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8—1869年《中英新修条约》谈判评述

18 68— 1 869年的中英修约交涉活动 ,双方通过相对对等的谈判订立了“有予有求”的《中英新修条约》。尽管这一条约最终没有被英国政府批准 ,但此次活动仍不失为清政府利用外交手段维护国家利权的初步尝试 ,尤其为准备修约交涉而遣使出国的举措 ,更进一步促动了中国外交意识的觉醒及与国际社会外交接轨步伐的加快     

1902年中英商约述论

1902年中英商约是清政府第一次主动建议修订的商约,是中国关税自主运动的先声和中国收回治外法权的依据。在此次修约谈判中,中国谈判代表具有了初步的国家主权观念,国家主权和利权略有挽回。同时,这一商约的谈判与签订,反映了帝国主义侵华政策朝着"深化"这一趋势发展,"经济侵略"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巩固和强化其在华势力范围的重要手段。这一变化,反映了帝国主义从形成到成熟的时代进程。     

1902年在上海举行的中英“商约”谈判

1902年后,继《辛丑条约》签订后不久,在上海等地举行了一系列涉外的“商约”谈判,首签了中英“商约”。由于这一“商约”列入了“裁厘加税”的条款,所以颇能迷惑一些人,似乎“商约”的签订,为清政府争得了一些“利权”,是一次“外交胜利”。当时,负责英国政府进行修订“商约”谈判的     

论清末中英、中美商约中的教务条款

清末新政期间 ,清政府与部分国家修订了通商条约。新修商约中最重要的是中英商约和中美商约 ,它们成为其他中外商约的参照。经过反复磋商与努力 ,清政府将其中有关外国教会在华传教事务的条款也作了修订。本文论述这些条款修改、确定的原因和过程 ,以及修订后的实际作用 ,并对其作出适当评价     

晚清政府对现代国家主权观念认知的转变

晚清中国处于西方条约体系、殖民体系与东亚朝贡体系之间，其对来自西方的现代主权㈨观念的态度，也经历了长期、复杂的转变过程。从单纯的怀疑与排斥态度，到通过主权制度捍卫权益并对之有重新认识，再到以修约为外交手段或目标进而对其适度接受。这种观念上的认知转变一方面反映了当时中国外交徘徊于“变与不变”的历史选择之中所作出的适应，同时也是对主权制度是否能超越西方文明所作出的正面回答。     

清末吴淞江、黄浦江疏浚问题探讨

河道疏浚问题是《辛丑条约》及清末中外修订商约交涉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上海港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约开商埠,其对于中外的重要价值因河道淤塞而严重降低。1901年,在与两江总督磋商吴淞江疏浚问题之际,列强强迫清政府订立条约,明确规定对黄浦江进行疏浚。事关国家土地、朝廷主权、长江咽喉,岂敢坐视付与外人?从《辛丑条约》中的《修治上海黄浦河道局条款》到《改订修治黄浦河道条款》,清政府历经五载之交涉,终于在形式上取得修浚浦江的主权。这一过程不仅可以反映清末步履维艰的时局,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晚清政府维护国权的意识,是中国摆脱不平等条约束缚的有益探索。     

论近代中外首次商标问题谈判

1902年以前,中英两国在对商标的认知和商标法律制度的建构上,差距十分明显。20世纪之初,随着中西经济交流的进一步发展,中英商民之间的商标纠纷问题凸显。为使英国在华商民的商标权利通过条约的形式得以固定,在1902年的商约谈判中,中英之间就商标问题进行了谈判,本次谈判留下了两次重要的会议记录。此为近代中外首次关于商标问题的谈判,而这次谈判中双方就商标问题所达成的部分条款,对中英两国均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就英国方面而言,通过条约使中国按英国的要求建立商标法律制度,以将中国纳入业已形成的国际商标法律体系,有利于英国长期占领中国市场及维持竞争优势;就中国而言,中外关于商标问题的首次谈判,对中国近代的商标立法,商标管理制度的建立,以及商标观念的提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进了中国商标法律制度近代化的进程,并且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近代中国商标法律制度的建构方向。     

