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赋的形成

文赋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中形成的一种赋体.议论化是文赋的重要特征,这与儒学的复兴、科举由重诗赋到重策论的转变、律赋的议论化风气密切相关;情理相得、理趣盎然是文赋的又一特征,于平静中追求深刻哲理的文人情怀,散文抒情化功能的加强是形成这一特征的重要原因.文赋的语言风格与中唐以来辞赋和骈体文的散文化趋向、宋代的破体为文之风有密切的联系.     

论西昆体盛衰与北宋科举制变迁的渊源

北宋初期影响巨大的西昆体,其盛衰与当时科举制的变迁关系密切。宋代的科举制度趋于完善。宋初,科举考试中对诗赋的重视成为西昆体产生的重要基础,对诗赋艺术形式的重视推动了西昆体创作的发展,对学术修养的重视塑造了西昆体典赡的风格。至北宋中叶,伴随政治改革进行的科举制改革,使得诗赋逐渐被策论取代,西昆体遭致严重打击,遂走向衰歇。     

论宋代科举殿试的诗赋作品

宋代殿试诗、赋始于开宝六年,终于治平四年,九十五年间有题目可考的共52次.其间殿试诗、赋对进士是否黜落、排定名次至关重要.宋代殿试诗、赋作品和拟作流传很少,其中赋作较佳,最重破题;诗作平庸,间有佳句;诗赋内容皆以歌功颂德为主.赋在殿试中地位最重要,其次是诗.宋代殿试诗赋题目及作品是科举史上的珍贵资料,对研究宋代科举诗赋的特色具有重要意义.     

宋代诗赋取士的官韵

唐五代科举诗赋用韵大体遵守《切韵》"同用独用例",宋代则出现了专门用于科举的官修韵书,诗赋应试,限韵与定格等以之为权威功令。宋代韵书编纂与前代韵书的不同正在其功用程度有别,官修韵书也是宋代科举在制度建设上的重要举措。宋代先后使用《景德韵略》和《礼部韵略》两部官韵,都对后世韵书的编纂产生了至深且巨的影响。     

明朝洪武、建文时期状元殿试卷中的对外战略思想研究

被视为中华传统复兴重要时代的明王朝,在建国初期的洪武、建文年间确立了积极外向的对外战略.作为文官集团的精英人物,科举状元在他们的殿试策论卷中也对国家对外战略思想作了自己的思考和阐述,为后人研究明朝初期的对外战略思想留下了珍贵的文献资料.     

唐代科举铨选考试方法与评价标准述评

唐代科举、铨选考试方法主要有面试、现场操作、帖经、问义、试策、试诗赋、试杂文等.礼部常科考试特别是进士科考试评价标准的演变大抵经历了重时务策、重杂文、重诗赋、重经史策的过程,而吏部选试的评价标准大抵经历了重书判、重词华、重荐举、重经史的过程.礼部常科的选才标准之争本质上是重文学与重经史之争,吏部选试的取材标准之争本质上是重知识积累与重实践能力之争.     

《诗经》与元代科举

《诗经》与元代科举张祝平元代科试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在行省一级举行，会试于次年二月在大都中书堂举行，殿试紧接会试在三月举行。乡试、会试考试内容和方式基本相同，殿试仅试以策论。《诗经》考试是在乡试、会试中进行。我们将元代科举的规定与唐、宋两代比...     

东汉“太学”概论

我国封建时代,长期有国立大学即“太学”的设制,就其兴衰大势而言,太学发端于西汉,盛极东汉,西晋,北魏以后趋于衰落。唐宋以下虽有太学和类似太学的国子监之设,因科举兴起、官学废置无常,象东汉时代那样庞大的高等学校不再复见。故北宋苏轼曾指出:“学莫盛于东汉,士数万人,虚枯吹生,自三公九卿皆折下之。”本文拟就东汉太学有关问题作一论述。     

被湮没的历史:程颐的学制改革思想研究

北宋中期,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对太学进行了系统的改革,改革带动了太学的发展,但也产生了不利影响,太学生人数过多而人才质量不佳,太学教师出于自保而懈怠教学。于是在以司马光为首的党派当政之后,就开始全面批判王安石的太学改革措施。程颐作为司马光的追随者,在任崇政殿说书期间,针对太学条例提出了自己的构想,他主张减少太学生名额并提高学生住宿待遇,强调太学教师应该参与学生管理,并提出严格律学的入学资格,调整武学的学习内容,增强对儒家经典的学习。然而程颐的学制改革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并没有得以实践。     

唐代“诗赋取士”说平议

“诗赋取士”的提法并不准确 ,但这一说法来源有自。作为科举考试的新概念 ,唐人对“诗赋取士”多所批评 ,但并未废止 ,实包含一种不得不如此的理势。从唐代学术文化思想角度来理解“诗赋取士”的命题 ,包含如下几方面意义 :社会以进士科为荣美 ,诗赋遂成为一种必备的人文素养 ;诗赋作为科举与铨选考试的一个重要环节 ,使考试具有了更大程度的“机会的形式平等”;以声律工拙论高低 ,可以用文学的标准衡量文学 ;唐代诗赋文学多具怀疑精神与自由意志 ,保存了哲学的良知     

文雅之力:论中朝诗赋外交对古代朝鲜汉诗的形塑

明代与朝鲜的诗赋外交对古代朝鲜具有重要的政治文化意义,彰显了汉诗在东亚文化圈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功能和价值.诗赋外交重且难,需要文士广泛参与,引发科举试诗、文官课诗等汉诗制度的联动,为朝鲜汉诗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动力支撑.在诗赋外交影响下,朝鲜保持与中国的文化粘性,朝鲜汉诗次韵、律诗的比重较高,杂体诗从无到有,并形成敏捷富赡的价值标准.充分认识汉诗的"文雅之力"与朝鲜"以诗华国"的创作观念,是理解朝鲜时代以国家行为推崇汉诗的关键,也是把握中国文学域外传播机制与朝鲜汉诗艺术风貌的关键.     

