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文化思潮与现代中国文学关系辨析

选取文化与文学互动关系的认知结构,对现代中国文学多元共生互补并进的演化轨迹进行考察,便会发现“政治文化”、“新潮文化”、“传统文化”、“消费文化”所形成的四大文化思潮,对于现代中国文学嬗变过程显示出的三大历史阶段都发挥了不同的“渗染”或“制导”作用,与各种文学形态或系统凝结成复杂而深微的错综关系。只有精细地大胆地洞察与剖析这种关系,才有可能深化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或重构现代中国文学史。     

中、英女性文学及其女权主义文学之比较

本文通过把中国的女性文学和已有定论的英国女权主义文学（及其女性文学）作划阶段对比、比较，提出三个观点：１．女权主义文学应按照女权主义的发展历史划分为政治女权主义文学和文化女权主义文学；２．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政治女权主义文学，新时期以来又产生了文化女权主义文学；３．“女性主义”是个语焉不详的名称，不足以说明中国女权主义的发展及特点。     

多元文化背景中的不忽木——解读：[仙吕·点绛唇]《辞朝》

通过对不忽木多元文化背景的解析，认为康里——基督文化、蒙古——草原文化、高丽——域外文化、中原——儒家文化是深入解读其文学文本的透视镜。在他的散曲中，辞朝与醉酒互动的过程呈现出作者内心的矛盾与文化的冲突，认为：文学作品是作者文化的投影，文学作品可以通过“主位”和“客位”的角度来解读。     

“为起义的奴隶搬运军火”——鲁迅文学翻译思想演变的文化解读之一

鲁迅的文学翻译思想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1903～1908年）晚清时期的意译倾向、（1909～1929年）“五四，，时期的“直译”思想以及30年代（准确地说。应该是1929～1936年）的“硬译”观。研究发现，这种文学翻译思想的演变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因为每一次演变都是有其深刻的文化成因。改造社会和“为人生”、新文化运动、社会革命和发展现代汉语的需要分别为每一演变提供了动力和缘由。伴随着其文学翻译思想的演变·鲁迅也完成了从“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的转变。     

新文学源流的政治文化再考

0世纪中国文学的源流、传统问题 ,似乎已有了文学史的定论。但是 ,过往的认识 :一是从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或再现考察其演变 ;一是从文学本身的表现中寻求文学本质或规律。近代中国文学自觉与不自觉地走进了政治的系统中寻求生路 ,她不同于简单化的“政治”概念 ,很大程度是政治的心理诉求和文学精神现象的互动认知。新文学源流应该是 ,“文学救国”与“文学革命”所表现的特殊文化语境中的整合现象 ,是文学载体与历史转型交织生成的过程     

考察中唐文化与文学转型的新视角--读马自力《中唐文人之社会角色与文学活动》

在唐代文学领域,近年最引人注目的是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研究,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文学与政局的关系,如卞孝萱《唐人小说与政治》、王汝涛《唐代小说与唐代政治》、孙琴安《唐诗与政治》、胡可先《中唐政治与文学》、《政治兴变与唐诗演化》;一是文人的政治角色,如傅璇琮《唐宋文史论丛》所收翰林学士研究系列论文、戴伟华《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傅绍良《唐代谏议制度与文人》。仅从这些书名就能感受到,“政治”正在成为学者们热切关注的视角。最近出版的马自力《中唐文人之社会角色与文学活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属于后一方面的研究,它为我们多角度地认识唐代文人和文学带来富有启发性的思考。     

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与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

“翻译文学”与“源文”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历史文本”与“历史”之间的关系,而“历史文本”与“历史”的差异性和阐释者的主体性是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理论的基点.吸收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这一独特的理论品质,确立了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的基本策略——立足于译文与源文（或不同译文）的差异以及译者的主体性.从而,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一方面从“差异”入手,基于文本的文化比较来“还原”源文中的历史文化元素,以及基于社会对源本的选择和对译本的接受来考察翻译文学与社会权力机制及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基于译者对翻译源本和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来考察译者的主体性.这样的翻译文学文化批评是从翻译文学史的三个基本要素（译本、译者和翻译事件）展开的,有着鲜明的翻译文学学科意识.     

