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明代进士祖上的生员身份与何炳棣再商榷——以天一阁藏《明代进士登科录》为中心

本文通过对天一阁藏《明代进士登科录》的爬梳,确认明代进士祖上三代生员出身少的现象乃史籍缺载所致。事实上,明代生员概率接近常态;何炳棣采集的史料若特指生员而言,其来源本身就有局限性,由此统计的数据不宜当作明代进士社会流动率高的一个依据。天一阁藏《明代进士登科录》在讨论明代B类进士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明代进士祖上三代生员身份的有限记载,主要来自民间的《进士同年录》而非官方的《进士登科录》。生员身份是否有资格作为进士家状的基本内容之一,必载于或应载于《明代进士登科录》?若是,又始于何年?作者求教于方家。     

规则制定过程中的多元角色——以技术标准领域为中心的研讨

在技术标准制定过程中,政府不一定能成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而有可能去代表产业界的利益;企业作为技术标准的使用者和信息源泉,可能会力图通过标准的垄断来获得市场上的优势地位;协会参与技术标准制定时,应强调协会成员的广泛性和均衡性,并接受一定的程序约束;专家不一定就能对技术标准问题给出正确的答案,也不一定能就彼此的歧见达成共识;消费者的利益则很难在标准制订过程中被代表和加总,消费者自身对专业技术问题的理解也可能有偏差。为此有必要设计出更具合理性的程序装置,以保障技术标准制定过程的民主性及内容的实质合理性。     

儒家政治哲学的多重面向——以孟子为中心的思考

本文以孟子的政治思想为中心 ,着重分析了儒家政治哲学与近代民主政治理念沟通的可能性。作者认为 ,孔子、孟子等儒家将社会的等级差异视为天经地义的现象 ,与近代民主政治理念无疑存在着理论的距离。但孟子在讨论人际关系中提出“乐道忘势”等观点 ,则又包含着接受、认同近代民主理念的可能。孟子对君与天下的区分及民为贵等较为系统的看法 ,为认同或接受民主政治的价值前提提供了一定的可能。如果说 ,孟子对规范、礼制以及法等作用的肯定、对“徒善不足以为政”的确认 ,使之包含了与近代民主政治沟通的可能性 ,那么 ,他注重人格在政治实践中的规范意义、强调“徒法不能以自行”、要求以善教制衡善政 ,等等 ,无疑对近代民主政治过分强化形式化、程序化及技术理性的偏向 ,可以在思维进路上形成某种纠偏的作用。     

十六世纪官宦的家庭生活与地方社会——以顾鼎臣的家书与奏疏所述为中心

弘治、正德以降至万历朝前期,是晚明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王朝发展的社会经济层面,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态势。同时,也产生了明朝人所谓的各种时弊与社会危机,包括赋税积弊、灾荒打击、盐盗猖獗以及倭乱爆发等内容,也有所谓从北虏南倭到东奴西贼的危机变化阶段。这些变化,都与地方民生与家庭生活日常息息相关。昆山顾氏家族中的杰出代表顾鼎臣,由于科举的成功,从家乡北上京城的中枢机构任职,开始了比较漫长的仕宦生涯。在他上呈朝廷的许多奏疏以及寄往昆山的家书,多侧面地呈现出在政治地位攀升的过程中,他与官场关系处理的谨慎态度、家庭生计的安排与家族控制、家庭教育中对读书与养生的重视以及对江南地方社会的关怀与公益事业的热心,进而据此可以更为全面地解读晚明政治史上这位重要人物的具体思想与活动,及其家国情怀。     

试析日本首相官邸主导政治——以安保法案决策过程为中心

日本首相官邸主导政治是日本议会内阁制改革的一环,日本议会内阁制从55年体制的共识型,向冷战后的简单多数决定型转变。日本通过改革选举制度和内阁制度,完成这个转变。安倍上台后,推行首相官邸主导政治,通过考察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安保法案制定过程,可以管窥日本简单多数决定型议会内阁制和日本首相官邸主导政治的实质。安倍政权在制定安保法案受到自民党内势力制约,也受到执政联盟伙伴公明党的制约。安倍政权制定安保法案过程中,压制自民党内反对势力,也牵制公明党。安倍顺利通过安保法案有制度原因,也有日本社会全体保守化等社会原因。     

