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基于“使用与满足”理论的视角

"使用与满足"理论是着重从受众的角度对传播效果进行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该理论认为,受众接触媒介是基于个人心理和社会需要以期获得满足的选择性活动。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要按照"使用与满足"理论的要求,努力增进传受双方的互动与交流,及时回应群众的利益关切,大力优化传播结构。唯有如此,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深入人心,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从媒介形象到日常生活：国外老年受众与电视研究的范式变迁

随着全球老年化社会的到来,老年受众与电视研究成为老年传播领域的热点。西方老年受众与电视研究对于老年人的媒介再现和老年受众对电视的使用与满足进行了较为充分的研究,认为电视对老年人特征的再现是扭曲的,老年人在电视中没有占据应有的比例,老年人对电视的使用有着较多的社会交往动机和社会效用。而随着对老年受众与电视节目、人物之间类社会互动研究的深入,该领域出现了日常生活研究的趋向,将老年受众放置日常生活情境中研究电视与老年人日常生活的互动关系,该转向契合了受众观转向和民族志转向,从而成为老年传播领域的新趋向。     

“童心”说与“第二次天真”说的比较研究

马斯洛的"第二次天真"、"健康的儿童性"说,也就是李贽的"童心"说,正是"第二次天真"和"童心"说,使作为成人的作家,"既是非常成熟的,同时又是非常孩子气的",这看起来是对立的,但文学艺术的创造要的就是这种双重视角. 他以十分成熟的、深刻的、理性的眼光看生活,能够把生活的底蕴揭示出来,但同时他又以儿童般的天真的、陌生的、非理性的眼光看生活,充分地展现生活的充满情趣的方面.所以作家的真正的创作,总是有一种"健康的倒退(复归)",即从二级过程推回原初过程,从意识推回到无意识,从现实原则退回到快乐原则,或者说这是一种"溶合",正是这种"倒退"或"溶合"消除了上述的悖论,从而进入了创造的境界.     

美国的“鲁迅热”——英语世界学术界对鲁迅的再评价

本文探讨了美国学术界一项新动态：“鲁迅热”。从政治、文化、历史角度加以分析,并详细介绍了四本新英文专著：周杉(Eva Shan Chou)的《记忆,暴力,辫子：鲁迅解读中国》(Memory,Violence,Queues:Lu Xun Interprets China);格罗利亚·戴维斯(Gloria Davies)的《鲁迅的革命：写在暴力之中》(Lu Xun’s Revolution:Writing in a Time of Violence);庄爱玲(Eileen J.Cheng)的《文学的遗体：死亡,创伤和鲁迅对哀悼的拒绝》(Literary Remains:Death,Trauma,and Lu Xun’s Refusal to Mourn);以及柯德席(Nicholas A.Kaldis)著《中国散文诗：鲁迅的〈野草〉研究》[The Chinese Prose Poem:Lu Xun’s Wild Grass(Yecao)]。美国学者在过去为鲁迅研究做出过实质性的贡献,但他们的专著相对中国、日本而言显得零星。现在华裔美、澳籍学者挺胸走出来了,而且这四项令人兴奋的著作之间没有多...     

本与末——王国维“境界说”与中国古代诗学传统关系的再思考

王国维把自己提出的"境界"与中国古代的"兴趣"、"神韵"之间的关系描绘为"本"与"末"的关系,近百年来,这个观点几乎成为学术界的一种共识。实际上,王国维的"境界说"来源于以叔本华"直观说"为代表的西方美学传统,而"兴趣说"、"神韵说"植根于中国古代"比兴"的诗学原则,二者之间并不存在一种"本"与"末"的关系,王国维的"本末说"本身恰恰是近代东西方不平等文化关系的一种历史写照。     

语用能力与科学教育之和谐互动论——从马建忠的“规矩说”到孙中山的“津梁说”