海外华人文学与“承认的政治”

在为少数或弱势群体争取文化和政治权力的斗争中，在构建一种更加宽容多元的文化结构中，“承认的政治”和“少数话语”两种理论立场和论述策略存在对话、互补和辩证的空间。对于弱势／少数族裔文学而言，认同与承认无疑是一场永恒持续的奋斗。实现多元族群、多元文化之间真正的宽容、多元、平等和相互承认，人文知识分子需要更积极的文化参与和政治参与，需要进行不断的“文化抗争”和“文化协商”。海外华人文学的历史即是一部华裔知识分子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展开“文化抗争”和“文化协商”的发展史。     

文学何以疗伤—-简论台湾族群的政治伤痕与文化认同

文学从来都是政治的记录,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一部分。以台湾族群的撕裂为起点,辨析和回应“台湾文学到底是否是中国文学一部分”。通过梳理台湾乡土文学的转型,对比大陆和台湾乡土文学异同点。认为舞台疗伤、展览疗伤、著述疗伤、校园疗伤、电影疗伤、电视疗伤等方式可以治愈政治伤痛。在今日海峡两岸政治地理格局中,文学持有者与书写者应该发挥其“软性”文化功能,以有效促进文化认同,同时实现个人、民族、国家认同的和谐共存。     

论延安文人思想转变中的文化病症

1940年代以周扬、何其芳、丁玲等为代表的延安文人的思想转变,实质上是政治权力话语以“政治”为支点、以“小资产阶级”为中介对于文人文学的理论要求和实践处置,同时也是文学知识分子话语以种种思想理路和复杂形态,“投降”、“改造”、“合流”于政治权力话语的过程和结果。但文人们所预想的思想转变的文学情形与史实演化所形成的结局却产生了巨大的背离。延安文人的思想变化,不仅源于“政治”的外在压力,同时还植根于文人自身的心理情感。延安文人在思想转变过程中存在着显明的文化病症。     

论悲剧性审美范式对于五四文学的意义

20世纪初中国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选择了“悲剧性”主要是“社会悲剧”作为五四文学的主导审美范式，实现了对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双童批判，并从整体上提高了中国文学作品的悲剧性蕴涵，而且作为新的批评范式，重估了中国嘲文学，推动了文学研究方法的自觉和文学观念的现代化，但对“悲剧性”的褊狭化理解遮蔽了它的人本体探索功能，使五四文学人性反思的深广度显出有限性。     

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发展的误区

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一直仅限于在知识圈子游走、实验,它是不是影响全社会现代“公民”身份的养成,特别是女性—公民身份的养成,圈内圈外并无理性自觉。而女性文学以审美“现代性”方式使人类平等意识施之于一切层面的人,这种文化使命要求女性文学决不仅仅是文学存在,其创作主体必须克服自身的精英主义以求得向往文化完形的全民社会认同。从前女性的非人处境,导致女性文学者一开始就倾向于提倡“女性—人”价值目标,而“女性—人”直指哲学的层面,侧重其形而上的意义;“女性—公民”旨归则规定了具体的运作方向,更强调实践和行动。因而中国女性文学在20世纪初步呈现“女性—人”雏型之后,21世纪,还需朝着明确的“女性—公民文学”方向努力。     

论解放区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及其文化和审美价值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解放区文学中大批出现的女性形象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这种现象的产生，与解放区独特的政治、制度、历史和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同时也与政治和制度文化支配下解放区文学观念、审美观念的巨大变移和创作主体的自觉追求密不可分。由于上述因素的决定和渗透，导致解放区文学中大批女性形象的出现，也导致解放区文学的女性形象具有较丰富的政治、历史、文化和审美蕴涵，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通过对解放区文学中女性形象及其文化与审美价值的分析开掘，会加深我们对解放区文学及其成就的认识，从而丰富和扩大我们对中国新文学中女性形象的整体性审视     

辨"诗"

诗 ,是一个不断流变的概念。从广义的“文化之诗”演变成狭义的“文学之诗” ,其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诗言志”的“诗”与“诗缘情”的“诗 ,本不是同一个意义上的诗。文化之诗借用了古歌的形式 ,传达的是规范和禁忌、法度和礼仪 ;《诗》是古歌与文化之诗的合流 ,它利用弦歌讽谏来履行其政治使命 ;而文学之诗则是个体意识和文学意识觉醒的产物 ,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狭义之“诗”     