中英《马凯条约》的谈判与签订

1840年,英国殖民主义的枪炮轰开清政府的封闭大门,中外之间从此开始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条约制度规定之下的商务交往。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被迫签订一个又一个有损于国家主权和经济的不平等条约、章程和合同,其中商务条款则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1900年8月16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清政府无力抵抗,唯有乞和。1901年9月7日,十一国公使与清政府代表签订了《辛丑和约》,第十一款订明:“大清国国家允定,将通商行船各条约内,诸国视为应行商改之处,及有关通商其他事宜,均行议商,以期妥善简易”。由于此项规定,故从1902年开始到1907年止,清政府与各有约国进行修订商约的谈判,实际上参加谈判的有英、美、日、葡、德、意等六个国家,其中英、美、日、葡等四个国家则分别与清政府签订了续议通商行船条约。这一系列条约是《辛丑和约》第十一款的具体化,补充和扩大了该和约的内容。本文拟对其中最为重要的中英《马凯条约》的谈判及签订作些叙述和分析。     

中日朝鲜通讯权之争与清朝外交政策的转变

中国和朝鲜之间传统的宗属关系,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受到日本等国愈来愈严重的挑战,清朝传统的宗属模式的外交政策也随之产生了转变。在中日争夺朝鲜通讯权这一外交交涉问题上,清政府的外交政策就表现得相当灵活,既充分利用了中朝之间传统的宗属关系,又吸收了近代外交的条约形式,从而挫败了日本的挑战,实现了对朝鲜通讯权的控制,并成功维护了与朝鲜的宗属关系。而这种宗属关系又是以新的形式和内容出现的,即传统宗属体制与近代条约体制相结合的新东亚宗属关系,体现了清末“传统外交”与“近代条约外交”并用的二重外交方式,这是清朝外交政策转变的重要趋势。     

理与势:晚清版权保护政策的两难选择

晚清版权保护政策的形成过程中,清政府处于双重两难选择的窘境.按理当保,而势又难保;从国内义利角度考量当保,而视国际环境又不能保.<大清著作权律>的出台和颁布,与中日、中美商约谈判以及由此延伸的政治、外交胁迫有着密切关系.     

英国第二次侵藏战争后中英关于“赔款问题”的交涉

英国第二次侵藏战争后中英关于“赔款问题”的交涉,是双方重订“拉萨条约”和谈判《中英藏印通商章程》中的焦点问题之一。英方将缴清赔款作为“撤军”条件,企图把赔款期限拖至25年,从而攫取25年的驻军权利。中方经过激烈的外交斗争,最终争取到了由清政府承担赔款,分三年三期缴清赔款后,英国撤走驻亚东英军的结果。清政府与英国交涉“赔款问题”的过程虽然曲折,但所取得的结果,对抵制侵略,维护主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清末铁路交涉中的法律技术与政治策略

在对外交往中,清政府极力回避铁路等具有商务性质的事项列入条约,一旦入约,则谨慎履行条约义务,并使用严格解释等法律技术限制己方条约义务、驳斥列强约外特权。晚清各界还试图通过区分契约与条约、商务与外交,将铁路交涉限定为商务范畴,避免中外政府间的正面外交冲突。清政府甚至以国内舆论及督抚权力划分等内政因素为外交斡旋的砝码,虽能一时拖延交涉却又往往在内政处理上受其所累。总体上说,清末各界大量援引国际公法、私法的规则和技术,并策略性地利用内政因素,试图寻找外交活动中的平衡与突破,虽不能根本改变弱国外交困境中的被动地位,却推动着中国逐步认知和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     

顾维钧废约外交考察

中国从巴黎和会通过外交途径争取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尝试开始 ,到华盛顿会议 ,再到与各国的修约谈判 ,直至中英新约签署 ,顾维钧是惟一参与整个废约交涉过程的外交官。作为一名弱国外交代表 ,顾维钧领导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拒签对德和约开辟了中国自主外交的先例。之后的华盛顿会议上 ,他吸收了巴黎和会的经验教训 ,一改过去一揽子提出的办法 ,更注重于基本原则的创树 ,为具体问题的讨论与解决首先奠定法理基础 ,并使整个交涉立于主动地位。这显示了顾维钧杰出的外交智慧和重视国际法应用的外交特点。之后继续开展的中苏、中比修约等一系列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外交活动更集中体现了顾维钧法律废约和外交自主的思想。顾维钧是经由外交途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首创者 ,是在这一历史进程的初期阶段的一位主要开拓者。不平等条约废除 ,中国主权意义上的外交乃得以确立     