文雅之力:论中朝诗赋外交对古代朝鲜汉诗的形塑

明代与朝鲜的诗赋外交对古代朝鲜具有重要的政治文化意义,彰显了汉诗在东亚文化圈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功能和价值.诗赋外交重且难,需要文士广泛参与,引发科举试诗、文官课诗等汉诗制度的联动,为朝鲜汉诗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动力支撑.在诗赋外交影响下,朝鲜保持与中国的文化粘性,朝鲜汉诗次韵、律诗的比重较高,杂体诗从无到有,并形成敏捷富赡的价值标准.充分认识汉诗的"文雅之力"与朝鲜"以诗华国"的创作观念,是理解朝鲜时代以国家行为推崇汉诗的关键,也是把握中国文学域外传播机制与朝鲜汉诗艺术风貌的关键.     

牛李朋党科举之争的特征——牛李党争与唐代科举的发展（二）

牛李朋党科举之争无疑是一场政治斗争.从科举发展来看,牛李朋党经历了六个斗争回合形成了三次斗争高潮,始终都是围绕科举的改革与守常而展开的.由于历史发展的客观因素作用,这种科举的改革与守常之争又体现为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之争.李党作为科举改革派与牛党作为科举守常派力量对比悬殊的较量使得科举改革归于失败.     

宋代科举制度与韵书发展

宋代是中国科举制度成熟并改革较大的历史时期,虽然贯穿着诗赋取士和经义取士之争,但每一阶段都对音韵学的发展影响深远,尤其是作为考试工具书的韵书受到的影响更大。宋初诗赋取士突显了韵书的重要性,《广韵》应时而生。随着科举偏重经义,《广韵》已经不能满足科举考试的需要,《集韵》相继问世。仅隔三十余年,两次大规模官修韵书,在历史上绝无仅有,究其实质,宋代两部主要韵书《广韵》和《集韵》产生的内在动力源于宋代科举制度的发展与变革。     

论杨慎对庾信诗赋的接受

明代著名文学家、大学者杨慎崇法六朝,他对庾信诗赋的接受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杨慎“推源辨体”,在编纂《五言律祖》等选集时发现了“庾信体”诗文的审美价值,接续杜甫重新阐释了庾信诗赋“清新”、“老成”的内涵.二、杨慎接受庾信“缘情绮靡”写作观念,以性情为诗,主张诗文“新变”,肯定“民间文艺”的价值,并且模仿庾信诗赋进行写作,故其诗文呈现出“绮靡”风格.三、杨慎作为学者,进行“知识考古”,他在音韵、训诂、考据等方面对庾信诗赋词句、典实出处等多有辨析,对庾信写作技艺及后世对庾信意象、技法的接受也作了细致爬梳.     

走出俳优——论《两都赋》的赋史意义

西汉赋体文学在发展过程中曾遭遇“作赋乃俳,见视如倡”的伦理危机.《两都赋》的出现,不仅提出“赋者,古诗之流也”的观点,高标诗为赋源,诗赋同用,从理论上为赋体正名,同时也以成功的创作实践解决了长期以来积累的诸多现实问题,确立了崭新的创作立场、原则与方法,为东汉后期辞赋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汉族士人在辽代文坛的地位

辽代虽于北、南面各设文翰机构,但发挥主要功效的文翰机构却为翰林院,在院内任职者大多为汉人,承担着起草诏诰的主要文翰任务.在撰写诗文、墓志等方面,尤其在科举诗赋方面,汉士成就表现突出.总之,终辽一代,由于契丹统治者竭力保持本民族的尚武特性,辽代文化繁荣则主要倚赖汉人,汉士是辽代文坛的主力军.     

批判性视野中的策论文章——从王夫之、章学诚到周作人

策论文体在中国古代散文史上产生较早,并于宋代以后受到特别的重视,成为科举应试的一种文体.自明清以来,多有学者对策论文体的盛行所造成的流弊进行反思.他们或深挖其历史根源,对文人身上遗留着的纵横余习痛加批判；或以史家的身份论述史论对史德的违背；或着眼于文体自身,从具体的写作细节上探讨策论的锢弊.其中,以王夫之、章学诚、周作人三人的反思最具代表性.     

论宋代的经义

经义实质上是论说文。在中国科举考试近一千三百年的历史中,经义作为主要科目,前后达八百年之久,地位远过诗赋。本文以经义程式为依据,对宋人经义作了分期考论。虽不可谓宋人经义全无佳作,但实际效果与统治者的期望相去甚远,它又与律赋合流,开八股文风气之先,在科举史、文化史上难辞其咎。     

八股冲击下的明诗位移

明代科举以八股取士,在既重且难的八股压力下,明代士人不得不将毕生精神气力全部耗于其中。当巨大压力下的明代士人将全副身心投诸科场程文时,诗歌也随之变成了"八股之余",而"唐以诗赋取士"则成为明代最为频繁的诗学关注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