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僧尼出家“具戒”考——以石刻文字资料为中心

辽人崇佛,二百余年间,有难以计数的男女信徒,小小年纪便走出家门,来到寺庵,耳闻晨钟暮鼓,目睹青灯黄卷,了其一生.石刻文字资料反映辽代僧尼出家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受当时社会佛教兴盛大环境影响所致,二是在家庭成员崇佛氛围熏陶下而为之,三是全民信教背景下的个人性格使然.辽代僧尼“具戒”之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皇帝下诏“恩度”,每次得“度”的僧尼人数众多,“具戒”之年龄也没有任何限制；二是寺院或僧司出题“试经”,并按成绩排序,“具戒”年龄一般规定为二十岁.     

辽代词坛沉寂现象论考

"辽代词坛创作沉寂"这一判断不惟是文献稀缺现实下的一种假设,实则亦与历史的真相相差无几。而相较于词在高丽以及金的接受与创作,辽代这种词坛沉寂现象的产生既与其本身的文化立场息息相关,也与这一时期词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所表现出的传播特点密不可分。尽管辽词创作不兴于世,但辽人之于词的发展,尤其对于金词风格的塑造依然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对此现象的探讨,是我们理解整个十至十三世纪词史的有益补充。     

辽代契丹习俗文化源流考

辽代契丹习俗文化源流考张国庆契丹是我国古代北方地区的一支少数民族。从公元１０世纪初至１２世纪初，契丹人建立的辽王朝，曾统治我国北方长达２００余年。有辽一代，契丹人形成了自己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的习俗文化。树有根，水有源。同自然界各种现象一样，一个民族的...     

辽代守制考论

近些年来，有关古代丧葬习俗的论述颇多，但对于丧葬习俗中的“守制”这一礼仪却很少有人论及。“守制”在以契丹族为主体的辽代，却带有某些特殊性。它既是辽史、民族史、文化史的组成部分，又是民俗学、伦理学、社会学不可回避的内容。同时，又不难看出辽代契丹族的汉化...     

辽代人口考述

关于辽代人口的数量,史书尚无具体的记载.过去曾有学者进行研究,但是看法存在很大分歧.因此,应该采取与以往不同的研究方法考证辽代人口,即充分利用辽代的石刻资料,结合文献资料,对辽代人口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统计,以纠讹、补充史料的不足.在对辽代人口进行统计时,主要依据三种方法:一是利用<辽史·地理志>中对各道人户的记载,从中统计出辽代的总户数;二是从<辽史·兵卫志>中记载的每户所出的丁数,统计出辽代各府州县的总户数,再依据辽代碑刻墓志铭,统计出每户平均人口数,从而计算出以上两种统计方法中的辽代总人口;三是依据辽代石刻中的相关史料,间接推算出辽代的人口.用这三种方法分别进行计算,其结论大体相同,即辽代人口在750万左右.     

辽代大赦三题

建国至占领燕云地区期间,辽代大赦的赦书起草者,由逃往辽朝的汉人担任,此后则由南面翰林院中的汉族翰林学士负责。辽代大赦赦书的内容,主要有免罪、覃恩、蠲免赋税三种,另外还偶尔出现调整行政建置和度僧的条文。中原王朝的大赦赦仪对契丹族来说十分繁琐,因此辽朝很可能并不存在赦仪。     

辽代古刹奉国寺

奉国寺坐落在义县城内东北隅,建于辽开泰九年(公元1020年),现遗存古建筑有内大门、牌坊、无量殿、钟亭、杯亭、大雄殿、西宫禅院。大雄殿是寺内惟一保存下来的辽代建筑,殿的形制为五脊单檐庑殿式,面阔九间,静静地坐落在义县县城内的奉国寺TheFengguoTempleinYixianCounty.砖地上的青衣、落英、石凳与人们许愿时在松树上挂起的红布条,成为寺院内的一道景观Aviewatthecourtyardofthetemple.进深五间,高24米,长55米,宽33米,建筑面积1800多平方米,是中国辽(宋)代遗存至今最大的单檐木构建筑,在中国寺院中建筑面积最大,被专家誉为中国第一大雄…     

