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基督教传教士在西南民族地区的宣教活动——以循道公会传教士柏格理为个案

西南地区是基督教宣教活动最典型的区域之一，这与清末民初基督教传教士在少数民族中的成功宣教活动有关。英国传教士柏格理是基督教传教士在西南宣教活动的典型个案，作为基督教循道公会著名传教士之一，他在川滇黔边的苗族地区，积极创制苗族文字、开办教会学校并为苗民伸张正义，使得其传教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功。     

试论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分期、特点和历史作用

明清之际 ,以传教士为桥梁和纽带的中西文化交流分三个时期 :从 15 82— 16 4 4年为初步发展阶段 ,16 4 4— 172 2年为发展和繁荣阶段 ,172 3— 1795年为日趋衰落阶段。此次中西文化交流是在平等的条件下进行的一种双向交流 ,不仅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 ,而且也促进了欧洲人全面认识中国     

柏格理乌蒙山区传教的阶段性对比分析

柏格理(S.Pollard)在中国西南乌蒙山区的传教活动以1904年为界呈现为两个明显不同的阶段,前期以城市汉族为主,传教艰难;后期以乡村苗族为主,发展迅猛。通过对柏格理两个阶段的传教方略、方式、特点进行对比分析,有助于更好认识柏格理在乌蒙山区的传教运动及其对当地苗族社会的影响。     

从昭通到石门坎——柏格理传教重心转移原因评析

昭通和石门坎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基督教循道公会在中国西南先后的两个主要活动地区.以1905年为界,该会的传教重心既在两地之间发生了转移,也在汉苗两族间发生了转移.而由柏格理主持的这次转移既为教会传教带来完全不同的效果,同时,其意义也超出了宗教的范畴,带有对西南苗族文化启蒙的色彩.对其中的原因进行客观的探讨和梳理,无疑对于我国的民族与宗教政策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参照作用.     

明清时期澳门与中西文化交流

明清时期 ,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前 ,澳门不仅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贸易口岸 ,而且也成为一个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从 16世纪起 ,一批西方传教士通过澳门进入内地 ,观察、学习中国文化 ,并经过他们的传播 ,将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介绍到欧洲 ,引发了欧洲的“中国热”。中国人民也通过澳门这一窗口 ,接触到了西方的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作为中西方文化的交汇地 ,经过长时期的异质文化的碰撞与交融 ,澳门逐渐形成了中西合璧的文化特色     

元代回回人与中西文化交流

蒙古人西征曾给阿拉伯及中亚伊斯兰文明带来灾难性毁灭 ,同时打开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通道。蒙元时期大量穆斯林入华 ,带来了阿拉伯伊斯兰地区先进的科技文化 ,包括天文历算、医学、数学、几何学、地理学、化学等方面科学技术 ,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文化宝库。同时中国先进的管理经验、火药武器、印刷术也传入阿拉伯地区 ,其中回回人在元代中西文化交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近代海外潮人与中西文化交流

潮汕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风格独特的地域性文化,在历史上既在潮汕本土传承发展,又随着潮人移民海外而传播到世界各地,同时他们又给家乡带来了西方文明,起着积极推动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作用。     

黄宽:中西文化交流的象征

黄宽,中国早期著名留学生之一,留学美英并获取医学博士学位,归国后又通过自设诊所、掌管医院、担任西医学教师等方式,积极推动西医在中国的开展和传播,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医学家、教育家,为近代中英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贡献.     

耶稣会会士邓玉函与中西文化交流

本文论述了耶稣会会士邓玉函于明末清初之际来到中国 ,逐渐背弃原来来华传教的初衷 ,转而帮助崇祯皇帝修历 ,并在中国大力传播天文学及医学知识。与此同时 ,他也把我国的医学知识传回了西方。最后 ,他与中国官吏学者王征共同合作写下了《远西奇器图说录最》 ,把当时欧洲最先进的机械学基础知识传授给了中国人     

清初汉学家卫方济与中西文化交流

卫方济是早期西方汉学史上重要的汉学家之一,在中西文化交流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文中首先介绍了卫方济的重要生平活动,然后分析了卫方济在西学中传方面的成就,最后考察了卫方济对推动中国天文学、哲学、历史等知识传入西方所做出的贡献。     

儒学与中美文化交流

中美文化交流始于美国独立战争时期.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曾对美国的社会变革产生过重要影响.儒家文化在美国的传播一直是中美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内容和途径.现代美国儒家大师讨论儒家文化的历史地位、现代价值、世界意义以及儒学研究发展方向的理论动态分析.     

