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日本在华北增兵、走私及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1936年上半年日本在华北大举增兵及大规模进行走私 ,企图以此压服南京政府全面倒向日本并加速“华北特殊化”的形成。然而 ,事与愿违。 1936年日本在华北的上述举动不但未能达到目的 ,反而激化了其与南京政府及以宋哲元为首的华北地方当局的矛盾 ,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愈加强烈。日本的行径还损害了英、美等国的利益 ,使其与日本的矛盾不断加深。所有这些对南京政府走向抗日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故 1936年日本在华北增兵与走私成为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的两副强催化剂。     

简评"华北事变"后民族矛盾上升说

从对日本逐步侵华、中国东北和关内的关系、中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以及1935年国民党和共产党内外政策的转变的具体分析,批驳了到1935年的"华北事变"中日民族矛盾才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重新评价了"华北事变"的历史地位。     

论忻口战役中的国共合作

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又于一九三七年发动了久已蓄谋的全面侵华战争——“芦沟桥事变”,平、津相继陷落。由于国民党在华北战局的形势急转直下。接着,日军又以平、津和冀东为据点,分兵四路,进一步向中国腹地推进。第一路     

关于国民党当局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

全民族团结抗战局面的形成,是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逐步放弃了实行多年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走上“对内和平统一”,“对外抗日御侮”的道路,实现了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如何评价国民党当局的这一转变,直接涉及到能否正确认识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对此,本文略谈几点看法。一1935年华北事变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进一步深入,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处于越来越紧张的对抗状态,中日民族矛盾更加尖锐化。这时,“中日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     

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实质及其转变的意义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实行不抵抗政策。“一、二八”上海事变,国民党正式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作为国民党政府对内对外的基本方针。国民党这个政策,在华北事变后开始发生若干变化,西安事变宣告破产,“七七”事变时,仍然举棋不定,直到“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才被迫抗战。本文就“攘外必先安内”的实质,转变的原因,以及它转变的作用和意义,试作初步探讨,请教于同人。     

从国民党“五全”大会到西安事变前国共的秘密接触

华北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的腹地,国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民族矛盾急骤上升的形势之下,从国民党“五全”大会到西安事变前,国共双方主要通过四条途径进行了一系列的秘密接触。尽管由于国民党的反共立场以及国际方面因素的影响,国共双方谈判最终未能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国共合作也迟迟未能建立起来。但历时一年的国共秘密接触在为抗日储存军备力量、铺垫政治基础等方面仍有其积极意义。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对国民党蒋介石政策的演变及其原因

“９·１８”事变后，中共提出组织反帝运动中的下层统一战线，当时蒋介石对日本侵略采取“逆来顺受”政策，所以中共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政策是抗日反蒋。中共发表《八一宣言》后，分析了蒋介石的抗日的可能，中共对国民党蒋介石又执行了逼蒋抗日的政策。卢沟桥事变爆发后，９月２４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这时中共才完成了从抗日反蒋、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政策的转变。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试述张学良处理“九·一八”事变主张的变化

“九·一八”事变前夕,张学良向南京政府提出了“武力确保东北”的主张,但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明令张学良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对事变的处理先后经历了“与日本政府交涉解决”、“依国联公理解决”两个阶段。然而,随着日军对东北侵略的不断扩大及对日本政府和国联幻想的破灭,张学良对事变的处理又回到了“武力解决”一途。但由于蒋介石对中继续推行其“不抵抗政策”,张学良在向蒋求战不成、求授不得的情形下,被迫下野出洋。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始终未能突破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篱樊,其根本原因在于受“抗日须全国一致”（实质上是主张由南京政府统一领导抗日）思想的束缚。     

国共两党对“九一八”“七七”两事变的立场

日本帝国主义于1931年9月18日和1937年7月7日,发动了旨在侵略中国本土的军事事变,这是世界现代史和中国革命史上两起重大事件。“九·一八”事变粗暴地挑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远东太平洋战场的帷幕,“七·七”事变则宣告了日本全面侵华、中国全面抗战的开始。对这两个事变,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采取了完全不同或不尽相同的立场,现作一比较。 “九·一八”事变前,驻国民党政府对抗日毫无准备;事变后,蒋介石对日军的     

