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隋唐时期的民族融合

隋唐时期是我国民族关系空前繁盛的历史时期,魏晋南北朝以来长期的民族杂居融合,为这一时期的民族大融合做好了准备.胡族人口的大量迁入,给中原带来胡族文化,并将其渗透于中原社会的方方面面,直接促成了中原"胡化"趋势的产生.而进入中原的大量内迁胡族,很快就为汉族文化所融化;边疆胡族也不断吸取汉族文明,迅速汉化.隋唐时期的"胡化"与汉化是一个过程中的两个侧面,两者是同时和互动进行的.     

魏晋南北朝社会风气及南北民俗的交流

魏晋南北朝社会风气及南北民俗的交流张承宗，孙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风气，南方历经孙吴、东晋及南朝，逐渐由尚武转变为儒懦。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之后，虽然吸收了许多汉族文化，但其尚武精神依然不减。终此一段，由于北人南迁，胡族内徙，民族的冲突与融合，社会的...     

制度·兴亡·人物评价: 南朝北朝史论异同辨析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分裂约二百七十年.由于南朝、北朝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发展各异,因而南朝北朝的史学发展也大异其趣,而作为这个时期史学一个组成部分的史论,南北也有所不同.南朝北朝史家就政治制度、皇朝兴亡得失、历史人物评价等问题所发的史论,南北相较,互见长短.虽然就整体而言,北朝史论在思辨性和深度上逊于南朝,但也有许多可取之处,这对深入认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北朝士人的中原情结--《洛阳伽蓝记》叙事特征及其文化内涵

《洛阳伽蓝记》在叙事中不断强调洛阳传承汉文化的历史地位,展现北魏洛阳历史与文化的变迁,并通过典型文化事例展现北魏洛阳独特的文化气质。杨衒之指明,无论北魏还是南朝文化,都是经过融合并包含其他异质文化在内的新"汉"文化。同为新"汉"文化,"中原"主人应该是"中原"的主权拥有者——北魏政权,从而建构起"以北魏为汉文化正统"的文化理想。这种文化理想使《洛阳伽蓝记》成为北朝文化的象征性符号,彰显着新"汉"文化的特质,具有在文学叙事中强调文化融合的意蕴。     

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地方政权与中原王朝的关系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中原处于大动荡大分裂和民族大融合时期,而此时的西域亦是各地方政权相互兼并,民族大交会大融合时期.中原虽然对西域的管理较薄弱,但却从未中断.而西域各地方政权也从不自外于中原,仍与中原王朝保持着联系.这些联系可以从曹魏西晋在西域的管理;十六国时期前秦和河西地方政权同西域的关系;北魏及南朝各政权同西域的密切联系三个方面来加以证实.     

北朝宗族谱牒述论

与南朝相比,北朝谱牒非常发达。北朝谱牒既是政府选官的重要依据,又是门第婚姻的凭据,同时它还具有收族作用。中古谱牒所记世系比宋元家谱要远,但两者之间的关键区别并不是维修原则,而是是否与政府选官相关。     

北朝墓壁画渊源探讨

中原地区壁画墓在魏晋几乎绝迹二百余年之后,到北朝开始逐渐复苏直至发展成熟,其渊源首先是汉墓壁画,而其继承的途径是对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东北地区保存下来的中原汉文化传统的接受和利用。此外,在北朝壁画墓的进一步发展过程中,又有对南朝丧葬文化的借鉴,以及与当时兴盛一时的石窟装饰艺术的联系等。对以上各种因素的成功吸收、改造和融汇,导致了北朝新的墓葬壁画体系的产生与成熟。     

江苏青年学人

胡阿祥胡阿祥,1963年生,安徽桐城人,文学博士,现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为“东晋十六国南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02CZS005)。胡阿祥认为,东晋十六国南北朝的历史,错综复杂,但其中有主要线索可循。此主要线索,在十六国北朝为胡汉问题,在东晋南朝为侨旧问题。胡汉之间因有矛盾,引起了大量北方人口侨流南方,侨旧之间因有矛盾,促成了东晋南朝侨州郡县的大量设置;胡汉之间、侨旧之间又有合作,从而十六国北朝得以立国于北方,东晋南朝得以立国于南方。因此,研治东晋十六国南北朝历史,理解侨州郡县…     

