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穆勒纲领与德国历史学派评析

施穆勒是德国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施穆勒纲领被视为融合理论与历史的方法论，但它只不过是用社会意识去理解社会存在，而不是用社会存在去理解社会意识的唯心主义方法论。门格尔与施穆勒之间的“方法论”之争是“两小儿辩日”式的争论。德国历史学派作为讲坛社会主义者曾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鄙视和批判，他们也对马克思进行了诬陷。今天一些人希望借鉴德国历史学派的主张，以强调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但是在这方面，德国历史学派也完败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真正把经济学变成历史科学的是马克思，而不是德国历史学派。     

演化经济学:现代流派与创造性综合

“新奇”是划分演化与非演化经济学的基本标准 ,它否定了所谓“新古典演化经济学”的提法。按照这个标准 ,现代演化经济学的主要流派是由老制度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奥地利学派和“调节”学派所构成。本文认为 ,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四大流派所承继的传统近二十年来已发生了很大的嬗变 ,共同的东西越来越多 ,这就为我们的创造性综合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而目前的这四大流派基本上仍是相对独立地发展着 ,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片面性 ,如果能在新的框架下相互杂交 ,这将有可能在理论上产生重大的创新。     

演化经济学与经济变迁理论的新视野

演化经济学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一门新学科,它彻底抛弃了新古典经济学所蕴含的牛顿力学隐喻,而借鉴现代生物学进化隐喻来构建其理论纲领,发展出一种完全异于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制度和技术变迁理论由于运用了演化经济学的动态分析框架,在技术变迁、产业发展以及社会经济演进等问题上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     

德国历史学派再认识与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

自主创新是中国经济学自主发展的战略选择之一,按照现代宇宙观对西方演化经济学诸流派进行创造性综合并建设中国崛起的国民经济学是中国经济学自主创新的两项重要工作,这种工作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认识经济思想史中的许多重要流派。德国历史学派的宗旨与中国经济学自主创新战略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它不仅是现代演化经济学的重要先驱,而且在19世纪下半叶对推动德国崛起并解决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和谐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马克思经济学在主体上与德国历史学派都是同一种哲学传统和经济学传统的产物,而这种传统与中国哲学传统之间又具有惊人的相似性,这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和开创中国经济学研究传统都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     

新、老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及其比较——融合、继承与发展

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无疑是当今最令人瞩目的经济学分支之一,从某种程度上讲,它已经渐进地融入主流经济学。追根溯源,它是对德国历史学派、美国制度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新、老制度经济学派都把制度纳入其研究对象,但到目前为止,它们在经济思想史中的地位却迥然不同。新、老制度经济学的共性在于,都对正统经济学持批判态度,其基本方法论都是多种"主义"的融合。老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是历史主义、本能主义、进化主义、实用主义、集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的融合,还包括个体主义的成分;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是制度主义、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融合,又受到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影响乃至有回归进化主义的倾向。新制度经济学,宛如一个大集合或是大熔炉,集众家之长,把利己的东西都融合在一起,可称得上是各种经济学派的融合体。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和理论假设与主流经济学趋同是它兴起的根本原因。     

经济演化分析方法及其主要来源综述

演化经济学是以有限理性假说为基本范式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有三个标准:本体论标准、反还原论标准和生物学类比标准,它所采用的是个体群思维方法并强调心智在分析中的作用.经济演化思想主要来源于制度学派与奥地利学派的演化理论,这种分析范式使经济学对于现实世界的描述更为准确,从而奠定了现代演化分析的理论基础.     

生态经济学的演化特征与演化生态经济学

当前,生态经济学的某些研究领域已显现出被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陈旧框架同化的趋势。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生态经济学实际上长期忽视了对"演化"属性的关注,并在研究中排斥制度因素。鉴于此,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应当重视对"演化"和"制度"的关注,这将催生一门新学科——演化生态经济学。它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双重优势,对中国这样生态—经济矛盾突出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意义尤为重大。     

主流经济学的生态缺憾与生态经济学研究纲领研究

本文基于科学哲学的角度．在对主流经济学研究纲领解析的基础上，指出主流经济学长期忽略生态维度，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全球性生态危机和环境污染。对此．经济学家们通过科学哲学发展理念的贯穿和提升，进一步设计整合经济学的研究纲领．形成新的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生态经济学理论。生态经济学研究纲领继承了主流经济学研究纲领的精华，并且努力弥补其生态缺憾。发展并运用生态经济学，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演化经济学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凡勃伦、缪尔达尔和卡尔多

循环累积因果理论是演化经济学的重要理论之一,它经由凡勃伦提出,并在缪尔达尔和卡尔多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但思想史的研究大多认为,凡勃伦的累积因果与后续者有很大不同,他只强调了连续性的累积,而没有重视循环。本文认为,凡勃伦对一致性的强调以及由此而展开的制度演化分析同样有着循环含义,而且和凡勃伦的"盲目漂移"一样,缪尔达尔同样认为,在复杂的循环累积因果作用下,系统的演化方向和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循环累积因果原理还广泛体现在调节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和演化发展经济学的诸多研究中。就政策意义而言,循环累积因果不仅提供了一种普遍联系的分析方法,更为重要的是为寻求良性循环和恶性循环的启动点提供了理论依据。     

技术创新过程的演化特征分析

创新理论最早由熊彼特提出来,演化经济学吸收了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基本观点,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其主要理论贡献在于提出了技术创新演化分析的基本内核——新奇性。在此基础上,演化经济学对技术进步的过程进行了实质性分析,提出了技术变迁和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技术创新的演化分析对于建立国家创新体系、完善各项制度安排、培育企业的技术创新文化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辨"齿、牙"

一些大型字典、辞书或齿、牙不分,或认为牙是臼齿。依《说文》、古文献、动物形态,牙实为尖锐的犬齿。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