清末两次“保和会”参与之前后

1899年清政府派出代表团参加在荷兰海牙举行的第一次保和会,会后清政府决定批准1899年海牙公约中的三个。但由于1900年的庚子之乱,清政府未能完成批准条约的工作。1904年,为了通过红十字会救助日俄战争中的东三省难民,清政府开展外交努力,完成了加入国际红十字会与批准第一次保和会三约。1907年第二次保和会召开,清政府再次参与。会后清政府经仔细研讨,批准第二次保和会十四约中的八个。清末两次保和会之参与,是中国外交现代化的滥觞,并推动了中国红十字人道主义事业的发展。     

近代中意《通商条约》的谈判与修订问题

中意两国于1866年签订了第一个《通商条约》,为以后两国通商贸易奠定了基础,中意两国具有近代意义的外交往来亦由此开始。辛丑条约签订后,针对关税自主、平等贸易等问题,晚清政府、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同意大利进行了长期谈判,最终于1928年同意大利签订了中意《友好通商条约》,有条件地解决了关税自主、领事裁判权、最惠国待遇等问题。1949年,南京政府在行将覆灭时同意大利签订了《友好条约》,肯定了中意两国平等互利的外交关系。这些商约的签订及谈判对于推动中意两国经济交流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论咸丰朝妥协派的形成

1840年,英国用大炮轰开了中国古老的大门,道光皇帝被迫允签了《南京条约》,可是清朝统治者长期形成的“华夷之辨”、“夷夏之防”等闭关观念并未随之放弃。道光之子咸丰登极不久就宣布,“中外大臣非派令兼办夷务,本无外交之义”,显示出他严守旧制的态度。然而咸丰皇帝死后不久,清政府就一反惯例,实行了“借师助剿”。“借师助剿”表明清统治集团传统闭关观念和统治政策的重大改变。清统治者是如何从“华夷之辨”转为“借师助剿”的?无疑是与咸丰时期统治集团中分化出来的妥协派有关。由于在妥协派如何形成的问题上,史学界尚未见完整的研究成果问世,故本文将就此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前倨后恭:有泰与联豫在西藏期间的交往

有泰与联豫在西藏期间的交往中,有对联在态度上有一个前倨后恭的变化过程.这一变化过程与清末张荫棠查办藏事相关.遭受弹劾的有泰对给予其一定帮助的联豫,充满感激之情,进而在态度上产生转变.有泰对联豫前倨后恭的态度变化出自真实情感,而非见风使舵、表面逢迎.     

从"觖舌之音"到京师同文馆的建立——由近代中西语言接触看清廷观念的转变

19世纪的清政府在与西方接触过程中,对待语言的态度从藐视到被迫应对,再到建立京师同文馆,发生了巨大转变.这种转变是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由虚骄到务实观念转变的体现.从清朝旧制到京师同文馆的建立,结合清政府在对外交流中通事和传教士这两大媒介的情况,即可窥见清廷态度转变的过程及原因.     

列强与1923年中国《商标法》之颁行

根据1902年的中英商约和1903年中关、中日商约规定,清政府于1904颁行<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对各国商标进行立法保护.但各国表示不满意,向清政府和民国政府不断提出交涉,要求修改.1923年5月3日中华民国政府颁行<商标法>,各国起初仍不满意,经过与民国政府多次交涉,各方均做出一定让步,至1926年底各国最终承认<商标法>.中国<商标法>的颁行是中国与列强长达20余年的斗争和妥协的结果,其中也交织着列强各国之间的矛盾冲突.列强各国承认<商标法>,使中国政府对中外商人的商标进行保护有了法律依据,便于解决各国之间和中外之间的商标纠纷,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清政府"新政"时期基督教政策的嬗变

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在沿用以往对基督教的宽容政策的基础上,以"辑和民教"为基本出发点,对基督教政策作了部分调整.这些政策变通多少弥补了传统基督教政策的不足,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本质和清政府的妥协态度,这种修修补补的应对之策不可能给清政府带来真正的"辑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