抗战时期满族文学的地域文化坐标与国家认同表达

满族抗战文学,主要基于北京文化和东北文化两大地域文化坐标生发建立起来,形成了北京满族抗战文学（老舍抗战文学）与东北满族抗战文学的“双江并流”。北京自然地理的“适中性”,孕育了老舍温缓中正的抗战文学性格;北京的人文地理,尤其是“帝都”“古都”的皇城气象,以及稳妥守成、追求风雅的北京市民文化性格,被老舍艺术调用,成为制造国家叙述的独特资源。东北自然地理的“极端性”,模塑了东北满族抗战文学粗率刚直的精神性格;东北人文地理中“多元共生的民族生态”、俄日侵略史的某些印记,被东北满族作家悉心择取,成为促进抗战书写、活化（深化）国家叙述的得天独厚的资源。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暨中外女性文学研究 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发展的误区

:2 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一直仅限于在知识圈子游走、实验 ,它是不是影响全社会现代“公民”身份的养成 ,特别是女性—公民身份的养成 ,圈内圈外并无理性自觉。而女性文学以审美“现代性”方式使人类平等意识施之于一切层面的人 ,这种文化使命要求 :女性文学决不仅仅是文学存在 ,其创作主体必须克服自身的精英主义以求得向往文化完形的全民社会认同。从前女性的非人处境 ,导致女性文学者一开始就倾向于提倡“女性—人”价值目标 ,而“女性—人”直指哲学的层面 ,侧重其形而上的意义 ;“女性—公民”旨归则规定了具体的运作方向 ,更强调实践和行动。因而中国女性文学在 2 0世纪初步呈现“女性—人”雏型之后 ,2 1世纪 ,还需朝着明确的“女性—公民文学”方向努     

地域文化与文学小议

任何一个民族的早期文化,都受区域环境所制约,而表现出区域性特点。一个民族的文学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文化的区域性必然影响到文学。这种影响涉及到某地域的自然环境、传统风习和社会历史诸方面。中国早期文学,如《诗经》、《楚辞》具有浓郁地地域文化色彩。在秦汉统一、地域文化融合之后,地域文化与文学仍然有着某种联系,只是其存在形式及其表现产生了变化。     

文学经典建构诸因素及其关系

文学经典和文学经典化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因为这个课题关系到文学史的编撰和文学教育等一系列的重要问题的解决。文学经典是时常变动的,它不是被某个时代的人们确定为经典就一劳永逸地永久地成为经典,文学经典是一个不断地建构过程。文学经典建构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起码要有如下几个要素：（1）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2）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的空间;（3）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变动;（4）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5）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6）“发现人”（又可称为“赞助人”）。就这六个要素看,前两项属于文学作品内部,蕴涵“自律”问题;第（3）、（4）项属于影响文学作品的外部因素,蕴涵“他律”问题;最后两项“读者”和“发现人”,处于“自律”和“他律”之间,它是内部和外部的连接者,没有这两项,任何文学经典的建构也是不可能的。文学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是建构文学经典的基础,决不像某些学者所说的那样可以忽略不计。如果一部完全没有艺术价值的艺术作品,它所描绘的世界、所表现的感情,就不能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和心理共鸣,不能满足读者的期待,无论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如何“操控”,最终也不可能成为文学经典。反之,能够建构为文学经典的作品,总是具有相当的艺术水准和价值,能够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和心理共鸣,能够满足读者的期待。政治意识形态的变动,文化权利的变动,对于文学经典的建构的影响是很大的。但第一不能把这种“影响”归结为“决定作用”,第二不能认为只要是意识形态的影响都是“操控”,都是负面的。     

从“二十四友”看西晋文化精神和文学风貌

“二十四友”是西晋惠帝朝“暗主虐后”政治环境下的特殊产物，是强权政治下士人攀附权贵的一个典型。他们是当时热衷政治的代表人物，又都能“著文章”。西晋一朝的文化精神和文学风貌在“二十四友”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内化”中的“缝隙”——从1950年代文学谈文学建制和文学转型

文学建制是指文学的生产、消费空间,即有作者和编者（生产者）、读者（消费者）及其公共空间（发表刊物、出版机构、图书市场、流通资金、典律体系等）组成的文学运行机制。文学建制的演变,往往是文学转型的极限,意味着一种新文学重塑的开始。但文学建制的变化具有“内化性”,即文学建制并不只是由政治、经济等有形资本可以“掌控”的作家“身份”、读者“需求”等因素决定,还有更多精神渗透性的因素以其“内化性’’的力量影响着文学建制。1950年代发生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文学建制的变化,就需要从其“内化性”展开分析,从而把握1949年前后中国文学转型的实质性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