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罗山与朝鲜通信使的笔谈研究——以《韩客笔语》为中心

1607年至1811年间被派遣赴日的十二次朝鲜通信使是近世日朝关系史上重要的历史记录。而日本文人识士与朝鲜通信使间的接触和交流也是锁国时代下日本对外文化交流史上无比华丽的篇章。笔谈唱和作为日朝文人交流的重要形式,留下的众多记录和资料也越来越受学界重视。林罗山作为在文禄庆长之役后重建的日朝外交关系中担任通信使接待的幕府代表之一,与其中六次通信使都有接触,《林罗山文集》中记载的《韩客笔语》是研究林罗山与通信使交流的重要史料,在面对面直接的对话中更能体现双方观点和相互认知的不同。     

清朝与朝鲜间的文化交流——以盛京地区为例

清代朝鲜使团前往燕京(北京)的行走路线,三分之二以上位于盛京(今辽宁)地区,停留的时间通常在40天左右,沿途经过、停留21个驿站。朝鲜使团人员与盛京本地人的文化交流,主要体现为三个层次:一是使团过夜的房主人,二是处于社会下层的普通文化人,三是知识渊博的地方进士。大量史实说明,中国与朝鲜半岛学者应将目光从北京转向盛京,从汉族名士转向满族学者,从高级官员转向下层民众,以推动清代中朝文化交流史的深入研究。     

天启四年朝鲜使臣的北京之行——以洪翼汉《华浦先生朝天航海录》为中心

天启四年,朝鲜国王李倧再次派使臣前往北京,奏请明廷尽快派诏使完成对其即位的封典。对此,《明实录》和《李朝实录》等中外文献缺乏记载,而随团出使的书状官洪翼汉的《华浦先生朝天航海录》以日记的形式详细记录了朝鲜使臣这次出使的路线以及围绕李倧的封典所展开的外交活动。     

日本文化外交的观念变革与实践创新——以国际形象的建构为中心

近年来日本文化外交在塑造和传播良好的国际形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21世纪后,为适应全球化的需要, 日本文化外交观念出现变革.推出"发信"、"受容"和"共生"为行动指南,对运作机制和活动方向进行了调整,并积极就活动项目、文化形式和传播方式进行新的实践探索,目标是不断提升国际形象、最终实现政治大国形象的建构.但由于日本外交实际与文化外交的属性要求存在矛盾,同时受历史观的直接影响,从长远看,文化外交对日本的国际形象建构作用会出现明显的局限性.     

明清时期山海关的姜女庙与孟姜女传说——以朝鲜燕行文献的记载为中心

明清时期山海关的姜女庙主要是官方控制的教化之所,宗教性功能则由周围的观音殿、催生娘娘庙等承担。姜女庙的空间布局、神像、楹联、壁画等都有强烈的官方色彩,官方碑记整合了民间的故事,确定了山海关孟姜女传说的基本框架,民间的表达则见缝插针地渗透进去,在寻夫、殉夫等情节上出现了一些变异,官方、士大夫的权威与民间的创造性和谐共存。结合明清地方史料,朝鲜燕行文献的记载不仅有助于梳理明清时期山海关姜女庙和孟姜女传说的流传和演变情况,更能呈现孟姜女传说的演变轨迹和多样性。     

《元代地方精英与基层社会——以江南地区为中心》评介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国际汉学界精英、士绅研究潮流的影响下,中国学者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其中,讨论热烈,成果丰富。近来苏力博士出版的新著《元代地方精英与基层社会——以江南地区为中心》(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作为李治安先生主编的十卷本基层社会与国家权力研究丛书之一种,以新颖的考察视角,对元代江南地方精英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在唐宋社会变革和宋元明历史过渡诸国际性汉学议题有关地方精英的研究链条中,《元代地方精英与基层社会——以江南地区为中心》一书(下简称苏著)起到了上连赵宋下牵朱明的作用,勾连起了中国传统社会发展进程中一     

