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亚里士多德分配正义理论及其启示

正义是个古老的词，在古代西方，它与公正、公平等具有同程度的意义。亚里士多德在继承古希腊传统正义观基础上，通过对奴隶主阶级统治经验教训和当时社会实践的总结，提出了其独具美德意蕴的正义观。本文围绕亚里士多德的分配正义理论，从分配正义的原则及价值证明、分配正义与纠正正义之间的矛盾以及分配正义的局限性及启示等视角对亚里士多德的分配正义理论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探究。     

儒家的分配正义思想及其现代反思

古代中国对分配正义思想的讨论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以儒家为代表的思想家群体基于人的尊严,主张每个人的生存需求都应受到一视同仁的人道对待。在儒家的分配理念中,承认平等与不平等并存,并以仁礼为基础的差等分配原则,要求职位与俸禄应当按照人的贤能与贡献程度来进行分配,旨在以相对机会开放的形式使有德行的君子占据高位,以有利于民众的方式实施对国家的统治和管理。尽管儒家分配正义思想对当时各等级之间的矛盾冲突、维护社会秩序稳定、促进社会发展等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儒家的正义观与现代分配正义观存在明显不同,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和现代社会的要求还存在一定距离,甚至还存在矛盾和对立,有必要对其进行现代的反思和扬弃。     

分配正义:经济哲学的检审

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分配不公及其带来的不良后果,客观上诉求分配正义的现实出场。从经济哲学的视域观之,分配正义是基于对人类的存在价值和生命尊严的坚守之原则高度,自觉立足坚实的形而下经济基础,对社会经济财富分配所进行的经济合理性检审和价值合目的性追问。分配正义在今天之所以可能,其根据在于：分配不公导致的不良后果为分配正义的出场提供了现实的矛盾推动力;人的自然生命存在和超自然生命存在相统一的存在属性为分配正义的可能提供了人性的根据;现代社会日趋增长的财富积累为分配正义的现实可能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而在今日中国,实践分配正义价值,需要遵循三个基本原则：基本经济需求平等原则;按劳动贡献分配的“应得”原则;有利于最少受惠者的“差别原则”。     

平衡法视野下的分配正义观--以收入分配为例

近代以来,收入分配的公共治理范式经历了两次变革。第一次,从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第二次,从权利本位到平衡范式。从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是收入分配公共治理的形式变革,由平均、平等走向自由、效率,彰显了权利意识、效率优先和形式正义。而从权利本位到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平衡范式则是收入分配公共治理的实质变革,以分配规则的“平衡性”、“公平性”、“正义性”来消解“分配不公”,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相统一和收入分配的实质正义。平衡法的价值理念正引领和形塑着收入分配法治观迈向以实现公平与效率相统一为表征的分配正义观。     

试论先秦儒家的分配正义观

以孔子、孟子和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的分配正义观是建立在仁礼正义论基础之上的,它主要以礼义差等作为正义的分配原则。     

亚里士多德基于“应得”的分配正义观及其当代价值

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不仅是一种道德品质,也是维护城邦和谐发展的制度保障,是实现城邦公民幸福的手段。正义既是一种个人的善,也是一种城邦的善。由此,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观分为两个层次,一方面是普遍性的正义,另一方面是具体性的正义。其中,具体性正义又根据调节对象与分配依据的不同而被划分为分配正义、回报正义与矫正正义三种形式。分配正义集中体现为亚里士多德对城邦公民品质德性的重视以及对城邦正义体制的安排,在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观中处于核心的地位。分配正义注重通过对人们内在性美德、品质进行评价与划分,实现对于“基本善品”的合理分配,即通过对美德的培养实现对城邦整体公共产品的分配。亚里士多德的分配正义是一种基于“应得”的分配、结合按数量分配的折中式分配正义观,不仅注重对城邦公民品质德性的培养,也注重政府发挥基本性调节作用,这对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继续完善分配制度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分配正义的现代转型——从亚里士多德到苏格兰启蒙运动

分配正义是当前西方政治哲学论辩的焦点之一,从亚里士多德所开创的分配正义传统到罗尔斯视域中的分配正义,其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审视分配正义的古今之变,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分配正义开始与财产权相关联,以德性为根基的分配正义让位于以规则为核心的分配正义。将分配正义的概念置于西方思想史的总体境遇中,连接分配正义与财产权的关键纽带就是苏格兰启蒙运动。思想史上,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最早对现代产权理论进行了系统阐发,其中最为重要的两位思想家,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通过将分配正义与财产权相联系,在对传统分配正义德性原则深刻反省的基础上,基于现代社会产权理论,侧重从规则的向度重构了现代分配正义的理论语境,为当代分配正义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当代西方分配正义理论范式之争

在社会正义问题凸显的当代中国,从当代西方正义理论范式中寻求建构正义社会的基本元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对罗尔斯等人分配正义观的解析得出,分配正义内在于权利平等自由,权利自由、过程平等是罗尔斯等人分配正义理论共同坚守的底线。分配正义理论范式之争本质上是自由、民主、平等、正义在政治基本价值体系中排序及其正义与善关系之争,争论背后的焦点则是对国家权力正当性的追问。     

分配正义：从亚里士多德、斯密到马克思

分配正义作为正义的核心价值，在不同的主张中呈现不同的理论形式。亚里士多德的德性正义深入个人德性与城邦政治的实践活动中，指涉对人自我本性的教化，奠定了分配正义的政治基础。斯密以所有权为核心的应得分配观，以一种天然的交换正义实现分配正义的经济转向。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正义，在构建共产主义社会中追求人的自由和解放，从而超越了德性正义和交换正义，形成根植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生产正义。从分配正义最初的政治表达转向经济探寻，再至超越传统分配正义内容和形式的生产正义，能够彰显更具历史感的分配正义。     

罗尔斯“分配的正义观”要分配什么？

罗尔斯的"分配的正义观"从平等的权利出发,主张用"公平正义的两个原则"来取代功利主义,认为除非有充足理由证明应当不平等,否则就应当平等,并根据公平的正义原则分配公共资源和自由体系.考察了罗尔斯的分配的正义,对深入研究一系列社会问题和利益分配具有重要意义.     

