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元、卢比的流入与清末云南币制变迁

清代末年,英、法两国侵占缅甸、越南后,与清政府约开云南蒙自、思茅、腾越为商埠。法属越南和英属缅甸机制铸币——法元和卢比,随蒙自等设关通商流入了云南。法元和卢比流入后,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货币职能,云南边疆发生了明显的铸币跨国替代现象。英、法通过卢比、法元在云南的货币替代,攫取了部分云南铸币权,获得了巨大的铸币收益。同时,法元和卢比的流通,严重冲击了云南传统的银两与制钱并行的货币制度,在加剧云南币制混乱的同时,客观上为"废两改元"、铜铸币辅币化打开了缺口,对云南币制近代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试论曾纪泽的中俄陆路通商交涉①

中俄伊犁谈判是曾纪泽外交生涯中的显赫一笔,对于曾纪泽的交涉和部分权利的挽回,学界中人大都给予了高度评价。但近几年,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观点,认为曾纪泽在“重界轻商”思想下对俄国陆路通商特权的让步给近代中国西、北边疆造成了很大损害。然而,从当时的情况出发,要求曾纪泽在伊犁交涉中“商界并重”看似对中国主权有利,实则难以达到。清政府在中俄陆路通商交涉中的节节失利,事实上是晚清政府边疆危机在经济上的表现,不能因此而苛责曾纪泽的修约交涉。     

清代穆克登查边及中朝两次勘界

有清一代,中朝两国界务,几经交涉。康熙朝即有穆克登查边,光绪朝又有两次勘界。其后,沙俄插手,日本帝国主义最后扩大成“间岛案”,至此中朝交涉实质上遂转为中日交涉。迨至1909年9月签订《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这一错综复杂、曲折漫长的界务交涉始告结束。限于篇幅,笔者仅就中朝界务交涉的早期阶段略述管见,以就教于海内外专家学者。     

关于招商局轮船首航梧州的史实

轮船通航梧州的历史,一些论者只注意到外轮首航梧州的记载,却忽视中国招商局轮船首航梧州的史实。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法战争之后,法国吞并了越南。光绪十三年,法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法续议商务专条》,规定广西开龙州、云南开蒙自为通商处所;法国商船可经松吉河及高平河从谅山和高平运载货物至龙州,并可使用谅山至龙州的官道。     

试论元代云南驿传的特点及其作用

元代在全国广置驿传,云南也不例外。元代在云南推行的驿传制度,与内地基本一致,而又有其特点。研究云南的驿传,有助于全面了解元朝的驿传制度和元代的云南社会情况。 一、元代云南驿传的特点 元代在云南设置的驿传,具有几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分布广泛,规模庞大。元朝在云南行省西部边疆、南部边疆以东,以北地区(包括今云南大部、贵州西部和四川凉山地区),修建了纵横交错的驿道网络。驿道网络以省治中庆(今昆明)为中心,以大理、威楚(今云南楚雄)、建昌(今四川西昌)、乌蒙(今云南昭通)、曲靖、临安(今云南通海)、车里(今云南景洪)、永昌(今云南保山)、丽江等重要路、府所在地为枢纽,通向四面八方。在云南行省西部、南部边疆地区,也有驿道经过而通向今缅甸、越南等国。设置驿站之     

约开商埠与清末云南对外经贸关系的变迁

清代中叶,云南传统对外经贸关系形成了以沿边边境贸易为主体,以贡赐贸易为补充的格局.19世纪西方殖民者对东南亚和云南的侵略,终结了传统的贡赐贸易,同时强行开埠通商,通过改造传统的边境贸易网络,在云南建立了新的殖民贸易体系.约开商埠前后,云南对外经贸关系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内部结构也演变为以通商口岸为依托,以全球性、综合性的世界贸易为主体,以边境贸易、边民互市和走私贸易为补充的近代对外经贸关系.云南在一定程度上更深地卷入了早期经济全球化和殖民贸易体系的漩涡.     