马建忠、孙中山、蔡元培等名家都有丰富的言语作品存世,都有很强的语用能力,都有关于语言及其运用的学说思想,且都力倡科学教育并身体力行。作为某种意义上的元语言和对象语言,马建忠的"规矩说"、蔡元培的"媒介说"、孙中山的"津梁说",形成于1898年至1919年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转型的重要时期,在时间上大致顺接,在内容上互有牵连,分别着眼于语言及其运用的功能目的、关系、结果目标等方面,凸显了相关学说的科学精神、科学方法论和科学认知论意义,强化了语用过程的主体间性,表明并印证了语用能力与科学教育之和谐互动。语用能力与科学教育之和谐互动有助于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     

“情”与“物”的独立——“物感说”何以在魏晋成熟

＂物感＂是＂物＂与＂感＂之间的双向交流活动,其中＂情＂是＂物＂与＂感＂之间的桥梁。正是由于玄学催生了＂情＂与＂物＂的独立,才使＂物感说＂作为一个审美范畴在魏晋时期成熟。＂物感说＂的成熟,为魏晋时期人与自然和谐、亲和关系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现代”要与“传统”结合——《微观经济学》课件制作的体会

多媒体教学只是一种手段,只是教学过程师生之间传播信息的桥梁,是辅助教学的一种工具。只有将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教学的方法各自的优势结合起来,在教学中采取“教”与“学”互动的方式,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才能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     

石涛“受识论”与克罗齐“直觉说”相同点的比较

本文对石涛与克罗齐的美学观点加以比较,进行探讨。     

“实用之学”与美国“新教伦理的世俗化”——论富兰克林教育思想的实用性

欧洲传统教育以＂博雅＂为中心,教育被视为少数人天然享有的特权。这一种博雅教育移植到北美殖民地后,却产生出一种新型的盎格鲁——美利坚教育模式。富兰克林倡导的文实学校,就是这种新型模式的典范。他宣扬的勤俭、节制、诚实等清教价值观被马克斯·韦伯解读成＂新教伦理的世俗化＂。认为它的实质＂不仅是从商的精明＂,更是一种＂精神气质＂。这种新教伦理经过富兰克林的亲身实践和大力宣扬,在塑造美国国民性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儒学“哲学化”向度的开拓——读程志华教授《熊十力哲学研究》

正概括地看,清末民初之学术问题可归结为两类:一类是因回应西方文化的冲击而引发之"中西"问题,具体化为中西哲学或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一类是由回应时代问题而引发之"古今"问题,具体化为传统与现代即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就当时的情形来看,无论对哪一类问题,清代学术都无法圆满地予以回答。正因为如此,一意"崇洋媚外",一心"攀缘科学",将传统儒学"唾弃"、"摧残",竟然成为当时之"时代思潮"。熊十力说:"唯自海通以来,中国受西洋势力的震撼,中学精意随其末流之弊,以俱被摧残,如蒜精之美,不幸随其臭气而为人所唾弃。"②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儒家学问"理论资源枯竭",即其哲学意蕴不足。在熊十力看来,面对如此严重之困局,要应对"中西"和"古今"问题,作为文化建设之"根荄"的哲学必须要有所作为,从而带动整个学术、文化之发展。他说:"所谓本位文     

游离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当代农民价值观实证研究——以河南农村为背景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须从创新价值观入手,使亿万农民形成适应社会变革需求的、全新的现代化品质与内涵的价值观念体系,进而从根本上转变农民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和价值观念。调查显示,处于传统与现代交融之中的当代农村,保留了鲜明的乡土特色、血地两缘、差序格局的传统乡村社会特征,农民价值观也呈现出游离于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多元化特征,如何整合传统资源的积极价值,塑造适应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农民价值观,推动广大农村由相对落后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变的全方位社会变革并充分发挥广大农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     

再论“层累说”的来源——谈历史与故事的距离

实证主义者认为,研究历史旨在发现过去本身的实际情况,且认为只存在一种过去,即发生了的过去本身.“层累说”从故事演变的视角考察历史的真实性和唯一性,为我们分析史学实践中历史的故事性提供了案例.本文从历史和故事的差异,以及“层累说”与西方学术话语的对接出发,重新考虑该命题的含义,表明真实和虚构并非截然对立.同时文章认为,该命题袭自日本学者的看法可能并不真确.     