试述张学良处理“九·一八”事变主张的变化

“九·一八”事变前夕,张学良向南京政府提出了“武力确保东北”的主张,但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明令张学良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对事变的处理先后经历了“与日本政府交涉解决”、“依国联公理解决”两个阶段。然而,随着日军对东北侵略的不断扩大及对日本政府和国联幻想的破灭,张学良对事变的处理又回到了“武力解决”一途。但由于蒋介石对日继续推行其“不抵抗政策”,张学良在向蒋求战不成、求援不得的情形下,被迫下野出洋。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始终未能突破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篱樊,其根本原因在于受“抗日须全国一致”（实质上是主张由南京政府统一领导抗日）思想的束缚。     

国民党对日政策转变的主观因素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的对日政策,为何从妥协退让转变为御侮抵抗?过去,对其外部原因论述比较充分,主要强调一个“逼”字,由于人民群众逼,中国共产党逼,日本帝国主义在逼,终于把国民党逼上了抗日的道路。这是事实,但不全面。国民党对日政策的转变,有其内在条件和主观因素。这是对其政策转变起决定作用的,是被逼抗日的基本依据。     

共产国际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共产国际七大在政策上实现了转变，对中国提出了建立“联蒋抗日”的统一战线。中共中央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依据国内形势的变化，经历了“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过程。在对西安事变，主张和平解决的方针上，中共中央是先于共产国际作出决定的，在对西安事变性质的判断和对张、杨的态度以及在改组南京政府的条件上二者又存在原则上的不同。这表明我党独立自主能力的增强。     

抗日战争时期少数民族人民的普遍觉醒——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加速实施其“大陆政策”,妄图实现灭亡中国、吞并亚洲称霸世界的野心。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在国民党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纵容下,由侵占我东北三省而热河,由热河而华北,短短几年,差不多占领和侵袭了我国半壁河山。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立即组织东北抗日游击队,号召各族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九二三年一月,中共中央宣言表示愿在三个条件(停止内战、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和武装人民)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而国民党反动派却置民族存亡于不顾,一面执行不抵抗政策,一面却继续增兵“围剿”和追击红军,妄图将红军全部     

抗日战争前后成都的《大声周刊》

一、《大声周刊》的诞生 《大声周刊》是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下诞生的。 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略中国,亡国灭种的大祸迫在眉睫。中日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     

救国会与两广事变

1936年6月两广地方实力派首领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为防止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吞并和扩张自己的实力,藉“北上抗日”为名,联合武装反蒋,史称“两广事变”(又称西南事变、六一运动),一时双方调兵遣将、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但最终以和平解决而结束。     

浅析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在福建事变问题上的错误

1933年11月20日,被蒋介石调到福建“围剿”红军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其主要领导人蔡廷锴、蒋光鼐率领下,联合国民党民主派李济深、陈铭枢等在福州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打出了“反蒋抗日”的旗帜,史称福建事变。事变两个月后,福建人民政府垮台,十九路军被蒋介石肢解。导致福建事变迅速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是重要原因之一。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在福建事变问题上的     

论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和革命性质的再认识

“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十分注重从经济关系上分析中国国情。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后,共产党人对国民党南京政府的阶级性作了较为深刻的分析。毛泽东认为,“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坤阶级的统治”。李立三则认为,“现在南京政府,便是买办、地主、资产阶级联合的政权”。瞿秋白也认为,     

华北事变中的宋哲元——兼析这一时期的宋、蒋关系

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将领宋哲元,在华北事变中对日妥协,是其苦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为保存实力而被迫采取的一项权宜之计。宋哲元具有民族气节。随着蒋介石对日政策的变化,宋哲元对日态度渐趋强硬,终于再度走上民族抗日的战场。对宋哲元这一时期的功过是非,应予以公允的评价。     

李振同、黄仲岳和宁都起义

一九三一年,正当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九一八”事变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严重危机的时刻,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政策的感召下,原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违背蒋介石的意志,放弃反共内战,在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仲岳的率领下,于十二月十四日在“剿共”前线江西宁都举行起义,全部加入了红     

1935年蒋介石、汪精卫争取德国调停中日冲突的目的辨析

1935年,蒋介石、汪精卫争取德国对中日冲突的调停,不是企图投靠德、日的反共卖国阴谋,也未出卖民族和国家利益。蒋介石的真实目的是希望通过德国的调停拖住日本,制止日本进一步扩大华北事变,以免中日发生全面战争,双方“同归于尽”。此外,也想为中国的抗日战争赢得准备时间。此时,蒋介石正准备联苏抗日,不可能与日本建立反苏阵线。随着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政策发生某些重大变化,从妥协退让转向决心抵抗,蒋介石决定终止德国的调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