民国初期中葡有关澳门界务的交涉

1928年12月中葡两国政府在南京签订（中葡友好通商条约》前,澳门界务问题一如清朝末年,是民国初期中葡关系的重要内容。对清朝末年的澳门界务问题多有学者论及,但对民初中葡有关澳门界务交涉的历史进程及特点,论及者则略嫌不足。本文主要根据手头现有的档案资料,就浅见所及,对民初中葡有关澳门界务的交涉作一初步探讨。由于1887年签订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未划定澳门界址,葡人送乘此机会,积极向澳门四周中国领土扩张,使中葡在领土领海问题上纷争频起。为解决澳门界址问题,清宣统元年（1909）,中葡双方在香港举行了勘界谈判。葡…     

黄遵宪《朝鲜策略》与近代朝鲜的开放

19世纪末期,朝鲜的命运和未来,引起清朝政府的关注,有识之士纷纷建议劝说朝鲜开放。黄遵宪撰《朝鲜策略》提出“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图自强”主张,为朝鲜划策,首先与美国建交,联合拒俄。《策略》在朝鲜引起举国震动,守旧派发起万人上书运动,朝鲜政府决议开放、改革,设立统理交涉通商事务衙门。李鸿章邀美国特使到天津谈判朝美建交事宜,终于实现缔约。由此反映了中国年轻一代外交官灵活务实的思想,和陈腐的洋务派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间岛”交涉与清政府外交形象的转变

1907—1909年的中日“间岛”交涉是清末围绕领土主权的一次重大外交活动。日俄战争后,日本利用外交上的有利时机,于1907年8月以中朝界务问题为由提出“间岛”问题。“间岛”初指吉林光霁峪前图们江中的一块滩地,日本歪曲“间岛”真相,将其扩大为涉及延边广大地区的领土纠纷。日本提出“间岛”问题时,即已派兵越境侵占借以配合其外交讹诈。清政府一方面在延吉地区组织有理有节的抵制,另一方面通过外交途径与日交涉,驳斥日方在界务问题上制造的种种谬说,论证图们江为中朝边界。交涉后期,日方调整外交策略,以“间岛”问题、新法铁路、大石桥营…     

阿古柏入侵时期喀什噶尔与俄国的商业贸易及其发展缓慢的原因

阿古柏入侵时期 ,俄国为打开喀什噶尔的商业市场 ,与阿古柏进行了长久的交涉 ,最终获得了在喀什噶尔通商的权利。但是由于阿古柏对俄国的防范心理、饱经战乱的当地人民很有限的购买力以及英国商品的大量输入等因素的制约 ,使得俄国对喀什噶尔的商业贸易处于萎靡难振的状态。     

论近代交通对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内地化牵引

西南边疆近代交通起于中法战争之后法属滇越铁路的修建,西南边疆社会的路权意识亦随之觉醒,也使滇越铁路从修筑到之后的运行,就始终伴随着边疆人民的路权声张及对交通权益维护的问题。抗战时期西南边疆的近代交通建设,不仅凸显了国民政府在西南边疆社会凝聚力的增强,也前所未有地提升了西南边疆与内地的紧密关联度。     

滇越经贸合作的现状、前景与发展思路

世纪年代以来,滇越经贸合作保持了快速稳定的增长势头,越南已成为云南省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新2090世纪初中越两国改革开放形势的新发展,对云南与越南的经济合作提出了新的课题、新的要求。文章分析了滇越经贸合作的现状与前景、成就与问题,并就新形势下双方经贸合作的重点领域、发展方向提出了建议。     

居乡状态中的南宋理学士人——以朱熹为辐射中心的群体探讨

南宋一朝,在理学内因和社会政治两方面的作用下,理学士人居乡化态势日趋明显。朱熹是南宋杰出的理学大儒,也是南宋居乡士人的典型代表。他行道乡邑,积极参与地方事务,努力构建理学框架下的基层秩序。以朱熹为中心,其亲友弟子中逐渐形成了一个规模较大的居乡士人群体,在乡闾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社会作用。对地方政府而言,他们是稳定地方、和谐乡里的优佳辅翼者;对基层民众而言,他们是下情上达、济贫恤困的有力护翼者。作为持道秉义、代表时代发展趋势的"第三种力量",他们不断扩大着自身对基层社会的影响力度,在乡闾间进行潜移默化的改造,将理学家的社会理想落到实处,不仅为理学在基层的深入拓宽了空间,同时也基本定型了居乡理学士人的行为模式和发展方向。     