民国时期北京寺庙、商业与城市民俗生活——以隆福寺档案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主要使用隆福寺档案史料,并结合相关实地调查,对民国时期隆福寺内住户、商户进行分析,发现隆福寺街既是住户民俗仪式的重要空间,也是北京城市商业中心。围绕寺庙商户、僧人与市民形成共赢的民俗社会关系网络,寺庙和商业积极融入世俗生活、增加人气,商户借助寺庙的公共空间积累财气和市场。寺庙神圣与世俗生活通过商业途径融汇在一起,使得寺庙本身营造出一种平易近人的宗教神圣和商业繁盛。     

清朝的京控——以嘉庆朝为中心

在中国历史上,“京控”现象并不鲜见,但直到19世纪初的清朝嘉庆时代,“京控”才开始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此后一直困扰着清朝政府,直至其灭亡。本文以《嘉庆上谕档》为中心,全面考察嘉庆四年新政后京控扩大化的过程,分析了京控受理与审理程序,探讨了清朝政府试图依靠督抚体制解决京控的策略及其实际效果。同时从制度结构、民众的好讼意识以及嘉庆皇帝个人性格三个方面分析了清朝京控扩大化的原因。本文指出,清初停止御史巡按成为京控之滥觞.作为地方长官的督抚无力肃清地积案,从而导致了京控的扩大。京控扩大后又加剧了地方积案现象,从而陷入了恶性循环。到了嘉庆二十五年,由候补官员组成的京控审理机构——山东专局的成立,表明嘉庆皇帝依靠固有的督抚体制解决京控的策略最终以失败告终。     

公共神学与普遍人权——以马克斯·斯塔克豪思为中心

本文以马克斯.斯塔克豪思的思想为中心,分析了基督教神学关于人性普世性的见解对于理解人权普遍性的意义。人权普遍性得以成立的根本理由是承认人类存在的普遍条件和共同人性。人权的思想中存在着普遍的原则,这些原则和真理是不可动摇的,不能因不同的宗教、文化、社会处境而改变。斯塔克豪思认为,基督教神学关于人的内在尊严及神圣性的观念为人权提供了终极基础。在人权问题上,如何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同时认可人类共同体存在着某些共有的和普遍的真理就成为关键的一步。     

日本新型政治结构探析——以新进党解体后的政局走势为中心

日本新型政治结构探析——以新进党解体后的政局走势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高洪１９９７年底,日本国会中的头号反对党新进党宣布解散,随之引发了在野党之间的新一轮分化组合,并逐渐影响到整个政界。各大政治势力调兵遣将的锋芒所向,无疑是今年７月的参议院选...     

君臣冲突与晚明士大夫政治——以万历朝“国本之争”为中心

在万历朝国本之争中,士大夫群体始终反对神宗将个人意愿凌驾于礼法之上,主张大臣持守原则以及君臣公议天下事,并以这种政治价值观主导了舆论的走势。神宗采取多种严厉措施打压士大夫之谏诤,然在国本之争中,士气不弱反强,对皇权构成持续性的政治约束。以万历朝国本之争为视角,可以体察晚明士大夫政治之张扬气象,士大夫从争国本,已然走到了诉求限制君权一节。但君臣争之激烈,又事实上引发了诸多问题。究其本质,国本之争反映了帝制框架内士大夫政治与皇权专制极端化的冲突,也构成晚明士大夫政治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六朝世族的政治意识与政治行为——以琅琊王氏为例

六朝世族实际上是世代为官的家族,与政治之间具有非同一般的关系。在此背景下,居于六朝世族之首的琅琊王氏作为最特殊的家族之一,其家族的一切活动始终离不开政治这一主线,对政治更具有超常的依赖性。因此,从微观角度认真探讨琅琊王氏的政治意识与政治行为,对于深入开展六朝政治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清末民初地方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调适——以南浔绅商群体的政治参与为中心

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10年代,南浔地方权力格局先后出现绅商第一世代、第二世代反体制群体、地方守土派三类权力主体,引起了地方社会与国家权力关系的三次调整。清末民初南浔绅商群体的政治参与,展现了地方社会与国家之间互动的具体模式,揭示了两者之间关系调适的内在逻辑及关联因素。     

日中关系的回顾与展望——以国际环境和国内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为中心

日中关系的回顾与展望——以国际环境和国内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为中心〔日〕田中明彦一、战后的日中关系在观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日中关系史的时候，颇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作为对双边关系产生较大影响的因素，不仅要看到两国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还要看到国际环境和两国的...     