所有人的权利——论刑事司法人权的归属

从历史渊源和主要法治国家的宪法以及国际人权法来看,刑事司法人权保护机制保护的是所有人的权利。法律是全民的契约,刑事司法人权应当归属于每一个人。我国刑事司法的立法与实践缺少这种理念,在今后的立法和司法中,应当注意对每一个人的人权保护。     

和谐社会视域下的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背景是利益冲突而不是均衡,这就使社会公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必需品。社会公正的目的不是要消灭差别,而是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使生活在不同社会位置上的人们各得其宜。国家维护社会公正的主要表现,就是为公民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使每个人都拥有改善自身境况的条件和机会。公共服务均等化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保障成果共享,协调各方利益,从而推动社会和谐。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城乡之间公共服务的差距越来越大,因此,中国社会对于公正的需求更为迫切,这在客观上要求现代政府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      

公正与人道：以德治国的道德原则体系

以德治国的最重要原则是公正 :一方面 ,每个人因其最基本的贡献完全平等———每个人一生下来便都同样是缔结社会的一个股东———而应该完全平等地享有基本权利 ,这是“完全平等”的公正原则 ;另一方面 ,每个人因其具体贡献的不平等而应享有相应不平等的非基本权利 ,也就是说 ,人们所享有的非基本权利的不平等与自己所做出的具体贡献的不平等的比例应该完全平等 ,这是“比例平等”的公正原则。但是 ,公正不是以德治国的最完美原则 ;最完美的原则乃是人道 ,因为人道的根本原则———自由———是自我实现和社会进步的根本条件 :个人越自由 ,他的个性发挥得便越充分 ,他的创造潜能便越能得到实现 ,他的自我实现的程度便越高 ,因而社会便越繁荣昌盛。     

人权:正义难题的现代解答——一个思想史的视角

正义是什么?这是一个曾经困扰了人类二千年的难题。西方古代的思想家曾经给予了不同的答案。在17世纪,基于"人权保障"和"权力制约"的正义观被提出,到20世纪中叶在全世界获得了基本共识。但是就每一个具体国家而言,正义社会的建设内容本身需要根据各自的国情和时代要求而确定。基于生产力落后以及封建官僚传统这一国情,我国正义社会的建立具有鲜明特色:以"生存权保障"为核心建立权利保障制度,以"反腐倡廉"为基础建立权力监督制度。     

正义的本质内涵与当代宪法中的正义观

正义是人对人类社会所作出的价值判断。实现正义一直被视为人类社会的美德和崇高理想。正义是评判人类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准则。要实现正义，最佳的途径是法治。因此，正义观在当代宪法的价值体系中占有不可取代的重要位置。在当代宪法的语境中，解读正义的要点在于：正义蕴涵着人的权利。正义蕴涵着人的行为规则。正义蕴涵着道德。市场经济本身不能形成正义，也不能派生出正义。因此，正义的实现必须依靠良好的制度设计与运作。     

国际环境正义及我国对策探析

正义是人类自古以来永恒不舍的追求,在全球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需要新的正义价值理念引领,环境正义应运而生。环境正义就是要求人类在处理环境危机时做到环境权利与环境义务的公平合理的分配与承担,以求整个人类共存与可持续发展。本研究立足于分析当前国际环境正义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我国在国际环境正义建设中应采取的对策。     

关注后制宪时代的中国宪政--学习新宪法修正案的若干体会

人权保障、私有财产权的保障是本次修宪的两大法治亮点,彰显了共和国宪法日趋成熟的宪政文明和法治文明.全社会在关注文本上的宪法修改的同时,更要关注制度层面的宪政建设.随着"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入宪,"人权"将成为约束公民权力的"关键词",中国的人权保障事业将进入一个新时代.人们将更加关注人权入宪后的具体的法治实践--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承诺如何落到实处."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权不受侵犯"等规定的入宪将开辟私产保护新时代,国家立法机关应对相关法律进行一次全面的清理,补充、修改并完善有关保护公民财产权的规定.通过渐进式的宪政建设切实维护宪法的权威,为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提供权威的宪政保障,依然是"后制宪时代"的中国任重而道远的艰巨使命.     

试述马克思对人权的追问——从《论犹太人问题》到《哥达纲领批判》

马克思的人权思想是在对近代资产阶级虚伪人权观的批判中发展起来的,通过对政治解放对宗教的关系、政治解放对人的关系的深刻批判分析,深刻批判了资产阶级人权观的利己的本性,人权与公民权的二元分立。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指出无产阶级的科学人权理论是共产主义社会中的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论国家义务概念之萌芽与发端

国家义务起源于古典自然权利意识。在古罗马古希腊城邦国家时期,国家义务概念萌芽的痕迹已经显现：国家义务寄生于国家概念之中,国家义务与国家目的在同一时序上产生,国家义务与人权概念互为条件,国家义务论涵盖于国家正义论之中。在罗马法复兴时期,随着自然法的兴起,法治思想的进步,国家义务概念已见端倪。     

依法治国的法哲学价值初探

法历来以社会正义、秩序、自由以及效益为其基本价值追求.我国当前正在实行以依法治国作为治国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理想的实现,其实质就是法的价值被不断实现的过程.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基本价值目标具体体现为追求正义的实现,良好的秩序,自由与人权的真正保障以及在正义的前提下追求效益(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