辽代翰林院与翰林学士

辽代政治制度的主要特点是“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南面官系统中的重要机构之一翰林院是仿照唐朝制度设立的，其性质也基本同于唐翰林院，即院官分为翰林学士与翰林画官、医官等两大系统。前者“掌天子文翰之事”，属于秘书人员，后者各以其一技之长侍奉君主，属于技能之士，二者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迥然不同。本文试就辽代翰林院的机构设置、职掌、人选等进行探讨。一、机构与人选由于史料的缺乏，辽翰林院设置的具体时间不详。就笔者迄今所见，辽朝最早的翰林学士当数磁州人张砺。张砺原为后唐翰林学士，团柏谷（今山西…     

辽代契丹服饰考略

契丹是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之一。公元10世纪初,由契丹族杰出首领耶律阿保机建立的契丹辽国,曾统治我国北方长达200余年。辽代契丹人多以牧猎为生,所以,他们的服饰极富北方游牧民族特色。以往著辽史者,缺乏对辽代契丹人的服饰做全面、系统的研究。笔者不揣谫陋,试就辽代契丹人的服饰做一略考,并祈方家教正。     

辽代佛教题材壁画考论

辽代中后期佛教炽盛,不少画家以佛教文化内容为题材,创作了大量精美绝伦的壁画作品。已发现的辽代佛教题材壁画大致有四类,即墓室佛教题材壁画、棺椁小帐佛教题材壁画、寺庙佛教题材壁画与寺庙建筑构件佛教题材彩绘、佛塔宫室佛教题材壁画。辽代佛教题材壁画分布于契丹辽地各处,但出现在辽代前期的却极少,大多数创作于辽代中后期。辽代佛教题材壁画蕴含的佛教文化内涵十分丰富,诸如对备经备茶及诵经念佛活动、对佛教"供养"行为、对各类佛教人物形象以及对佛教文化其它内容均有真实描绘。辽代佛教题材壁画的艺术特色十分鲜明,既有承仿中原画院派工整、细腻之技法,也不乏草原画家简约、写实之风格,并且在壁画题材"人"与"物"的表现形式上,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本土化"倾向。     

中国早期文字木雕版考

在历史上,印刷术包括两大类,即雕版印刷和活字版印刷.这两种印刷术在发明的时间上有先后,在制作技术上有传承,在实际应用上有交叉和衔接.中国最先发明了雕版印刷术,后来经过几百年的应用和发展,又于北宋年间率先发明了活字印刷术.1991年维修宁夏贺兰县宏佛塔时出土的数量巨大的西夏文木雕版,使中国早期木雕版零星传世的局面得以改观,大大拓展了中国早期雕版印刷实物资料,显示出中国中世纪雕版印刷的丰富多彩的内涵和高度发展水平.     

兼析辽契丹人口思想与辽代阜新人口

契丹民族之所以崛起于中国北方并建立了幅员辽阔的边疆王朝,有其诸多历史原因和条件姑且不论之。但与其中契丹民族秉承的人口思想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建国前抢劫财富和掠夺人口来增加劳动力;"军国之务,爱民为本",辽政权对人口增长采取提倡、奖励的政策;"得地无民,将焉用之"。这一人口思想具有积极意义,在辽代统治的阜新地区人口的数量和构成与特点、分布、人口流向有重大影响,推动了契丹人口更大的发展和民族的融合。     

明清方志所见陕西文学家族著述考

明清时期,随着经济中心的南移,虽然在汉唐辉煌一时的关中文学走向式微,但仍然涌现出了以康海、王九思、王维桢、康乃心为代表的著名文学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年活跃在三秦大地的作家和文学家族大多被文学史所遗忘。现根据陕西方志,以文学家族为基本单位,钩沉明清时期20多个文学家族的著述史料,以期部分还原这一时段陕西文学创作的原生态场景。     

