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学研究会"到"国学院"--东南大学与20年代早期南北学术的地缘与派分

20年代胡适等人倡导“整理国故”运动,并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展开系列的学术活动,在学界引起极大的反响。南方学术重镇东南大学的学者们除了以《学衡》与《史地学报》为阵地之外,以国文系师生为主成立了“国学研究会”创办刊物、展开演讲、编辑从书,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针对北大国学门,东南大学国文系也计划组织“国学研究院”,但却遭到北方学者的抨击和校内新派的挖苦,由于东大不久即发生风潮,东南大学国学院最后是否真正成立也值得怀疑。从“国学研究会”到“国学院”的短短历程和遭遇,集中地反映了20年代早期南北学术界在“整理国故”运动中的地缘与派分。     

为晚清以降的国学思潮立此存照——写在《国学档案》前面

（一） 现代意义的“国学”概念,是晚清以来逐渐形成的。关于这种“国学”概念出现的背景,王淄尘在《国学讲话》一书略有说明：“庚子义和团一役以后,西洋势力益膨胀于中国,士人之研究西学者日益众,翻译西书者亦日益多,而哲学、伦理、政治诸说,皆异于旧有之学术。于是概称此种书籍日‘新学’,     

南洋公学与国学的初义脉络

中国国学概念在近代的生成与演化，是近代学术思想演进中的一大关键。前人追究国学一词的发端，存有数说，在逐渐近真的过程中，揭示各项线索，同时仍有进一步辨析与推进的余地。按诸文献，目前所见，1902年1月6日南洋公学监督沈曾植致周家禄函内“最早”使用“国学”一词指代中国学术。沈曾植“国学”一说，缘起于新政初期整顿南洋公学维持大局，以此消除以《国民》《清议》二报为象征的主张“民权”“自由”的“残缺不全东洋之议论”，与以梁启超为核心的激发国性、培养国民、铸造新国家的“国学”形似神异，而相互争夺对于青年士子的影响力。隐含民国建立前一者在维系皇朝前提下吸纳新学一者以民权国家思想注入中国固有学术的两大国学初始脉络。     

国学之统宗与国渣——论章太炎晚年的国学观念

章太炎晚年治国学由求真转向致用，强调国学的目的是修己治人。他从儒家经典中选出《孝经》、《大学》、《儒行》和《丧服》，称之为“四经”，以为它们乃六经之要旨，万流之汇归，国学之统宗，以此提倡儒家的孝道、礼制和伦理道德，试图改变世道民心。“国学之统宗”即使在国粹派中也并未得到认同，它在国学运动新倾向成为主流之后是国粹主义存在的一个极端，是最“国渣”的典型。我们回顾章太炎晚年的国学观念，对于认识近年国学复兴出现的国粹倾向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基于孔孟老庄思想的国学基础理论建构 ——李德民教授新作《国学基础》评介

东北石油大学李德民教授的新作《国学基础》,对传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了有益尝试.以孔、孟、老、庄为结构框架,以《论语》《孟子》《老子》《庄子》为文本支撑,以规范的白话文对译为转换方式,按照现代学术规范对原创者的思想理论进行合乎逻辑的编排,通过诠释使其成为相对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定位准确,选材精当,视角独到,见地深刻,诠释适度,是值得推介的好书.     

章太炎的国学概念及其品格与精神

长期以来,语言文字学史、思想史和学术史上的一些主流论断对章太炎先生的学术思想体系出现了误读或误解.太炎先生的国学包括国学、国粹、国故三个重要概念,语言文字学是其基础,思想史是其核心.通过对其国学概念原旨的阐释,对其学术思想和国学实践的追根溯源可知,太炎先生的国学研究具有高度的实践品格与自觉的现代精神,他的国学研究以民族独立思想为核心,国学实践与他对中国社会的改造密切相关;在弘扬国学的同时,他对国学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现代反思,积极探索国学的现代形式.当然,他在推广国学时也给我们留下了教训.太炎先生的国学具有重要的当代意义.     

