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方”西南说证误

在先秦时期的文献,如《易经》、《诗经》《竹书纪年》等书中,多次提到殷,周统治者曾与“鬼方”发生争战。鬼方究竟在哪里?长期来虽有不同看法,但大体说来,汉、唐时期的学者,如孔安国、杨雄、班固、应劭、韦昭、虞翻、范晔、宋衷、干宝、孔颖达、颜师古等人,在他们的有关经、史注释或著述中,大都把鬼方解释为远方、北方国,或者直接就说是西羌,很少有人把它看成今天的西南一带。及至宋、元以降,才有王质、朱熹、范汇、俞     

鬼方(工口)方考

<正> 本文将分为三个层次对商周时期的民族鬼方与(工口)方进行考察:第一,证明鬼方就是贵;第二,证明(工口)方就是匈奴;第三,证明鬼方不是匈奴。     

鬼方后裔“赤狄说”疑义——兼论“廧咎如”

赤狄集团成员包括潞氏、甲氏、留吁、铎辰、皋落氏、鄋瞒,但这些成员非为隗姓、与鬼方在族姓上也无关。鬼方地望在晋南的观点无法在文献、考古等方面取得支持,鬼方居地应在今陕北清涧、绥德为中心的周边一带。赤狄的活动地域在晋东,故在地域关联上不能证明赤狄为鬼方后裔。据康王时期小盂鼎铭分析,鬼方、怀姓九宗、赤狄一脉相承的认识,并不符合实际情况,赤狄的族群情况也与盂伐鬼方周王朝对鬼方中心居邑的打击不符。从族姓、地域、族群力量比较等方面分析,商周时期鬼方后裔应是春秋时期的廧咎如。     

甲骨、金文中所见的犬戎与玁狁

甲骨、金文中所见的犬戎与玁狁刘桓众所公认，关于我国殷周戎族源流的科学研究，是以王国维的著名论文《鬼方、昆夷、狁考》①开其端的。王氏以古文字资料考证古史，提出“鬼方、昆夷、薰育、狁自系一语之变，亦即一族之称”，是为后来的匈奴。此说自发表以来，学者中不少...     

卜辞方即玁狁说

卜辞方即玁狁说王玉哲商代在位于殷都（今安阳）的西北部，即晋南地区的古方国，在甲骨文中主要的有鬼方、羌方、周方、土方、方等。鬼方、羌方和周方与古文献所记的无大差异，她们的来龙去脉是已清楚的，其中“土方”，最近胡厚宣先生已证明其为夏族①，大概可以成为定...     

武丁伐鬼方进军路线及其他

武丁时代的殷商王朝,“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诗经·玄鸟》).这都是武丁举贤任能、用兵四方的结果。《后汉书·西羌传》说:“及殷室中衰,诸夷皆叛。至于武丁,征西戎鬼方,二年乃克。”可见抵御外族入侵是武丁继位之后殷商王朝的燃眉之急,而征伐鬼方则是当时相当艰巨持久的一个大战役。由于史料的缺乏,这一战役的具体情况,人们久已不得其详。本文根据各方面的有关资料.试将武丁伐鬼方的进军路线以及其他有关事项考索如下。     

匈奴族源诸说评析

匈奴族源说法甚多,大致有汉人苗裔说;古代的荤粥、猃狁、獯粥、鬼方、混夷皆是匈奴的不同称呼说;匈奴源于义渠、林胡、楼烦说;匈奴来源于西方说;匈奴与其他族毫不相干说;匈奴来源于鲜卑和通古斯说.以上诸说以第二说即匈奴与古代的荤粥、猃狁、獯粥、鬼方、混夷是匈奴的不同称呼说最符合实际情况,其他诸说均牵强附会,证据不足,故不可凭信.     

