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幻现实主义与鲁迅的“荒诞”手法

鲁迅运用荒诞性的手法进行创作，可以说是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早期的萌芽。首先提出 了“魔幻现实主义”这一文学手法，通过对鲁迅的 “荒诞”手法特点的分析，得 出其与魔幻现实主义者之间的联系，并通过这种联系，进而总结了“荒诞”手法的意义。在 探究了“荒诞”渗透出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之后，更意在揭示鲁迅创作中的荒诞感及荒 诞手法与魔幻现实主义的联系，以期有助于更好地了解鲁迅的创作手法、文学观念，更深地 解读其作品。     

论鲁迅对“左”倾文艺思想的批判

论鲁迅对“左”倾文艺思想的批判吴家荣“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①毛泽东同志的评价深刻地揭示了鲁迅精神的实质，这就是革命的坚定性。的确，从新文学运动的诞生一直到１９３６年他的去世，鲁迅始终是正确文学方向的代表。他...     

“妆未梳成不许看”——从文学翻译中的“兼顾”原则说起

在本文中，作者以关于文学翻译的“兼顾”原则为切入点。一是回顾了该原则在内涵上的变迁过程，着重对比和探讨了从过去的鲁迅到林语堂，又从林语堂再到今天的许源冲乃至黄杲圻等翻译名家对于“兼顾”原则在认识和运用上的不断变化。二是作者指出，在鲁迅时代，文学翻译以原作为依归，以再现原作的结构美（风格）为“圭臬”；到了后来，则以再创造出可以和原作相媲美的译作为“最高境界”。三是作者还借以回顾了我国的文学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脉络，指出文学翻译的实质是“意译”。     

再论我国“文学的自觉时代”——“宋齐说”质疑

再论我国“文学的自觉时代”———“宋齐说”质疑□李文初我国历史上“文学的自觉时代”究竟始于何时？这个问题，自鲁迅先生标举“魏晋”说之后①，学术界少有异议。这种共识大约维持了６０年，至９０年代初才有另立新说的尝试。有人把这一开端从魏晋推前至汉代，然而，...     

鲁迅的“五四”与“新青年”的“五四”

重读鲁迅《呐喊.自序》,我们能够发现作为新文化运动旗手的鲁迅与其他更积极的新文化运动的鼓动者之间的思想分歧。鲁迅的“五四”有别于一般“新青年”的“五四”,对这种差异的把握将有助于我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历史复杂性的理解,并最终走出今天关于五四评价的种种争议,寻找理解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的共同思想平台。     

试比较鲁迅、老舍不同的“父亲情结”

鲁迅、老舍两位伟大的现代作家，对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与他们积淀在内心的“父亲情结”密不可分，“父亲情结”贯穿他们的一生。鲁迅经历了缺失父爱，寻找父爱，为父亲向腐朽的父权制复仇，重构现代父子平等之爱这一过程，鲁迅寻找父爱的过程与他“立人”的思想一脉相承；老舍幼年失去父亲，但老舍有父爱的替代与补偿，父亲的伟大人格像一棵参天大树生长在他心里。深深地影响着老舍的一生。     

“爬翁”和“心翁”

鲁迅在一九二一年四月十九日致周作人信中提到一位“爬翁”;同年七月四日致钱玄同信中,上款称“心翁”。“爬翁”即“心翁”,即钱玄同。钱玄同,原名夏,字中季,号德潜,后改名玄同。浙江吴兴人。语言文字学家。早年留学日本,一九○八年在东京曾和鲁迅等人同听章太炎讲文字学。回国后先后任浙江教育司科长,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教授。“五四”时期为《新青年》编辑部成员之一,和鲁迅有相当密切的交往。     

论鲁迅“恶”的文学观及其渊源

<正> 人们对鲁迅美学和文艺思想的研究,总是强调其“善”的一面,然而,鲁迅在第一篇文学论文《摩罗诗力说》中,就否定了“无邪之说”而推崇“恶魔”。“恶”,是鲁迅弃医从文之后首先看取的。造成对鲁迅“恶”的文学观研究的空白,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恶”的回避,而对“恶”在历史上的巨大作用缺乏认识。“费尔巴哈就没有想到要研究道德上的恶所起的历史作用”,     

