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定法与判例法之社会适应性比较

由于创制方式不同,制定法和判例法在社会适应性方面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制定法以总的社会生活条件为基础,针对一般情况从全局的观念出发来制定法律,判例法植根于具体的社会生活现实,更偏向于通过对具体个案的调整来确定每个人的权利与义务;从法律创制和法律适用两方面看,判例法与制定法相比,更具确定性优势;同样,判例法比制定法能更灵活地适应社会生活,有较完善的自我调整机制。     

中国建立行政判例法制度的价值分析

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日趋融合是法律文化发展的趋势。中国作为制定法国家,目前在行政法上存在概念难以界定、法律规定不明确,公民的行政法制观念不强,行政权与司法权失衡等问题。行政判例制度的引入对于加强中国公民法制观念,弥补成文法及其司法解释的不足,纠正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失衡以及适应与国际接轨的需要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判例法制度构建探析

现行成文法固有的抽象性及滞后性,导致适用法律存在差异和出现法律真空,判例法制度的构建,能有效弥补相应的缺陷,实现法治的功能与价值,使法治的统一性及适应性得以完善.我国在存在构建判例法制度的条件下,应从判例法制度的确立方式、构建多层次的判例体系、建设相应的审级制度等方面进行判例法制度的构建.     

刑事自由裁量权的判例调控

刑事自由裁量权有其存在的客观性和必要性 ,但刑事自由裁量权过大 ,会导致诸多弊端 ,用刑事判例制度克服刑事自由裁量权过大 ,既能适应刑事司法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的需要 ,又能保持刑事司法的稳定性和一致性     

刑事判例法渊地位:实然与应然之改革

确立刑事判例制度,要求我们必须在肯定现有法律模式和价值的同时,重新审视刑事判例的法渊地位,本文分别从我国现行法律体制与法律多元理论两个方面对刑事判例的法渊地位问题进行了多视角的分析,作者认为对刑事判例法渊地位的认识应当全面,既要考虑到在我国现行法律体制下刑事判例不可能具有法渊地位这种实然状态,又要考虑到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多元思维的成熟,刑事判例应当逐步具有法渊地位这种应然状态.     

刑事判例法渊地位:实然与应然之改革

确立刑事判例制度 ,要求我们必须在肯定现有法律模式和价值的同时 ,重新审视刑事判例的法渊地位 ,本文分别从我国现行法律体制与法律多元理论两个方面对刑事判例的法渊地位问题进行了多视角的分析 ,作者认为对刑事判例法渊地位的认识应当全面 ,既要考虑到在我国现行法律体制下刑事判例不可能具有法渊地位这种实然状态 ,又要考虑到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多元思维的成熟 ,刑事判例应当逐步具有法渊地位这种应然状态。     

我国国际私法采用判例制度可行性探究

摘要： 伴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全面推进和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我国涉外民商事交往日益频繁,而国际私法领域也同样面临着诸多机遇与挑战。尤其是涉外民商事案件数量越来越多,案情越来越复杂,我国现行国际私法立法已很难适应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的国际民商事案件的处理需要。应该对大陆法系诸国对待国际私法判例的态度进行系统的比较和分析,从而探究我国在国际私法领域引入判例制度的可行性,致力于引入判例制度,完善和发展我国国际私法。     

制定法运行机制及其障碍探索

制定法与判例法是当今世界并驾齐驱且影响最大的法律传统,其理论研究深受学界关注.然而,对制定法的运行及运行机制却缺乏应有的重视和相应的研究.本文对制定法的运行机制及障碍作初步探索,并由此认为,适当地引入判例法形式,在制定法整体框架下发挥判例的作用,并非毫无根据的异想天开.     

当代中国判例制度的构建

判例制度在弥补制定法不足,维护司法公正,体现法律至上理念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10多年前,我国法学界曾就中国是否要引入判例法有过激烈的争论,现今大多数学者已经认同判例在中国的运用.基于中国目前司法实践中对判例适用的迫切需求,而制度上又未给予相应的支持,构建一套完整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判例制度,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需要比较判例与判例法的不同,确认中国适宜建立判例制度而非判例法制度.并从判例的效力地位、创制与确认主体、确认程序、判例格式等多方面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的判例制度.     