唐代皇帝亲征礼仪研究——以礼书记载和实践为中心

皇帝亲征是中国古代王朝中最高级别的军事征伐活动,相关亲征礼仪也最为繁琐复杂。唐代皇帝亲征礼仪记载于《大唐开元礼》,属于军礼内容之一,但经过史料考察发现,唐代皇帝实际实施的亲征活动屈指可数,相关礼仪也未见实施,徒留于文本之上。同时,唐代皇帝亲征礼仪程序中需要出席陪同并分工负责的具体官员也只能是唐朝官僚制度的反映,根本没有付诸实践的机会,只能降低规格进而服务于唐代大将出征相关礼仪。     

师陀的创作心境研究——以《期待》为中心

师陀代表作《期待》集中体现了他的创作风格和艺术特色。把握作品在情节处理、时空观照和叙述设置上的双重性以及作家从中所表现出来的艺术分寸和传递出的对革命、对时代、对命运的态度等,有助于研究者深入作家的内心世界,窥见一个曾经热心革命的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如何将热情转化为温情,将同情升华为悲悯的心路历程。     

14、15世纪朝鲜汉语教材与元明时期的戏曲小说——以《老乞大》、《朴通事》、《训世评话》为中心

古代朝鲜重视学习汉语,至今留存有《老乞大》、《朴通事》、《训世评话》等专为朝鲜人编写的汉语教材,其中部分内容是对中国古代小说戏曲作品的改编、仿制或直接袭用。古代朝鲜的汉语教科书与元明时期中国小说戏曲在内容上和形式上有紧密的关联,是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域外传播的途径之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知识界的思考——以《东方杂志》为中心的考察

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战)的爆发引起了中国知识界对中国自身的强烈思考,<东方杂志>对此有大量的报道,以<东方杂志>的报道为中心进行考察,可见在欧战的三个阶段,引起国人的思考各异.而国人此时的思考都不脱爱国二字,欧战引起的国人的思考都是针对中国问题,可将此思考视为国人的爱国三调.     

元代文人与歌妓交往述论——以夏庭芝《青楼集》为中心

夏庭芝的《青楼集》记载了元代文人与歌妓的大量交往事迹,为探讨元代文人与歌妓的交流互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由《青楼集》可知,在元代,无论名公显宦还是浪子文人,都与歌妓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既带动了元曲多样化艺术风貌的形成,又促进了歌妓表演艺术与文学修养的精进,对元曲的繁荣具有重要的推动意义.与此同时,《青楼集》独特的书写姿态,折射了以夏庭芝为代表的元代文人在思想观念、审美趣味和文化修养等方面的新转向,呈示出元曲在元代文人文化活动中的重要地位.     

明末秦淮名妓与文人——读余怀《板桥杂记》

由于明末社会风气和士林习气的影响,南都名妓云集,形成了一个有影响的女性文化群体。应试举子、风流墨客群萃于此,使南都烟花繁盛一时。因这些名妓气度超群,风韵拔俗,具有较高文化素养,所以决定了她们与文人的关系,所交游者皆一时文苑名士,这种关系属一种文化与情感的交往,从而也促进了诸妓文化层次的提高。有些嫁与文士的秦淮名妓,婚后更拥有一种文化生活环境,并富于情感,忠于爱情,当国变遭难时益见其芳贞。秦淮名妓的活动与存在价值大都是在与文人的关系中体现出来的。《板桥杂记》虽追忆秦淮旧院之事,但其深意却告诫人们当国家多难之时,以此为戒,所以应把此篇视为史鉴之作     

评《中国移民史》——以辽宋金元时期为中心

评《中国移民史》———以辽宋金元时期为中心虞云国一移民研究历来是人口研究的重要环节。然而,由于中国历史绵长,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民族杂处,这诸多因素的结合,造成中国移民史研究必然是规模庞大、层面复杂、进程艰巨的,遂使一般学者视之为畏途。但是,离开了移...     