鲁迅与新时期文学关联的八个维度——由鲁迅学的“等级制”说起

相对于鲁迅学“内篇”的成熟和成就斐然,鲁迅学“外篇”取得的成绩大为逊色,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鲁研界”似乎形成一种鲁迅学知识生产的“等级制”和“鄙视链”,鲁迅学“外篇”大致处于其低端。鲁迅与新时期文学的关系是鲁迅学“外篇”的重要内容,它至少包含八个维度：作为“精神资源”的鲁迅对新时期文学的多样化影响,鲁迅作品文学“原型”的当代书写,鲁迅创作文学母题的当代再现,鲁迅式文学类型、文体模式的当代承续,鲁迅作品艺术技巧的有机借鉴与发扬,新时期杂文对鲁迅批判精神的继承,鲁迅作品在新时期的创新性改编,鲁迅与新时期作家作品的个案性比较等。这些维度学界虽有或深或浅的关注,但表现出碎片化、数量不充分、标志性成果少等特征,相对于“内篇”研究而言,“外篇”研究在系统性、深入性、理论性、成果影响力等方面尚有差距,与“内篇”相比严重失衡,因此,鲁迅学“外篇”需要更加引起重视。     

“发大声于海上”——论鲁迅文学发生的蒋百里之环与“中国路径”

鲁迅与蒋百里在东京留学界相遇,浙江同乡会及其会刊《浙江潮》为二人提供了思想交流的公共空间。作为超级读者的鲁迅,不仅认可与接受了《浙江潮》,而且成为其重要的译者与作者。“国魂”与“尚武”之说引起鲁迅的共鸣,并由此开启了改造国民性的文学之路。蒋百里触发了鲁迅的第一篇小说译/作《斯巴达之魂》。没有“飞生”,或许不会有“自树”,没有《国魂篇》,或许也不会有《斯巴达之魂》。在鲁迅文学发生的综合机制里,浙江同乡会及其组织者蒋百里是被长期忽视的重要一环。民族主义促进了鲁迅“国民”意识的觉醒,尚武精神也内化为鲁迅的“战士”气质。关于“鲁迅的青年时代”,明治日本与西方文化的影响当然是重要的,但并非是唯一的,“中国影响”与“中国路径”也同样需要认真对待。     

鲁迅与契诃夫文学中的“忧郁情怀”

鲁迅作为 2 0世纪最伟大的中国作家 ,无论是他的文学观念、批评实践还是艺术创作都打上了中外文化交融的烙印。鲁迅所受的外国文学的影响是多元的 ,但他主要接受的是俄国文学 ,在俄国文学中 ,契诃夫又是他“顶喜欢的作者”。① 鲁迅与契诃夫文学从具体的艺术表现形式到美学追求都有着深刻的相通之处 ,契诃夫作品中所体现的“忧郁情怀”正是鲁迅在自身创作中注意借鉴并加以创造性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忧郁情怀”自始至终充溢在《呐喊》、《彷徨》、《野草》之中 ,成为鲁迅作品中的基调。契诃夫成熟时期的作品 ,叙事元素都是日常事 ,却饱含…     

鲁迅研究领域的新拓展——“世界文学中的鲁迅”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中国鲁迅研究会、吉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世界文学中的鲁迅”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994年6月14—19日在牡丹江镜泊湖召开.来自全国各地和台湾省以及韩国的鲁迅研究专家、学者5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围绕“世界文学中的鲁迅”这一议题,对鲁迅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和影响;世界文学对鲁迅的影响;海外的鲁迅研究状况进行了热烈地讨论,从而拓展了鲁迅研究新的领域.现将研讨情况作一综述:鲁迅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和影响.过去在对鲁迅与外国文学的关系研究中,只谈及外国文学对鲁迅的影响,很少谈到鲁迅对外国文学的影响.其实鲁迅在外国文学界也是有影响的.首先,鲁迅的作品已经逐渐得到了国际社会的了解和承认,在美国文学界和评论界已公认鲁迅是世界性的伟大作家;在原苏联早在二十年代,盲诗人爱罗先珂评论鲁迅说;“鲁迅是属于作为人类明灯的作家之列……鲁迅是中国文学的骄傲,而且是世界文学的代表人物.”在三十年代,苏联著名报告文学作家波列沃依也说:“在我们苏联和你们中国的新文学发源地屹立着两个巨人,这就是高尔基和鲁迅.”     