国学思潮批判

国学是在西方现代学术传入的历史条件下,为了保存中国传统学术,抵御西学而提出的。因此,国学是以经学为中心的传统学术,包括儒家的立场、注解经书为主的研究方法等(国粹学);而不同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研究(国故学)。国学具有反现代性、反现代学术的性质,它拒绝中国学术融入世界学术,并且打上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烙印以及被文化市场运作。从国学产生至今的历史来看,它也不具有可行性,仅仅是一种思想主张。总之,国学是一种过时的、倒退的伪学术。     

国学不是学:西文学术分类与民初国学定位的困惑

西方学科分类在中国教育体系中确立后，民初学者多据西学分类以言中学，“国学”或“国故学”存在的正当性也须与西式学术分科衔接。当时一个流行的观点是，由于西方各国皆无所谓“国学”，故中国的“国学”也不成立。较早提出这一观念的竟然是一般认为偏旧的“国学家”，很能凸显民初新旧的纠缠互渗；而更趋新的学者对“国学”在清季的含义已不甚了解，这一历史记忆的遗忘在一定程度上透露出清季民初传统的中断。     

国学现代化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

应从“四维时空”的视域衡估国学的“四重价值”,即着眼于人类发展的共性,观照国学的普世价值;着眼于国学发生演化的特定语境,观照国学的历史价值;着眼于现代化的需求,观照国学的现代价值;着眼于后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向,观照国学的后现代价值。由是,国学现代化的基本内涵有三构建国学精神的普世价值系统;促成国学精神的“潜现代性”与现代性对接会通;提升国学精神的“类后现代主义”。国学现代化的主要路径亦有三双重批判;文化对话;现代阐释。而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则应以民族传统文化(国学)为根基,以西方文化为补充,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同时推进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西方文化的本土化,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     

从《诗经》教学谈普通高校国学经典教育的偏差

以儒家经典为核心内容的国学教育对于传承中华文明,树立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自豪感与凝聚力,乃至构建中华学术体系,都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然而,当前普通高校的国学经典教育仍存在着严重的偏差,就《诗经》教学来说,存在着过于重视文学教育而忽略了国学文化精神的教育,既不能体现儒家经典文化的深邃内涵,也不能反映《诗》学全貌,更不利于国学教育的普及。纠正国学教育的偏差,一方面要针对与中国传统文化密切度较高的受教者开设专业课程,另一方面要针对广大高校受教者开设普及性的国学经典选修课。     

文学·国学·旧学:民国时期的南方学术与学派建构——以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中文系为中心

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的文史学术界大致分为南北两大系统,以"新"、"旧"为重要分野。从南高师一直到东南大学和中央大学时期,该校中文系独树一帜,形成独特的治学和教学风格,在当时被视为一个坚守"旧学"的"学派"。一方面,东南大学和中央大学中文系内部标榜"国学",体现出较强的旧学认同;而另一方面,现代的"学派"建构不仅出于学术认同之别,现实权力之争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过去的整体化：“文化”的兴起与《国故论衡》

《国故论衡》是章太炎在东京国学讲学会若干讲义的结集。《国粹学报》与《民报》所提供的舆论空间促使他走向中心,成为一位学术上的公共人物,也是在这一时期章太炎开始较多地谈论自己的治学心得。《国故论衡》中的很多问题都成为新文化运动一代学人的“国学常识”和他们进一步开展学术研究的起点。     

教派书写与反教派书写

民间信仰作为中国社会研究的重要视角,以其对和谐社会建设所具有的重大促进意义,愈来愈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承担教育部社科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民间信仰与中国社会研究”以来,从民间信仰与宗教的关系入手,首先对民间信仰与中国社会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深入探讨,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国内外学者撰写的本组笔谈,就是一部分相关的阶段性成果。     

2007～2009年Journal of Mountain Science的文献计量分析

为了解Journal of Mountain Science论文引用特点、办刊质量及其在山地科学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依据Science Citation Index-Expanded数据库检索系统,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7～2009年间JMS载文量及刊载论文的被引用情况、论文作者国家或地区分布、施引作者国家或地区分布、施引期刊情况和学科分布等指标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刊物载文量呈稳步上升趋势,被引论文的篇数也在增加;刊载的论文被来自十多个国家的作者和二十多种涉及多学科范围的国际性期刊引用;而JMS的作者来源也较为广泛,涵盖了20个国家和地区。作为一份国际性特色突出的学术期刊,JMS为山地科学研究领域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来源,在山地科学研究领域具有较高的学术扩散性和影响力。     