索洛维约夫普世主义的上帝观——以《神人类讲座》为中心

本文通过对索洛维约夫早年著作《神人类讲座》的具体研究 ,从理性与信仰、肯定与否定、个性与理念、万物统一与三位一体、神性与人性等五个方面系统论述了索洛维约夫普世主义的上帝观     

全球化视野下的礼仪、身体与日常生活——以近代致意礼变迁为中心的考察

致意礼在近代社会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主要有两大趋势:一是出于减轻身体负担的诉求,推动了礼仪动作的简化;二是在文化殖民的渗透下,西方礼仪文化对国人身体与思维起到了重要的形塑作用。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国家规训与自我控制分别通过空间、服饰等媒介对社会民众的行礼方式选择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民众也从身体感觉与诉求出发,选择适合自己的礼仪,最终形成特定的礼仪风尚,在日常生活中固化下来。     

论司马辽太郎的战争观——以《坡上云》为中心

司马辽太郎是日本著名历史小说家。他 1 92 3年 8月 7日出生于大阪市 ,1 996年 2月 1 2日逝世。从 1 956年发表小说到1 988年发表最后一篇小说 ,他共出版小说 57部 ,其中长篇 36部。他几乎获得过日本所有著名的文学奖 ,还获得日本“文化功劳者”的称号 ( 1 991年 )和“日本文化勋章”( 1 993年 )。司马辽太郎虽然不是历史学家 ,但他的历史小说中关于战争和历史的观点在日本影响甚大。日本许多政府官员、大公司的经理和职员都承认司马的历史小说对他们的影响。1近年来日本出现的一种主张重新认识日本历史的所谓“自由史观”也与司马的历史小…     

试析日本的环境外交理念及取向——以亚太环境会议机制为中心

日本环境外交顺应全球环境保护发展趋势,力求通过参与和倡导国际环境对话与合作确立外交主导权,为实现日本"大国化"战略再辟蹊径.日本主办的亚太环境会议作为本地区各国进行环境政策对话、交涉和调整环境相关政策的平台,是日本加强双边、区域性及全球性三个层次环境外交的中间环节,也是日本以"环保大国"形象从亚太地区走向世界的跳板.     

模仿与超越：扬雄经学思想论析——以《法言》为中心

扬雄是西汉末期著名的思想家与经学家。他身处经学兴盛但又今、古文经纷争不息的"经学昌明时代",因政治、著作等因素被后世忽略了其学术贡献。以两汉今、古文经学的差异为考察背景,分析《法言》大胆采用模仿经典形式背后的撰述动机,显示出扬雄在经学发展转型时期,不囿于一家一派,调和今、古文经学的自身学术立场及其"重德轻事""深约解经"的经学思想。此外,《法言》中展示的援道入经倾向,以及扬雄在后世所受褒贬不一的历史评价,昭示着中国儒学在由经学到理学的发展过程中理论的不断完善与成熟。     

李光洙的东京观察与新文明想象——以《东京杂信》为中心

本文以韩国现代文学先驱李光洙在东京留学时所写的杂谈《东京杂信》为中心,讨论其由日常生活观察所形成的日本东京印象,考察了他对于新文明的想象。李光洙从十余种角度观察日本,分别为中小学校、留学生、技工学校、体育教育、繁忙生活、清洁、经济的意义、勤劳且俭朴、家庭预算、福泽谕吉、求知与读书等,凝结为两部分即为教育与城市生活。其中,李光洙感触最深的乃是日本的教育,无论是基础教育,还是各类职业教育,无论是主体学校、还是个体受教育者,都呈现出蓬勃繁荣,朝气进取的状态。在城市生活方面,李光洙感受到新时代日本人的快节奏、高效率、勤勉务实等的风貌,这既体现在家庭方面,也体现在个人身上,即方方面面的东京生活都呈现出积极的气象。从李光洙的东京观察,可以体会到他对朝鲜民族落后于人的愤恨之情,对本民族向上、向前,紧随时代的殷殷期待,也可以体会他对朝鲜民族悲惨命运的隐隐感叹。理解李光洙对日本新文明的想象,可以理解他由于被殖民所造成的民族痛苦情结,亦有助于理解该文对于朝鲜民族的启蒙意义。     

柳宗元的“囚居”意识与山水描摹——以《囚山赋》与《永州八记》为中心

柳宗元的《囚山赋》描写了永州自然环境的恶劣,并把群山比作禁锢自己的牢笼;《永州八记》则精致地描摹了永州幽僻冷寂的佳景以抒发抑郁之情。两者所绘之景及表达之情虽似不同,但实际都是柳宗元"罪囚"身份的自我认定与"囚居"意识强化的不同表现形式。"罪囚"形象的自我塑造与"囚居"意识的凸显,清晰地贯穿于柳宗元的永州诗文之中,甚至延续至其寓柳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