康熙帝与社仓建设——以直隶为中心的考察

康熙中后期试行社仓的实践并不成功.究其原因,除了优先发展常平官仓、社仓制度不够完善等因素外,更和康熙帝关于官员治理地方的思路相关.本文以直隶为中心,探讨了康熙帝对官员“安静而不生事”“恤民”等要求对于推行社仓的影响.     

康德与《圣经》--以康德早年生活与晚期宗教思想为中心

《圣经》对康德的影响极为深远,几乎贯穿康德思想的始终。对于早年的康德而言,《圣经》教义及其律法主要是借由敬虔教派（ Pietism）通过家庭和学校这两个场合产生影响。康德虽说厌恶课堂上灌输的那种僵硬的敬虔理论,但对塑造着父母良好品性的宗教精神一直抱有好感,且终身念及此事。后期的康德宗教思想主要体现在《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一书中,在那里康德分别从“根本恶”、基督论（ Christology）、教会学（ Ecclesiology）以及末世论（ Eschatology）四个维度细致阐释了他对基督教核心教义的理解,并给予了极具创发性的改造。对此问题的梳理,有助于了解启蒙时代的思想家是如何理解《圣经》的,进而加深后世对理性与信仰关系的认知。     

民初的乡村组织与基层调解——以奉天省为中心

民国以来,随着国家权力深入乡村,新型的基层国家政权和意识形态话语对调解这一高度自治性和民间性的纠纷解决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奉天省的区村长民事案件评议制度表明,随着基层乡村组织进一步被国家权力所渗透,调解组织自身结构发生变化,在组织形态上,呈现一种组织化、制度化和官僚化的趋势.但这种"非民间化"趋势并不必然意味着在调解方法和程序上完全体现出国家的意志.奉天省的经验显示,在习惯和法律有冲突时,调解者更常常站在习惯的一方.而对国家法律采取漠视的态度.这种组织形态上的"非民间化"趋势跟调解方法和程序上的"民间化"特性的结合,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民初基层组织在政权化的过程中所保留的绅权属性.     

晚明士人生活心态与明亡历史的写照——以杨文骢及其诗文为中心的考察

杨文骢是晚明著名的诗人,但因其与马士英有姻亲关系,而马士英又与阉党余孽阮大铖沆瀣一气,时人和后人的评价,多避不开党社是非观,对他多有非议.清军南下江南,杨文骢却以身殉国,以事实表明:对晚明士人节气的判定,不能简单地以党社是非观为标准.     

通货紧缩的形成与治理——以日本为中心展开分析

通货紧缩在日本已持续多年 ,严重制约着日本经济的恢复。如何治理通货紧缩已成为目前日本政府的重要课题之一。分析日本通货紧缩产生的必然性、原因、特点、治理政策及效果 ,从中找出经验教训 ,当为我国预防通货紧缩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墓志所见北魏后期迁洛鲜卑皇族集团之雅化——以学术文化积累之提升为中心的考察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鲜卑皇族集团的汉化进程明显加快,其宗室子弟不断趋于雅化.由墓志可见孝文帝及其他北魏后期统治者重视设置、完善国子学等学校教育,鲜卑皇族宗室子弟普遍入学接受汉文化启蒙教育,以致早慧的宗族子弟层出不穷.孝文帝等统治者注意为诸王精心挑选宾友、僚佐,诸王也竞相招集汉族名士,形成了一些藩邸文化中心.与汉族名士的密切接触,对其文学艺术才情与经史学术修养的提升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相关墓志还体现出鲜卑皇族重视女子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