学风濯濯学史昭昭--关于"新砦期"论证三题

学术界提出“新砦期”的意义在于通过这一过渡遗存把二里头文化和当地龙山文化联接起来 ,并以此作为探求早期夏文化和夏王朝起始年代的考古学基础。然而在有关“新砦期”最新论证中存在的诸多失误 ,降低了这一学术成果的科学性 ,其可信程度因此受到影响。     

傅斯年、顾颉刚中山大学语史所时期矛盾考论

学界多认为,学术见解的歧异是傅斯年与顾颉刚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时期产生矛盾的深层次原因。实际上,治学异趣在这一冲突中的“份量”究竟有多大,却值得考析。从北大国学门到中山大学语史所再到中研院史语所,其旨趣是一脉相承的,疑古思潮并非这些研究机构的集众旨趣,而“疑古”的顾颉刚却多参与其中。同时,后来竖起“史料学派”大旗的傅斯年,其早年学术性格恰在“疑古”与“考信”之间,他由疑古转向考信,可以说是其学术思想的内在发展,不必有意与顾颉刚立异,更何况顾颉刚学术思想之发展也是“始于疑,终于信”。     

从《文艺论集》的版本看郭沫若文学批评的流变

郭沫若的《文艺论集》出版于1925年,此后郭沫若多次进行修订改版,形成了多个不同版本。不同版本显现着郭沫若不同时期的思想差异与身份差异。初版本《文艺论集》中所论述的问题以及整体框架,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响应,是从中国现代文化体系建构方面考虑文学理论问题的。1929年和1930年,郭沫若对《文艺论集》连续进行了两次改版,更明显也更集中地表现着郭沫若努力于"文学"的目的,或者说是郭沫若以"革命者"、政治家的身份,进行了一次"文学"上的认同。     

近代中国“边疆学”概念提出与传播的历史考察

就目前所见,"边疆学"一词作为学术概念最早见于1933年6月出版的《殖边月刊》第一卷第十二期。1936年1月,顾颉刚先生据冯家昇先生旧作修订的《〈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中所用之"边疆学",是该词作为学术概念在论著中出现的最早记录。因顾先生的关系,这一概念还在燕京大学边疆问题研究会《成立宣言》、《我国边疆学之内外研究略史》、《中国边疆学会丛书总序》中多次出现。1939年3月至6月,杨成志先生拟定《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边疆学系组织计划纲要》,首次建议在我国高校设置边疆学系,希望把边疆学建成一个学科,但未获批准。顾先生的"边疆学"概念与杨先生的有区别也有联系,共同点之一是都与外患紧迫密切相关。不过,时人对"边疆学"一词兴趣不大,人们普遍认可和接受的是"边政学","边疆学"一词于是长期淡出了国人的视野。     

全国第二届“区域文化与文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9年11月14—16日,全国第二届＂区域文化与文学＂学术研讨会,在重庆成功召开。会议由重庆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文学评论》编辑部、重庆师范大学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会议围绕三个议题,即：1.区域文化与文学的新进展;2.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的新收获;3.区域文化与文学发展的新走向,分五场大会发言,以及两组讨论。会议的另一重大成果,是成立以张中良为主任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区域文学委员会。这次会议,继往开来,将相关议题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从"美国化"到"本土化": 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缘起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社会各个角落的展开,清华园里相应地出现了一股文化运动的思潮,当时称之为"清华文化运动"。在这场文化运动中,感染时代精神的清华师生们,开始以犀利的眼光,反省清华教育中的"美国化",重新检讨清华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从而形成了中西文化调和的校园思想氛围。深处其间的清华学子们,同时感受"整理国故"运动的强烈影响,于是从批评学校忽略中文教育发端,而后扩展至呼吁学校加强国学教育,直到最后在多重因素的衡量之下,校方遂在清华改办大学之际,创立了旨在"中西并重、新旧沟通"的国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