行分析,着重论述死刑复核程序的立法设置问题。     

论我国死刑的程序控制——以死刑复核程序为视角

长期以来,我国的死刑复核程序从启动方式到具体程序都具有很强的行政化色彩,不仅不能保证司法公正,更不能很好地发挥其限制死刑适用的作用。此外,有关死刑复核程序的规定过少且过于笼统,因此不具有可操作性。尽管现行刑事诉讼法对于死刑复核程序做了进一步完善,但2012年刑事诉讼立法修改的力度毕竟有限,我国的死刑复核程序距离一个审判程序的要求仍有差距。因此,结合现行刑事诉讼法中关于死刑复核程序的规定及存在问题,从价值观念、启动方式、审理方式、被告人的参与度等方面出发,讨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死刑复核程序问题,以期实现对死刑的程序控制,达到维护司法公正,最终限制死刑适用的目的。     

死刑复核程序的理论思考与三审制改革构想的探讨——以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为切入点

随着最高人民法院统一收回死刑核准权,死刑复核程序的改革成为当前《刑事诉讼法》修改中亟待研究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本文在对现行死刑复核程序的弊端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拟对死刑复核程序的定位进行探讨,试图提出中国死刑复核程序改革的基本思路,进而论述实行死刑复核三审终审制的必要性以及其方式。     

我国死刑审判制度之检讨与重造

从现代司法程序原理的角度讲,我国死刑复核程序在设计上存在着不公开、单方控制以及形式化等机理性缺陷,从而造成了死刑复核程序的正当化难题.目前理论界对于死刑复核程序改革的研究缺乏一种总体上的理论进路和框架,研究具有分散性,结论缺乏系统性.死刑复核程序的改革,必须以正当程序理念为目标指引,在正当程序理念和制度框架内,探寻我国死刑复核程序变革的可行性方案.为此,必须对死刑复核程序进行三审制改造,同时严格死刑案件的程序要件,以构建死刑案件审判的正当程序.     

死刑复核程序的诉讼化研究

由于立法上死刑复核程序内容的空洞化和缺乏制度上的保障，最高院在死刑复核程序的实际运作中突显了诸多的弊端，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现行死刑复核模式的“行政化”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本文试图从“诉讼化”的视角出发，全面分析我国死刑复核程序的现状，提出我国死刑复核程序的根本出路在于实现死刑复核程序的诉讼化。     

死刑复核程序之立法完善研究

在我国刑事诉讼法面临再修改之际,死刑复核程序的改革和完善已势在必行.死刑复核程序之立法完善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死刑核准权下放导致部分案件二审程序与死刑复核程序合二为一、死刑适用标准混乱、立法无序并剥夺和限制了当事人的程序权利,应将死刑核准权收回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复核方式应修改为赋予被告人律师辩护权,书面审理、凡有争议的案件应采取书面审理与设置听证程序相结合方式;死刑复核范围应采取法官全面审查与针对控辩方提出异议内容进行审理相结合;复核死刑立即执行案件不规定具体期限,复核死刑缓期执行案件规定具体期限;复核死缓案件无论量刑是否偏轻均不得加重被告人刑罚.     

复核与核准：死刑复核程序应加区分的两个阶段

死刑复核程序是死刑案件的必经程序,是防止错杀、误杀的最后一道防线。为了保证死刑案件的质量,对最高人民法院即将收回死刑核准权的举措,本文持赞成态度。在此基础上,本文首次指出,死刑复核程序其实是由死刑复核和死刑核准两个不同的阶段组成的,死刑复核权和核准权是可以分离的,最高人民法院收回的只是死刑的核准权,而不是死刑的复核权,因此,高级人民法院仍然可以同最高人民法院共同享有并依法行使死刑案件的复核权,但不能再行使死刑的核准权。通过论证,本文就死刑复核和核准两个阶段的具体程序分别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并设计了它们应当具有的基本内容。     

死刑复核程序之再审视——以审判程序为视角

我国关于死刑复核程序的一些法律规定违背了诉讼原理,使死刑复核这一审判程序蒙上了行政化色彩.死刑案件关乎公民的生命,在立法不能废除死刑的现实下,应从程序上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死刑复核程序的完善应以审判程序为基点,遵从审判原理,对其进行诉讼化改造.改造的重点是按照诉讼“等腰三角形”模式吸收控辩两方参与程序,保障辩方的辩护权,并对审判组织、期限等问题予以明确.     