稽胡(山胡)略考

稽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土生土长的独自形成,的一个部族。它的主体部分既非匈奴后裔,也非西域胡种,不过后来羼入了少数的匈奴和西域胡的民族成分,故亦不妨称它为“杂胡”。稽胡是山居的农业部族,“语类夷狄”,其风俗习惯与匈奴、西域胡异,人口众多,社会组织是部落制。     

南北朝山水散文的文化异质——以《水经注》和南朝山水书札为例

在对以《水经注》为代表的北朝散文中的山水描写和以南朝梁吴均"三书"等为代表的南朝山水札记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北朝与南朝山水散文在观察点的选择和材料的组织方式上,在山水描写的表现手段上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或不同。这些差异或不同的产生,与二者对前代文学继承的不同侧重有很大关系。     

李凭：《北魏平城时代》

北朝(439-581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代,它上承动荡的“五胡十六国”,下启强盛的隋唐帝国,其文化较差不多同一时期的南朝落后,而在政治制度上的创造力却远逾于南朝。自从四十年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其《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中将隋唐制度的主流归于北朝以后,     

再论北朝诗赋

(一) 关于北朝诗歌和辞赋的成就,我在《试论北朝文学》(《文学评论》一九八二年第二期)中,已有所论述,但限于篇幅,不可能作进一步的探讨。一般说来,北朝的诗赋不如南朝繁荣,产生的作家较少,存留的作品也不多。但是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北朝诗赋和南朝相比为什么数量如此悬殊?我看除了北朝所产生的作家和作品本来就少之外,恐怕还有别的原因。那就是隋唐的帝王有不少人仰慕南朝的文化,尤其是隋炀帝开设进士科以后,士人把应进士科看作求官的主要途径,而进士科所试的诗赋,又都效法《文选》及其他南朝文人。这是因     

“岛夷”称号与北朝华夷观的变迁

《魏书》中的"岛夷"之号,与南朝史书中"索虏"之号的来源、性质皆不相同,"岛夷传"乃是魏收所创立的史传叙事模式。北魏对南朝的实际称谓并不是"岛夷",而是使用指称地理位置的江南或代表僭伪涵义的"伪齐""伪梁"等名号。由纯粹指斥僭伪的称谓发展到包涵华夷之辨的"岛夷"称号,直接起因是侯景之乱导致南方政权急剧衰败,同时以华夷之辨为魏齐禅代制造正统依据。"岛夷"号的出现,乃是魏齐之际华夷观念变革的标志。华夷观变革的基本方向是从十六国北魏以胡汉族群区隔为标准,到《魏书》撰作的时代由地理层面的"土风之殊"而引申为文化层面的"华夷之隔"。     

北朝的夷夏融合与中华美学的构建

夷夏是中华文化中的重要概念。先秦以来，“夷夏之辨”发展为夷夏融合。南北朝是夷夏融合的高峰期，主要在北朝进行，代表是北魏。夷夏融合的主流是汉化，汉化的主体不是自然血缘的同化，而是文化上对于华夏文化的认同。南北朝是佛教汉化的关键时期，主要在北朝地区进行，集中体现为佛像的汉化。佛教的汉化不仅推动了中华文化一体化工程的进行，而且有力地推动了中华美学的构建。中华美学的构建可以分为基本观念构建和审美文化构建两大方面。基本观念建构集中在对于艺术功能的认识上。先秦儒家确定的艺术功能为教化与审美统一，此后这一认识在承传过程中发生偏移，南朝偏于审美，北朝则突出教化。在审美文化上，北朝在承传中原文化的同时又融入了草原文化，在书法、音乐、文学、城市建设等诸多方面均有建树。唐代美学兼取南北而主要承传北朝美学传统，从理论与实践上重新树立儒家艺术审美理想：文质彬彬、尽美尽善。北朝开创的以夷夏之合为核心的中华美学在唐代得以巩固提高和发展，成为中国的国家形态美学。     