猃狁、鬼方的族属及其与周族的关系

周族是在戎狄之间发展起来的,周族的兴衰与戎狄有着密切的关系。戎狄是先秦时期中原华夏族对西北少数民族的混称。先秦文献对戎狄族类的记载纷纭繁杂,其族别至今仍扑朔迷离。曩昔王国维曾把商周间“西自汧、陇,环中国西北,东及太行常山之间”的鬼方、犬戎、(犭严)狁等都视为后世的匈奴族,但对其族属却未加区别。近年沈长云同志又提出(犭严)狁是白狄,鬼方是赤狄,姜氏之戎是羌族的观点,这对于戎狄族属的研究,无疑是前进了一步。但是,他认为(犭严)狁与战国、秦汉的匈奴是同一族系,鬼方赤狄与突厥属于同种,却仍有商榷之处。所以本文拟在探讨(犭严)狁、鬼方族属的基础上,兼论周族与北方戎狄的关系。     

先秦两汉时期北方各族人民对内蒙古历史发展的贡献

位于祖国北疆的内蒙古地方,历史悠久地域辽阔。为各族人民的祖先生存和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考古发现在旧石器时代,这里就有河套人,大窑文化以及扎赉诺尔文化的遗存。新石器时代以来,在内蒙古地区则分别出现了红山文化、富河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大口一、二期文化。这些具有地方特色绚丽多彩的原始文化,不仅说明了早在石器时代内蒙古地区就有人居住,同时也揭示了和祖国内地有着历史久远的联系。 自有文字的殷商时代起,甲骨文就有关于“鬼方”、“土方”、“舌方”的记载。据考证:鬼方故地在今内蒙古自治区西部,土方、吉方的活动地区则在今山西、陕西北     

一部阐述和研究维吾尔族远古史的专著—《丁零高车与铁勒》即将出版

西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段连勤著《丁零高车与铁勒》,全书四十万字,附地图十九幅,即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他继《北伏与中山国》之后的又一部我国北方民族史专著。本书根据史籍和考古材料,并总结前人研究成果,认为我国商周时的鬼方丁零,汉魏时的丁零,北朝时的高车,隋唐时的铁勒,为同一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称谓。本书上起     

秦至西晋楼烦县治所考

治所地是行政建置的重要属性,确定治所地是历史行政区划研究的重要内容。关于秦至西晋时楼烦县的治所地,历史上有多种说法,莫衷一是。征引历史文献,结合考古资料,经过认真考证,可以看出,宁武县苗庄古城就是秦至西晋楼烦县的治所地。     

宋诗中的盐业生产

宋代的盐业生产技术发达,产盐地域广泛,盐业经济呈系统化、规模化发展,虽然宋代流传下来有关盐业生产的文献记载较为丰富,但前人对传统史料的挖掘已经较为深入,开发新史料的价值就显得尤为重要。而宋代诗歌作品数量庞杂且流传较多,其中部分诗歌不仅有诗人对于国计民生的忧虑,还有对下层社会群众的关注。试从宋代诗歌记载较多的宋代盐业生产技术、盐业生产体制以及盐民生活三方面入手,运用＂以诗证史＂、＂诗史互证＂的历史研究新途径,力图展示宋代盐业生产的发展态势。     

诗缘情而绮靡——从陆机诗看西晋洛阳文化的绮靡倾向

陆机诗＂源出于陈思＂,以《诗》之《国风》为基础,家国感慨寄言典重,显示出深厚的风雅特点。但入洛以后,其诗歌风尚发生了明显转变,从古语到景物,从四言到五言,诗体面貌由典重到绮靡。在体裁、声律、修辞、物情等方面,他充分表现了弘丽妍赡、翩翩藻秀的卓越才华。从陆机诗风转变可以清晰地看到西晋时期作为一代都城文化的洛阳文化的绮靡倾向及深远影响。     