荒诞世界中的殊途同归——关于《克拉帕最后的一盘磁带》与《动物园的故事》的对比研究

通过对荒诞派戏剧大师贝克特的《克拉帕最后的一盘磁带》与荒诞派戏剧的另一重要代表阿尔比的《动物园的故事》这两部戏剧在主题、人物塑造、语言运用、道具安排以及戏剧结构和写作风格等诸多方面的对比研究,本文探索了两剧之间的相似之处,同时对比了它们各自的独特之处。     

中西文化交流及文化对比研究

通过追溯历史,回顾了近30年来中西文化对比研究的成果,着重分析了文化交流必然出现的冲突、互补及共存现象.文章指出,各种文化唯有在冲突中才可以相互融合,在互补中彼此增添无穷的活力,在共存中谋求一体共荣,只有这样才可以创造出更加灿烂的人类文明.     

汤普森与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向

文化问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推动英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理论主轴,文化马克思主义也因此而兴起,在此过程中,汤普森发挥了核心作用。20世纪60-70年代,这种文化马克思主义遭遇重大挑战,英国第二代新左派由于深受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而集体背叛。在此背景下,汤普森发表了著名的《理论的贫困或太阳系仪的错误》一文,通过对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进行全方位批评,揭示出第二代新左派试图通过移植外来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来发展英国马克思主义的企图是虚幻的,应当立足于英国本土的激进思想传统去建设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为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向进行了高调的辩护和捍卫。     

文化交流中的心理、学理与伦理问题

在形成多元化的世界文化体系的过程中,通过文化交流以促进文化之间的对话、沟通与理解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但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应该关注文化间对话、沟通与理解的心理问题、学理问题、伦理问题。心理问题解决的是心态冲突问题,消弭的是信任赤字;学理问题解决公理冲突问题,消弭理解赤字;伦理问题解决沟通方法的冲突,它所消弭的也是信任赤字。     

胡兰畦和中德文化交流

胡兰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待钩沉的女作家,也是中国近现代留德史上仅有的几位女性之一。她曾两赴德国留学,与作家安娜·西格斯等德国名流展开交往,根据亲身经历写成的报告文学作品《在德国女牢中》为她赢得了世界声誉。论文将她置于中德文化交流的视野之下,讨论她在中德文化关系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日本对台文化政策与交流简论

台湾问题作为中国内战时期的遗留问题,牵涉到复杂的历史纠葛、现实利益。日本作为一个重要的区域大国,在处理台湾问题时,包含了现实主义势力均衡的权力相互依赖要素,也体现了自由主义主张的通过经济相互依存与经济融合,维护日本与台湾地区之间的稳定与合作。在日台关系中,日本与台湾地区不仅存在安全利益的关联、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历史与文化因素的作用与影响也是研究日台关系无法回避的一个环节。日本正是通过长期的文化渗透与文化制衡,通过培养彼此间的日本情结、台湾情结以及相似的价值观认同来强化日台双边关系,以维护与中国台湾地区之间的特殊利益。     

从民汉语言的接触看民汉文化的交流

文章从民汉语言接触中产生的借词入手，探讨分析了民汉文化的交流，进一步印证了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相互影响在语言上的反映。     

再论中外交流中的藏族文化

在历史的长河中,藏民族曾与中外地区的许多民族进行过长期而广泛的文化交流,其结果使各民族文化相互吸收、相互影响、共同发展。文章就藏族文化对尼尔泊文化及我国汉族、裕固族文化影响的一些实例作了介绍,旨在使人们对中外交流中的藏族文化有更深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