“说炜烨而谲诳”——论刘勰对陆机《文赋》的一个错误批评

战国时期产生了一种生动活泼的口头文体形式——说,其文体寓说理于叙事之中,具有形象性、传奇性和虚构性等特点。它是中国后世小说创作的重要来源之一。陆机在《文赋》中明确把说定为一种文体,并用炜烨与谲诳来概括它。所谓炜烨,即生动性和形象性;谲诳,即传奇性和虚构性。陆机对这些特征的肯定,正与魏晋时期文学创作意识尤其是小说创作的兴盛有密切关联。而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以正统儒家的义贞和忠信为法斧,对陆机的命题进行了歪曲的否定。刘勰对陆机的这一粗暴悖理的批评,反映了他正统的儒家意识以及否定小说创作的保守的文学立场。事实上,陆机的说炜烨而谲诳,在中国小说批评史上占有重要位置,而《文心雕龙》也并非绝对完满、完全公正的超越性体系,它也存在自己的局限和谬误。     

千古诗学二“境界”——试论王船山与王国维“境界说”的理论传承关系

本文从情与景,生活与艺术,诗歌与现实,自然与文学的关系等四个方面较为全面地论述了王夫之与王国维“境界说”的丰富内涵,辨析了二人理论上差异与传承种种关系。     

我们如何走进新世纪——对“中国现代精神传统”的一个诠释

突破“传统—现代”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人们会发现,一百多年来中国已经形成了现代精神传统。即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产生,又具有动力式结构的一套现代观念,包括“进步”、“竞争”、“创造”、“民主”、“科学”、“大同”社会理想和“平民”化的人格理想。它们不同程度地超越党派和思潮的分野,成为几代中国人的共同观念、当代社会的基本精神背景。梳理这一传统,检视其误区,用客观之道与人道的统一为标尺去评估它,将从中汲取到现代价值的合理要素。     

文学“终结论”与“距离说”——兼谈当前文学的危机

西方学者提出的文学“终结论”命题引入我国,引起关于当前文学危机的讨论。德里达把文学“终结”的原因归结为“距离”的消失,颇具启发意义。对“文学即距离”应如何理解?文学“终结论”与“距离说”之间究竟具有怎样的内在关联性?当前文学的危机究竟何在?文章对这些问题作了进一步思考探讨。     

天命、德运与民生信仰——秦帝国择取“五德终始”说的内在理路探析

在战国诸侯争霸进程中,秦统治者对法家学说可谓是青睐有加。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中央集权帝国的皇帝,秦始皇的一统六合,实乃凭力而胜。然在随后建构帝国政治统治思想时,却在先秦以来的众多诸子学说中,最终选择“五德终始”说,以之为王朝立论。探究其因,主要有三：首先,相较于其时其他诸子学派务以为治的具体论说,独有邹衍“五德终始”说关注的是王朝之间的兴替更迭,更具形而上的超越性,这符合以武力所建构起来的政权进行合法性论证之所需。其次,“五德终始”说契合了秦传统的“受命”意识。依“五德终始”说,秦帝国得享“水德”之运,这不仅为君权张目,给予了帝国统治者“君权神授”的合法性,而且也能够为帝国统治者“重法”“偏法”的个性喜好提供源于“德运”“德性”的本体依据。再次,“五德终始”说依凭、内蕴的阴阳五行思想,不仅与秦文化深相契合,更与秦人日常民生信仰密切相关,故择取其为帝国合法性作论,就更易获得广大民众的认同与遵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