论莎士比亚笔下的“疯子”

在中外文学史上,有不少作家描写过“疯子”,但真正具有广泛社会意义的、成为文学典型的、至今仍在世界文苑中闪烁光辉的“疯子”却不多。果戈理曾在《狂人日记》中写过“狂人,鲁迅也在《狂人日记》中描写过“狂人”。果戈理是俄国的“散文之父”,鲁迅是我国新文学的旗手,他们笔下的“疯子”是有深刻的社会意义的,同样     

论鲁迅诗学——“鲁迅‘艺术世界’之构造”研究之一

鲁迅通过文学文本创造了一个“鲁迅式‘艺术世界’”,呈现出一种理论构造 ,形成了特殊质地的“鲁迅诗学”。鲁迅学对鲁迅艺术世界——鲁迅诗学的研究包括 :“‘鲁迅艺术世界’的外在——外显世界”研究 ;“鲁迅‘艺术世界’的接受世界”研究 ;鲁迅艺术世界的语言——文化研究 ;鲁迅艺术世界的生产方式研究 ;鲁迅艺术世界的内在世界研究     

以“立人”为核心:鲁迅创作的现代性建构

五四新文学的现代性立场是追求人的解放和人的现代化。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背景,鲁迅创作的现代性问题是一个历史性的客观存在。鲁迅创作的现代性建构以“立人”为核心,以启蒙主义思想革命为基调,追求个性独立和思想解放。鲁迅创作的现代性追求为20世纪中国文学奠定了“人学”的思想基础。     

论鲁迅的汉语言文字“功”“罪”观——围绕《汉文学史纲要》第一篇“自文字至文章”的考察

《汉文学史纲要》是1926年鲁迅在厦门大学担任中国文学史课程教学任务时所撰的讲义,其第一篇“自文字至文章”虽仅有2200多字,但内涵丰富,对于语言文字问题作了提纲挈领的精辟阐述.通过《汉文学史纲要》第一篇“自文字至文章”,鲁迅打破了文字的神圣论,探讨了文学的起源等问题,为科学地认识汉字、使用汉字以及现代汉语文学语言变革指点迷津,由此对于书面语和口语、文言和白话也就有了一个提纲挈领的思路.而且,在言文一致的讨论基础上,鲁迅重申了文章的思想表达必须要通过文学修辞来间接地传达,以“美”熏刺人心.作为学者的鲁迅的缜密扎实的学术研究,与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决绝言论,都是为了摆脱传统桎梏,实现个人、民族和文学的现代转型.     

现代政治转型与鲁迅的“杂文自觉”

既往研究在探究鲁迅的“杂文自觉”时,过于看重现代性和主体超越特质,忽视其社会历史性,没有真正进入1920年代语境,在共和危机和国民革命的现代政治转型中看问题。实际上,鲁迅的“杂文自觉”经过了一个复杂多变的发展阶段：最初的“随感录”形态,是基于共和危机而进行的旧文化批判;进入后五四时期,鲁迅针对“民国失传”的问题,试图再造思想革命,发起针对新文化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随着鲁迅参与国民革命,他又从“批评”转向了“杂感”,从“文化批判”转向了“政治批判”;而南下广州后的在朝革命和清党体验,使鲁迅最终出现了杂感的“文学自觉”和“革命自觉”,生成了以“杂文”为革命的“文学政治”模式。     

“茅盾现象”:一个理论反思课题

在中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之进入“现代”层次,不能不说是传统文学中的“基因”与西方现实主义创作、理论撞击、交融的结果,而代表着我国文学强烈的汇入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大潮的自觉意向,出色地完成了现实主义的引进、融汇、倡导、创新的历史责任的,又当首推鲁迅和茅盾。如果说鲁迅的奠基在前,那么茅盾在这方面的探索和实践     

论鲁迅的汉语言文字“功”“罪”观——围绕《汉文学史纲要》第一篇“自文字至文章”的考察

《汉文学史纲要》是1926年鲁迅在厦门大学担任中国文学史课程教学任务时所撰的讲义,其第一篇“自文字至文章”虽仅有2200多字,但内涵丰富,对于语言文字问题作了提纲挈领的精辟阐述.通过《汉文学史纲要》第一篇“自文字至文章”,鲁迅打破了文字的神圣论,探讨了文学的起源等问题,为科学地认识汉字、使用汉字以及现代汉语文学语言变革指点迷津,由此对于书面语和口语、文言和白话也就有了一个提纲挈领的思路.而且,在言文一致的讨论基础上,鲁迅重申了文章的思想表达必须要通过文学修辞来间接地传达,以“美”熏刺人心.作为学者的鲁迅的缜密扎实的学术研究,与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决绝言论,都是为了摆脱传统桎梏,实现个人、民族和文学的现代转型.     

“真实”与“说谎”

“真实”与“说谎”兼论涓生的道德反省与道路反省冯国晨鲁迅的小说《伤痕》是这样结尾的：我要向新的生活跨进第一步去，我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这段话很费解，新路应该是美好的，为什么要将真实埋藏，而用遗忘和说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