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原因社会分工论的历史考察

我不赞成郭占恒同志的关于探讨商品经济原因的历史叙述。我认为,探讨商品经济原因,并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特有的课题,而是古今中外许多经济学家共同研究的课题。探讨商品经济原因的理论史,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奴隶社会的经济学家对奴隶社会商品经济原因的探讨;第二,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原因的探讨;第三,社会主义时期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原因的探讨。每个阶段再可分为若干小阶段。人们对商品经济的原因众说纷纭。在众多说法中,只有社会分工论,即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唯一原因的论点,成为贯穿三个阶段,跨越辽阔的空间,拥有许多经济学家的学术思想。社会分工论是一个古老而又崭新的学术思想。第一个用社会分工来解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原因的,可能是卓炯同志,那是在六十年代初期。当时没有一个人同意。七十年代末开始,情况大不一样,赞成社会分工论的人越来越多。尽管他们的解释不一致,但是,毕竟是值得注意的。     

论元代的称谓习俗

称谓是说话人称呼他人或自己使用时的名称,可以分为一般称谓、亲属称谓和人名称谓等。它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文对过去很少有学者涉及的元代称谓习俗作了深入的探讨。     

论元代士人的归隐意识

“仕与隐”观念的冲突,是传统士人心态中的一个矛盾。但在历史上隐逸难以成为主流。元代士人在人生观念上有很大变异,蔑视功名,否定仕途,表现出对传统的背离。这种变异,产生于元代异常的社会环境。虽然它还不具备否定封建社会的高度,但表现出自我的觉醒。元人归隐意识的内核为自保及自尊需求,尽管表现得夸张直露,但从其本质论,并未超出历代归隐意识的藩篱。     

论元代诗人袁桷的题画诗

袁桷的题画诗题材宽泛,包括山水画﹑花鸟画﹑人物画等等;体裁多样,有古诗﹑律诗﹑绝句,以绝句为多,且以组诗形式出现,可见其在诗歌创作上所做的尝试。他以诗论画,又将绘画的思维和技法融入诗歌,进行了诗画融通的艺术再创造。善于选取独特意象,动态感﹑形象感﹑色彩感较强,体现了他＂诗中传画意,画里见诗馀＂的观点。诗歌风格多样,主要表现为含蓄蕴藉和恬淡自然两种。     

论元代大都地区的环境保护

古代农业社会在朴素的自然哲学指导下对动植物资源的保护,与晚近工业时代产生的"环境保护"概念不可同日而语,但彼此之间也存在着某些相通之处。本文依据历史文献,讨论元代大都地区关于行道树与经济林的种植和保护、皇家苑囿内的动植物保护、禁猎区的设置与动物保护等涉及环境保护的若干问题。     

历史上北京人的信仰文化

历史上北京人的信仰文化刘宁波所谓信仰,是从人类原始信仰中不断传承变异而来的民间观念。作为一种民俗观念,它是民众心理结构中最深层、最隐蔽,同时也是最稳固的成分,并因此渗透在民众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宗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信仰的一部分,...     

论儒家的敬天信仰

与殷商的"神权至上"不同,周人所持的是一种"人本主义"的传统观念。作为周代文化的推崇者和传承者,儒家倾向于世俗化的政治。但儒家对于宗教的态度又是复杂的。一方面,儒家对"鬼神"有着清醒的看法,他们明白这种超验之物是不可验证的,因而对其首先持一种"悬置"的态度;但儒家又并不持无神论,而是倾向于一种"祛魅"的有神论,也就是对"天"的信仰,既不蒙昧也不迷信,更接近于西方近代以来的"自然神论"。另一方面,尽管儒家在宗教上有着相当理性的看法,但对于流行于民间的蒙昧与迷信的原始宗教,儒家仍然保持着某种尊重,并能够正视这些民间信仰对于社会风尚、道德与秩序的作用。同时,儒家对于"信仰之天"始终保持着敬畏之心,并将其视作道德的最终依据,因而,不同于道家的相对主义,也不同于墨家的功利主义,儒家的道德观是绝对的、超越的。     

论元代文人心态的利欲张扬

元代文人心态整体上有重利的倾向,而且伴随着人欲的张扬。这主要是基于自身存在和功利的考虑,以及欲望的增强和表现直接。利欲的张扬使文学创作整体上有走向直白的趋势。文人们从被拔高的境界雅尚回归到基本的人情利欲,有求真尚实和不矫揉作伪的因素,其内在的实质还是人情的显扬。而在这种心态笼罩下,元代文人多走向纵欲或者佛道思想,以求得宣泄或者中和,这也影响到元代文学的整体创作。     

元代诗学“自然”论

自然论是元代诗学的一个时代话题。元代文人没有唐代文人那样强烈的功名意识,也没有宋代文人那样沉重的历史使命意识,他们愿意自然地活着,自然地写诗,写自然的诗。元代诗学倡导自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宋人刻意为诗的反思。自然在元代诗学中,主要不是风格概念,而是关于诗歌本源和生成问题的思考,或者认为诗歌得自天地之自然,以为自然乃目前之画本,胸次之诗材;或者认为诗歌发自人心,自然而然,发人心情志意趣之自然。至于诗歌如何臻于自然境界,或以为弃绝人为,纯任自然;或以为超越人为,复归自然,句成而无锻迹,篇成而无铸痕,功夫到处,圆融自然。     