京津冀方志所见民间演剧史料辑考

在清代及民初所修的京津冀地区志书中,有一些关于民间演剧现象的记述,分布在"岁时民俗"、"民间文艺"、"冠礼"、"丧礼"、"祭礼"等篇章中。这些史料,对于研究旧时京津冀地区民俗与戏剧搬演的关系,考察京津冀民间戏剧的活动状态以及其它剧种在京津冀民间的播衍,特别是探究中国古代民间戏剧演出史和古代剧场的形式变迁等,具有重要意义。     

辽代的宰相与使相

宰相与使相是辽代重要的职官制度。在关于辽代官制的记载中,宰相与使相是出现频率较高的两种职官。辽代的宰相制度,既有对五代的继承,也有受宋影响的一面,但并不是直接承自唐制。钩稽文献,辽代的宰相群体包括北府宰相(北宰相)、南府宰相(南宰相),北、南枢密使和枢密副使,侍中、中书令(政事令)、尚书令,大丞相、左丞相、右丞相,中书侍郎平章事、门下侍郎平章事和参知政事平章事。辽代的使相,指以宰相官衔为虚衔的节度使(包括节度州长官节度使和部族节度使)、五京留守;"使相"之"使"指节度使(包括五京留守),"相"则指宰相。唐末为笼络藩镇,始以宰相头衔作为地方节度使的加衔,带宰相衔的节度使被称为使相。辽朝的使相虽然承自唐制,却也与唐代的使相制度存在一定的差异。如将部族节度使、五京留守视同中原地区的节度使,也可以加宰相衔称使相,这是辽代的新变化。     

辽代辽河流域渤海人的社会状况

渤海国灭亡以后,渤海人被大规模迁到辽河流域。在辽朝统治者的统治之下,渤海族的社会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都有了较大的进步。随着契丹统治者汉化进程的加快,其统治下的渤海人的汉化趋势进一步加强,本民族的习俗也进一步汉化。     

崇兴寺双塔辽代禅塔双标

双塔始建于辽代晚期(约在1055年-1123年间),是中国佛寺采取双塔并立布局最早者,因其位于北宁市广宁镇古城内东北隅崇兴寺前,故称作崇兴寺双塔。崇兴寺双塔为砖雕八角筑十三层实心密檐式建筑,两塔坐北朝南,东西对峙,相距43米,占地面积近3万平方米。东塔高43.85米,西塔高42.63米。两塔形制、结构基本相同,但略有差异。其砖雕坐佛、胁侍菩萨、飞天、负重力士、伎乐人,精细栩栩如生,莲花、平座、斗拱勾栏、宝盖造型独特,脊兽、瓦垄、飞檐,风磨铜宝珠至今金光闪烁,风铃、风铎清脆悦耳。1988年,崇兴寺双塔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崇兴寺双…     

辽代女真与高丽朝贡关系考论

高丽显宗以前,女真与高丽并没有建立以女真朝贡为主要内容的朝贡关系。显宗以后,女真几乎每年都要遣使向高丽朝贡,高丽则在给予女真相应回赐的同时,对女真首领进行册封并按臣下之礼接待女真使节,正式建立了具有政治从属地位的女真与高丽的朝贡关系。女真与高丽的朝贡关系是在女真与辽朝朝贡关系的基础上建立的,具有既向辽朝朝贡又向高丽朝贡的性质;女真向高丽朝贡,以经济性活动为多,政治性活动较少,且多为女真主动向高丽朝贡,带有一定的随意性。女真与高丽建立朝贡关系,有利于女真和高丽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为女真起兵灭辽和反过来令高丽向自己称臣纳贡准备了条件。     

由辽墓壁画看辽代契丹人与汉人服饰的融合

服饰作为一种文化因素,不仅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也是区别不同民族的标志。这种差别不仅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更是人类在日常生活中根据环境及自身活动的不同逐渐形成的。契丹作为我国北方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在长期以游牧为主的生活中,形成了独具本民族特色的服装。然而,在契丹与汉族的不断交流和融合过程中,契丹服饰逐渐发生了变化,与此同时,汉人服饰中也融合进了契丹服饰的一些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