从民商法视角看我国判例法制度的构建

文章从判例法的理论基础和特点入手,分析判例法的借鉴意义,阐述我国建立民商判例制度的作用,论述我国民商判例制度的构建。     

刑事和解制度的刑法学构建

在对刑事和解制度的基本内涵及特征等方面进行概述的基础上,分析刑事和解与刑法学的内在关系,结合中国刑事法治实践初步探析刑事和解制度在中国的建构。     

刑法司法解释:现状、成因及其走向

我国刑法司法解释存在解释权力的异化、解释主体的泛化、解释内容的分散化、解释效力的矛盾化等问题。目前,"两高"发布具有普遍效力的刑法司法解释具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但从应然性的角度看,刑法司法解释最终将还原成为一种司法技术。     

我国司法鉴定制度与刑事司法改革的冲突与协调

我国刑事司法鉴定中存在着很多问题,严重影响了刑事诉讼对公正和效率的追求,干扰了刑事司法改革的进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针对司法鉴定管理制度的问题,提出了较为现实的改革方案,即通过理顺司法鉴定工作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建立独立、公正的司法鉴定体制。这个决定对规范我国刑事司法鉴定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论刑事申诉中司法公信力的树立

刑事申诉是刑事诉讼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程序,在当事人对生效裁判提出刑事申诉后,司法机关应当积极予以受理,但是我国现阶段对刑事申诉程序的重视还不够,刑事申诉案件提起主体混乱、刑事申诉案件管辖规定不明等。同时社会各主体的法律意识与法律信仰不够、司法不公开、舆论绑架司法、司法行政化色彩严重以及司法工作人员的释法析理能力不足等问题突出,极大降低了司法在社会中的公信力。因此,我国刑事申诉程序应当选择刑事申诉公开审查的模式,增强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保障司法公开与公正,正确引导媒体舆论,积极推进司法机关的去行政化,提升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对裁判释法说理的能力,积极树立刑事申诉中的司法公信力。     

论刑法司法解释溯及力的三个问题

本文对刑法司法解释的溯及力所涉及的三个方面问题进行了探讨和剖析,即:(一)刑法司法解释对所解释的刑法规范颁布以前的案件是否有溯及力;(二)刑法司法解释对所解释的刑法规范实施以后自身颁布以前的案件是否有溯及力;(三)刑法司法解释对解释的刑法规定实施以后自身实行以前。已有的生效司法解释正在实施,新的司法解释是否有溯及力。笔者主张,在这三种情况里都应该坚决贯彻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并提出了立论依据。     

清代回疆司法实践中的刑事法律

本文通过使用大量的史料及案例材料,对清代回疆地区司法实践中所实际适用的刑事法律作出了详尽的分析,从而揭示出清代国家法在回疆地区适用的渐进过程。     

国际刑法中公司的共谋行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公司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违反国际刑法的行为屡禁不止。晚近,国际社会就应当对公司严重侵犯基本人权的行为追究相应的国际刑事责任这一问题基本达成共识。然而,鉴于国际刑法尚未承认公司的国际犯罪主体资格,通过对晚近国际刑法学界和实务界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和实践活动分析可知,当前国际刑法对公司犯罪行为的惩治只能通过追究公司在侵犯人权行为中的共谋行为来实现。     

轻刑主义：拯救抑或放纵——从当前我国刑事立法视角的反思

我国的刑罚体系不但不是有些学者所称谓的重刑结构,反而失之过轻.轻刑化的趋势并不意味着可以超越时代与国情盲目追求刑罚的轻缓.现行刑法的轻刑主义倾向应当通过刑罚制度的调整与完善加以矫正,否则,刑罚的功能发挥将受到不当抑制,进而影响刑罚目的的实现.     

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关系再认识：困境及出路

我国法治实践中,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之间一直存在着诸多不协调,彼此互动不明显。无论是在观念认识,还是在立法、司法实践以及学科研究层面,二者关系呈现出分离、割裂、断层的局面。刑法与刑事诉讼法是和谐统一的有机整体,因犯罪这一纽带联系在一起,有着共同的价值取向,均受刑事政策指导,在历史上原本合体并存。因此,有必要重新认识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树立刑事一体化观念,注重整体性立法,加强司法实践融合,开展交叉性研究,以实现二者双向良性互动与协调发展。     

刑法谦抑性践行之思考

从刑法谦抑性产生的历史语境来看,刑法谦抑性主要蕴含着刑法的宽容性、有限性和经济性。刑法谦抑性理念作为刑法的价值观,对它的贯彻和实践不宜由"非犯罪化"、"非刑罚化"、"轻刑化"等模式加以描述和涵盖,脱离具体历史语境讨论刑法谦抑性的相关问题是没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