西域乐舞的南传与陈代诗歌中的胡笳意象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乐舞南传并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在南朝时,西域乐舞通过西域各国的直接传播和北朝各国的间接传播,逐渐被南朝人民接受和喜爱,深入到南朝人们的生活中,也影响着南朝文人的诗歌创作。到陈代,边塞乐府诗创作数量逐渐增多,边塞诗豪迈雄浑的风格融入到绮靡纤弱的南朝诗风中,在陈代边塞乐府诗中常提及来自西域的乐器胡笳,胡笳作为一种意象出现在诗中,为南朝的诗歌创作带来了别样的艺术风气。     

略论北朝辞赋及其与南朝辞赋的异同

北魏前期,统治者对汉文化不感兴趣,文人缺乏良好之创作环境与切磋条件;即使在孝文帝迁洛以后,辞赋起步亦较晚,缺少技巧积累,故北朝前期辞赋之数量与质量均不及南朝,赋作主要继承西晋后期遗风。北朝中后期,受南朝文学浸润渐深,出现了袁翻《思归斌》、阳固《演赜赋》、李骞《释情赋》、李谐《述身赋》等名篇。作者刻意学习南朝赋作,虽然在叙事之详尽与艺术技巧上不及南赋,但其语言之质朴与笔力之道劲则为南赋所不及。北周之庾信,北齐之颜之推,虽为辞赋名家,但均来自南朝;而北朝最有成就之赋家是生于北齐、历周入隋之卢思道,其赋作兼具北赋刚健质朴与南赋绮丽细腻之特色,在南北贼风融合中,功不可没。     

程度的强化与基础的脆弱──试论寒人政治下的南朝皇权

南朝,是盛极的门阀制度走向衰微的时期。相反,庶族地主依据经济力量而崛起,跃上政治舞台,这是对东晋以来门阀统治和门阀政治的反动。世家大族干预朝政的局面,在南朝已成为历史,据有统治权的庶族地主,基于世家大族力量的削弱和自身夺取权力的手段的完善,其统治和控制权在程度上大大强化。但庶族地主的崛起,其统治基础──政治势力与经济基础却极为薄弱,朝代递嬗,在南朝短促相继,整个南朝的完全意义上,皇权的不稳定与脆弱,又是其衰微的一面。南朝皇权的这种“两面性”特征在学术界长期被人们漠视,本文拟作探讨,以期有所补遗。…     

北朝时期河朔民俗的变迁

学界一般认为,古代河朔地区具有"尚儒"之俗,但据现有史料,河朔地区的这种风俗是在北朝之后才开始形成的。与汉代相比,北朝胡族统治者的尚儒,使河朔地区进入尚侠与尚儒之俗共存的民俗发展阶段,河朔地区儒学人才的州郡分布与数量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北朝是河朔民俗、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历史时期。     

北朝儒学教育及其影响

<正> 北朝鲜卑拓跋部统一北中国时,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而此时的中原汉族早已建立了成熟的封建制度,其若要以华夏正统帝王的身分去统治文化经济高度发达的中原地区,并获得汉族民众的认同,就要尽快完成封建化的进程。因而必须采取崇儒政策,开办学校,推行儒家教化,并培养儒士为其封建化服务。正是由于这种政治上的原因,北朝各代统治者莫不以尊儒兴学为急务。北朝的儒学教育也因之得以蓬勃发展,学校普遍恢复,规模扩大。同时,北朝儒学教育的发展又大大加速了鲜卑民族的汉化和社会封建化的历史进程,从而促进了华夏民族的融合和统一民族的形成。     

两个南北朝与中古以来的历史发展线索

两个南北朝所造成的南、北方隔离与差异,直接影响到中古以来的历史发展。恰恰是在唐宋变革前后,历史发展的线索是呈现南、北复合状态而非单一。这是深入探究考察中近古历史时应该予以格外注意的。第一个南北朝、隋及唐前期的历史是循着"南朝"、"北朝"两条并行的线索来发展演化的。隋及唐前期基本实行的是"北朝"制度,而后又在统一国度内实施了"南朝"线索与"北朝"线索的整合。到中唐以后整合完毕,国家整体上向"南朝化"过渡。第二个南北朝及其并行发展的两条线索,都确凿存在。南宋承袭唐宋变革成果,它所代表的南朝线索充当主流,辽夏金元反映的北朝线索也作用显赫。二者并存交融,先后经历元朝、明前期以北制为主导及明中叶为南制主导的三次整合,明后期最终汇合为一,此乃宋元明清历史的基本脉络和走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