死刑复核程序刍议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严格的死刑复核程序,它的设置对于严格把握死刑的适用,统一掌握死刑标准,贯彻少杀的刑事政策大有助益。但是,由于目前我国死刑复核制度与二审合二为一,死刑复核程序虚置现象严重,死刑复核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另外,最高人民法院把死刑复核权下放,各省法院对死刑标准掌握不一,形成一国之内法律面前事实上不平等的局面。应将死刑复核权统一收归最高院行使,创建开放式的死刑复核程序。     

死刑复核律师介入权的探讨

在死刑复核回归最高人民法院三年多来，死刑复核程序的改革和完善的探讨从未停止。目前，死刑复核的相关法律规定非常笼统。辩护律师在介入死刑复核程序时，更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现行的死刑复核程序是法院主动启动、书面秘密审理的内部程序，未将被告人辩护权法定化，从而导致了律师辩护权在行使和保障机制上的障碍。律师作保障公民基本人权，防止公权力滥用的法律地位在死刑复核程序中的缺失了。     

论犯罪完成后之正当防卫

犯罪的完成是以刑法保护客体即刑法法益为考察基点,在法定意义上的价值评判,是立法者进行价值选择的结果,而不是从自然角度观察的行为过程的完成。在纷繁复杂的犯罪过程中,犯罪人与被害人时刻处在博弈之中,文章对犯罪完成后被害人防卫权行使的特殊性予以梳理,以期对刑法理论的发展有所裨益并为司法裁判提供助力。     

当代大学生国防观念状况分析与对策

当代大学生国防观念状况,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简略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普通高校开展国防教育的基本情况和较为成功的经验,重点阐述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当代大学生国防观念的形成过程及相伴的思想发展轨迹;二是普通高校国防教育,必须直面当代大学生价值取向的特点;三是普通高校国防教育改革必须注意新情况,探索新思路.     

辽河流域早期现代化的特点

现代化是一个涉及转型的历史过程,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潮流。现代化理论开拓了历史研究的视域,用现代化的理论与视角来研究辽河流域早期现代化历程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被动应对性、筹边防御性与民族主义性,这是辽河流域相对于中国其他地区早期现代化历程比较明显的特点。     

平衡视角下我国辩护权体系的合理架构

基于诉讼职能区分理论,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应当保持一种"动态平衡",即辩护行为应着重防御、适度对抗、全程进行。符合这三项要求的辩护行为经法律确认后应上升为被指控人及其辩护人的诉讼权利,这些诉讼权利统称为辩护权,它们互相衔接、有机结合构成辩护权体系。     

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探索及相关政策的演进

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随国际形势的变化不断探索前进,大致经历了三个重要时期:第一个时期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经历了国防科技工业创建时期的平战结合探索;第二个时期从改革开放到世纪之交,期间经历了冷战结束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型时期的军转民和军民结合探索;第三个时期从新世纪以来至今,期间经历了新经济引发的新军事变革时代的寓军于民和军民融合探索,逐渐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式发展的思想体系和政策体系。     

论逆防卫的正当化根据及构成要件

人权的普适性、正当防卫制度设立的目的及司法实践的客观需要决定了逆防卫存在的正当性。作为特殊情形下的正当防卫,逆防卫在前提条件、主体条件、限制条件等构成要件上有别于一般情形下的正当防卫;逆防卫在司法实践中的认定与把握也对司法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论正当防卫评价的相对性

我国正当防卫的规定具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点,关于正当防卫的正当化根据应解读为自我保全、优越利益以及法确证原理。否定防卫挑拨成立正当防卫应从挑拨者基准说、被侵害者基准说和防卫者基准说三方面进行把握。第三人为保护挑拨人利益实施防卫的,成立假想防卫;被挑拨者对第三人实施攻击,第三人自己以及挑拨者为保护第三人的利益实施防卫行为,成立正当防卫。唆使、帮助正当防卫行为的,不应评价为共犯予以处罚;利用他人正当防卫杀人,不成立杀人罪的间接正犯,而是成立杀人罪的教唆犯。数人共同实施防卫行为的,是否防卫过当,应进行相对性、个别判断。     

建设跨学科军工专业,培养国防科技创新人才

军工专业建设对培养国防科技创新人才至关重要.文章分析了军工专业的发展过程,介绍了军工专业建设的特点,提出了军工专业建设的思路,给出了军工专业建设与实践的成果.     

现代篮球个人攻击性防守策略探究

如今的篮球运动员都具备了较高的防守能力,在赛场上能够积极主动地抑制对方的进攻。运动员在防守的过程中,能够有效地扩大放搜范围,增强自身的堵球、抢球能力,有效地提高自身的随机应变、快速移动以及判断对方进攻模式的能力。篮球运动员增强自身的攻击性防守能力,对形成良好的团队协作、促进防守策略的有效实施、构成坚固的防守阵营具有重大的影响。     

论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认定——邓玉娇事件引起的思考

如何正确适用正当防卫,充分发挥正当防卫制度的作用,是我国刑法的正当防卫制度得以全面落实的关键。这就要求我们在实践中,厘清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两个既有本质区别又有密切联系的概念。而如何把握好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认定问题,法律没有规定具体标准。因此笔者希望通过案例分析防卫行为是否明显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了重大损害为标准来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