论元代散曲的积极社会意义

元代散曲,这株艺苑奇葩,曾在我国艺术园地上放过百年异彩。但由于散曲作家们的文艺思想比较灰颓,反映在作品中的思想比较消极,因此,遭受不少研究者和文学史家的指责,对其社会作用和意义,批判过多,肯定不足。毛泽东同志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鲁迅先生也说过:“文艺家的话,其实还是社会的话。”②以这种观点来看元代     

论信仰对管理的影响

信仰作为人的最高意识形态,对人的行为具有一定的约束和激励作用,对社会伦理关系具有一定的维系和整合作用,是人类管理活动的原动力。科学的信仰能够为管理活动提供智力支持、文化条件、精神动力,进而对管理体制、管理人员、管理行为、管理职能等产生积极影响,推动管理目标的实现。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最科学的信仰,在当代中国,只有马克思主义信仰才能凝聚和激发起亿万人民群众的力量和智慧,才能提高社会的管理水平,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良好的基础。     

论日本战争责任问题长期搁置的历史原因

20 0 1年 4月 3日 ,日本文部科学省教科书审定机关通过了由“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扶桑社出版的中学“公民”、“历史”教科书。这两册教科书完全按照日本历史修正主义的观点 ,把日本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描写成“亚洲解放战争”、“自卫战争”,把日本对殖民地的统治说成是“合乎国际法”、“合理”等等 ,引起亚洲各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和震惊。然而 ,面对中国、韩国等当年曾经深受其害的亚洲国家的反对和抗议 ,日本政府竟以“不便干预”、“审定自主”等为借口 ,拒绝对无视历史事实、美化“大东亚战争”的教科书进行实质性修改。这一事实…     

历史上科学与信仰的冲突与融合

科学与信仰问题与人类文明史相伴,它们的关系是复杂的、多向度的.从远古到现代,二者的关系经历了以下四个发展阶段:远古时期以宗教为母体的混合共生阶段;中世纪宗教支配科学而又为科学孕育前提的阶段;近代科学起源时期科学与信仰关系的复杂化阶段;科学理性背景下科学的凯旋与信仰的失落阶段.这四个阶段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出科学与信仰的冲突与融合.     

汉晋至唐岳神司命信仰谳论

在民间信仰脉络中,先秦"泰山治鬼"说在汉代演化为泰山司命信仰,逮至晋唐,泰山主治生死的职能更为细化,形成以泰山神为首的地府衙署。作为岱宗,泰山司命信仰自然会影响五岳。东汉时泰山裁定生死的职能已投射到五岳。至唐代,岳神司命信仰流布更广,信仰内涵渐趋丰富,更多折射出世俗化的信仰诉求。与民间岳神司命信仰发展理路不同,汉唐道教将泰山治鬼说与道教神学思想结合并加以创发,道教岳神司命信仰由此别具特点,具体表现为泰山司命的重要标识——泰山死籍形成、岳神司命信仰与五岳真形图信仰、五岳真君信仰相融合。     

元代杨维桢“情性论”诗学研究

杨维桢的“情性论”诗学是元代诗学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形态,其形成与元代独特的经学背景密切相关。元代经学在主体性转向上迈进了一大步,这对元代诗论的影响表现在哲学化和注重自我两个方面。杨维桢的“情性论”诗学对于诗歌的本质和功能进行了个性化的阐释,这既继承了中国古代诗学“诗言志”的传统,又综合了魏晋以后的“诗缘情”的艺术观念。杨维桢诗学的美学追求以对人的生命的本性认知为基础,并结合儒、释、道等文化精神,形成了独特的人格精神和艺术风貌。     

法律信仰：历史、对象及主观条件

人类史上的法律信仰经历了习惯法信仰、宗教法信仰和世俗（国家）法信仰三个历史时期。并非所有的法律都被信仰，唯有具备规律－科学性、人道－正义性、方便—效益性三要素的法律才有可能成为主体信仰的对象；而且由于现代法律既具有被主体普遍信仰的价值基础、真理基础、行为操作基础和道德基础，又在确立法治原则的现代社会显得更加突出，因而使得法律作为最权威、最首要、最基本、最普遍的信仰对象具有了现实性。当然，主体信仰法律还需要具备从利益感受、价值认同到法律信念之三个主现条件。只有主体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运用权利、遵守义务，才能把内在的法律信念与外在的法律行为完善地结合起来，形成法律信仰。     

论常遇春的信仰与族属问题

回族民间传说和不少学术著作都认为常遇春是回回人。但从常遇春长辈的名讳、常遇春家族的行为方式及有关常遇春后代的资料、元代色目人的地位等方面来看,常遇春不太可能是穆斯林,因而也不太可能是回回人。     

论民间信仰文化生态系统的当代建构

由于“现代性”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冲击,唯物质主义文化价值取向的牵制,以及我国民间信仰活动管理政策、法规依据不足等,民间信仰长期处于“欠合法”状态,其社会功能和文化价值呈现弱化之势.在日益激烈的国际文化竞争中,应客观对待民间信仰的文化意义,并在对现代性问题给予恰当回应的过程中重构民间信仰文化生态系统,使之在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上实现应有价值.     

刍论大学生法律信仰之要求

为了切实提高大学生法律信仰水平,必须深入分析大学生法律信仰的应有要求。法律信仰要求的实质就是大学生是否形成法律信仰以及确立法律信仰是否完备的衡量标准。法律信仰应包括大学生法律至上意识的确立、大学生对法律价值的高度认同、大学生积极守法精神的形成、大学生对法治的积极参与意识这样四个方面。大学生法律信仰的完备性,表现为法律信仰的坚定性、专一性和非盲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