民初云南绅耆的社会地位与角色

民国建立，云南绅耆不仅没有边缘化，地位反而越居显要，无论在政坛还是地方社会中都充当重要角色，活动甚形活跃，绅耆通过重新分化组合，趋时应变，变化身份，保持了既往的权势地位，这一历史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辛亥革命虽完成了政治上的鼎革，社会鼎革似未出现，历史的延续性仍然很明显。     

云南边民通婚引发的社会问题及其应对

云南地处西南边陲与缅甸、老挝、越南接壤,这三国边民通婚历史悠久。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云南经济快速发展、民族和睦团结,边疆社会稳定,大量境外的缅甸、越南、老挝三国边民入境云南边境通婚,并且通婚人数逐年增多,有不断上升的趋势,这些边民的通婚,给云南的经济建设、民族团结、宗教和谐、边境安宁等工作带来了诸多的社会问题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元代西部、北部六行省与边疆控驭

元代,陕西、四川、甘肃、云南、岭北、辽阳六行省所肩负的使命可分综领军民、总兵戎、镇护供军三类。六行省在权力结构方面表现为宗王、重臣多方控驭,其拱卫和较直接治理边疆的功能颇为突出。在西部北部边疆的治理控驭诸举措中,六行省是主导力量。由于六行省设置及多维的配套保障,分寄式中央集权在西部北部特定场域下得到了出色发挥与最大限度的优化。六行省还积极实施了西部、北部六七个地域子文明的新整合,这无疑是汉唐以来多民族统一国家疆域开拓和少数民族区域子文明逐渐融入中华多元一体框架的重要步骤。     

《老子》中“自然”诸义及其在魏晋玄学之分殊

在《老子》中,出于"自"者不必合于"道","自然"虽合于道却因其"自"之不同而彰显出不同意蕴:万物之自然与百姓之自然虽出于"自"且合于道,却以圣人高度精神化的作为去除其内外之扰为前提。圣人之自然则以高度精神化的觉悟与修道守道为特征,而作为范导性的道之自然又是这些不同自然的前提与根据。故"自然"虽为一正价值,其价值却有质与量的差异。没有纯粹的自然,更不存在高于道的自然。在魏晋玄学家思想中,一方面,自然被提升为最高原则与最高价值;另一方面,《老子》中的几层自然义分别得到发挥。王弼发挥了万物之自然义,嵇康发挥了民之自然义,郭象发挥了圣人之自然义。以道之下的自然为自然,并以自然来规定道,道注定沉沦。以道规定自然,以道之自然为真正自然,道与自然或复明矣。     

从边缘到前沿——云南辛亥革命精神的起源与传承

从辛亥“重九起义”到反袁护国战争,二者把云南从一个中国政治地理的边缘省份推向了历史前沿,引领时代风骚。这至少从地缘政治上来看是与云南在当时国内的地位是不相符合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差呢？深入思考这个问题会发现,这与云南自中法战争后特殊的社会变化,以及云南在应对这些变化时所形成的辛亥革命精神是密切相关的。     

琉球三十六岛与钓鱼岛列屿考略

琉球三十六岛与钓鱼岛列屿考略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具有不可争辩的主权。在明代,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在我国行政划分上,隶属于台湾管辖。郑舜功《日本一鉴》,明确记载钓鱼岛列岛是台湾的一部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从来就不是琉球或冲绳的一部分,是有确凿的历史文献根据的。琉球附属岛屿从来没有钓鱼岛列屿,是确凿无疑的,是有充分的历史根据的。     

论清初云南汛塘制度的形成及特点

明代中后期镇戍制下汛地概念的出现，云南交通沿线哨戍的广泛存在，为清代云南绿营兵汛塘分防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从全国绿营兵建立后即分汛设塘的史实、云南部分府州县志对清初汛塘设置的记录以及当时方志对汛塘情况“疏虞”不载的特点看，云南汛塘制度于清初即已形成；与云南统治形势相适应，清初云南汛塘制度显现出汛塘兵丁不多、设置内重外轻两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