殷商己族及其相关问题考论

己族是殷商时期重要的族氏之一，己族的主要居住地应在今山东省寿光一带，己族与垃族合署而构成的复合族徽的含义应是族与族之间的联合关系，而非是主支和分支的关系。     

二张《归田赋》比较论

本文从创作背景的考察、思想内涵的考察、美学内涵之探析和二赋优劣论四个方面详细比较了张衡与张华的同题之作《归田赋》。本文主要观点是:思想内涵上,二张在赋中都表现了儒道结合的思想,此其同;张衡赋中表现的主要是儒家的积极用世思想,没有体现神仙道教思想,而张华赋对神仙道教思想有所体现,此其异。句式变化上,张衡赋做到了俪句与文采、偶意与逸韵的和谐统一,张华赋句式更为齐整,由六字句结构全篇,这是西晋文风注重形式技巧在赋作中的表现。美学内涵上,张衡赋体现的是中和之美以及对屈骚美学传统的继承;张华赋的美学内涵是"以山水体玄"。     

《逸周书》所见灭商之前的周公

现在的周公研究多依据《尚书》中的周初诰辞,而对武王克商以前的周公事迹几乎无人问津。其实,《逸周书》保存了大量这一时期的周公事迹,由于种种原因,该书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书中记载周公与武王谋划倾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他们继承文王的政治经验,也体现了周公早期的思想主张。我们认真体会春秋时人说到的“文武之政”,将《逸周书》与《尚书》进行比较,注意周公思想的整体性与阶段性的特征,就能够更好地理解《逸周书》的记载。     

百年来朱熹诗经学与诗经汉学比较研究述评

朱熹《诗集传》间采三家,辨正旧解,为诗经宋学代表之作,其对诗经汉学既广泛继承,又多有批判。20世纪以来研究朱熹诗经学论述著作纷纭,异彩纷呈,关于朱熹诗经学与诗经汉学的比较研究亦是成就斐然。20世纪上半叶较少出现专门著作,以胡适与傅斯年等学者为代表,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皆肯定了朱熹诗经学的创新价值及开拓意义。20世纪下半叶,朱熹诗经学的研究蓬勃发展,但有些学者还带有阶级理论的烙印,在肯定朱熹诗经学对诗经汉学有突破之功的前提下,亦指出其研究视域的局限性。新世纪以来,对朱熹诗经学的研究更加深化、细化,对朱熹诗经学与诗经汉学的比较研究也具有相当理论深度,尤其是裴云龙先生的论述到达了前人所未有的高度。     

论明代杜诗选本的发展历程及其特征、价值

明人对杜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选录,现在流传下来的杜诗选本约有60多种。这些选本继承了宋元杜诗学的传统,不仅大量翻印宋元时期杜诗注解本和批点本,而且还侧重于对杜甫律诗的选录,选评结合;注释上主要采用＂赋比兴＂论诗和＂以意逆志＂的方法,对宋人的注释方法多有突破。明代杜诗选本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保存旧注的文献辑佚价值考订价值两方面。明代杜诗学对整个杜诗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在杜诗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从《洛阳伽蓝记》看北魏洛阳汉文化的复兴——以陈庆之、杨元慎正统之争为例

《洛阳伽蓝记》为北朝重要著作,该书对北魏都城洛阳进行了生动、全面的描述。本文即以《洛阳伽蓝记》为视角,从梁朝名将陈庆之与北魏士人杨元慎关于正统问题的争论出发,对北魏后期都城洛阳的文化状况加以探讨。并分析从西晋灭亡到北魏后期中原汉族士人在对待夷夏问题上观念的转变,从而揭示出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对洛阳汉文化复兴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从《唐诗归》看晚明诗学论争中的李白诗

移晚明诗学之风气的竞陵派选本《唐诗归》对李白诗作出了“于雄快中察其静远精出处”的重新解读：对其雄快风格加以辨证品评,独取其“雄”、“厚’’兼备之作;从调“厚”、情“深”、境“幽”、法“严”等方面阐释其静远幽微之境;反映了李白诗在晚明“复古”与“性灵’’两大诗学潮流之论争及汇融中,继续经典化的特殊表现;促成了李白诗的丰富内涵、风格及体裁在清代的全面接受,对深入认识明清之际唐诗学的转型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