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骈文在唐代文坛的地位

骈文一直是唐代文章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文体形式。古文运动前,骈文在文坛上处于主导地位;古文运动期间,骈文仍是时下文章的主流形式;古文运动后,骈文仍是当时的主流文体。也就是在此基础上才有了《新唐书.文艺传序》唐之文章“三变”之说:“王、杨”与“燕、许”之变,变其文风;“大历、贞元”“美才”之变,变其文体。     

论方苞的古文“雅洁”说

方苞的古文“雅洁”说是“义法”说的重要补充,其内涵不限于文字方面,更涉及在内容上对义理的讲求和创作上的审美风格取向,是方苞推尊古文文体的重要理论支柱,对于古文的重新确立与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     

论“名曰古文，盖文艺中之一”——试论林纾古文的发展空间

林纾古文在“魏晋文”与五四现代白话文的挤压之下,不断调试自己的定位,从而与桐城派古文越走越近。在西方文学的影响下。林纾发展了对古文文体的认识,将“古文”归于“文艺中之一”。并在观念上构想了一种由古文支配下形成的艺术的白话。在中国既有文学文类系统裂变的时代背景之下．林纾的“林译小说”、古文长篇小说、白话诗的创制,不失为近代以来中国文学现代转型期间的重要实验。     

复调交响：再论《新唐书·韩愈传》与北宋古文运动之关系

在北宋儒学复兴与“崇韩”思潮的时代背景下，《新唐书》用正面叙写和侧面烘托两种方法，着意将韩愈树立为有唐“一代文宗”,对其形象进行了多方面的美化与提升。这种建构性书写与同时期古文家们对韩愈的推崇一样，本质目的乃是借“崇韩”来重建以儒学为核心的社会文化秩序。但在文学评价层面，《新唐书》主要称颂的是韩愈“陈言务去”的创新精神，对其古文并未多加措意，不宜作为北宋古文家文学观念的代表。受列传撰者宋祁个人求新好异之文学观念的影响，《新唐书》对韩愈文学成就的评价，实可视为其时另一种“崇韩”声音，与所谓“古文运动”共同构成了北宋文坛儒学复兴主题下的复调交响。     

论中国古代"杂文"的文体特征

杂文名称内涵复杂,这不但表现在杂文之"杂"上,而且杂文之"文"也义域广泛.杂文从文类泛称到文体专称有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这使得其命名方式和分类特征都体现出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的矛盾和困惑.作为文体专称意义上的杂文是在宋明总集的编纂过程中定型的,基础是以唐宋八大家为主的古文杂文创作,而编选体例和文类设置上则与<文选>和<文心雕龙>有很深的渊源.中唐以降,古文中杂文在内容功能、语言风格、表现方式以及题目篇幅上都有其独特的文体特征.     

复古思潮与文体意识--唐代古文运动与明代七子派文学复古运动的文体学省察

复古思潮与文体意识密切相关 ,复古者文体意识的强弱不仅影响其自身的理论及创作 ,而且也制约着复古运动的基本走向。以韩愈为代表的唐代古文运动的主将们的文体意识相对较弱 ,能够推陈出新 ;而明代七子派文人的文体意识则过于强烈 ,循规蹈矩 ,模拟成风。二者在文体的创新与守成上各居一端 ,特色分明     

以古文之法入于时文———论唐顺之的八股文创作简

明代唐宋派领袖唐顺之不仅以古文创作享誉文坛，亦是明代最为著名的时文大家之一。作为明代“以古文为时文”的开创者，其时文创作善于借鉴古文散体单行的文体形式以及错综变幻的篇章结撰之法，对明代时文的八股既有体式发起了巨大冲击，开创了明代时文写作的新局面，为八股文在明清时期的繁盛奠定了重要的基石。     

唐宋八大家文章通变论

唐宋古文运动成果辉煌，是由于文章通变理论指导的结果。唐宋八大家高举“发明吾道”的旗帜，他们关于文章内容通变、文体通变、文风通变的理论以及通变的常用方法，是其取得古文运动成功的主要经验。复兴古文在于变革，探讨唐宋八大家文章通变理论将为现代文章学的发展提供借鉴。     

从《欧阳生哀辞》看韩愈对哀祭文的贡献

哀辞作为哀祭文的一种文体形式,文献记载始于东汉。随着文体的演变,至唐代古文革新运动,古文家韩愈将哀祭文作为了改革的对象．哀辞的适用范围扩大了。《欧阳生哀辞》便是其硕果之一,它对哀祭文的贡献在于：从文学理论的高度揭示出了一条文体演变的规律,并用实践作了充分的证明,阐明了韩愈的“文道合一”观。除了中唐的社会现状和艺术审美规律的促进之外．韩愈的生死观作为他人生观、价值观中重要的一方面,与韩愈成为唐代古文革新运动的领袖关系重大。     

古今杂糅与中西调和的当代标本——章士钊《柳文指要》述学文体论析

章士钊晚年的古典文学研究巨著《柳文指要》用文言文写成,体现了章士钊在当代中国文化和文学语境中对中国古文传统的坚守、传承与创化。从中国的述学文体发展角度来看,《柳文指要》上部“体要之部”主要继承传统的“话体”批评体式,下部“通要之部”偏向于借鉴以逻辑见长的现代述学文体,其整体述学风格呈现出调和中西、融贯古今的文体杂糅倾向。具体而言,“体要之部”在宏观的编纂观念和体式上承袭了传统文话的“载道”观和“辨体”观,而在微观呈现层面上,传统的资料汇编类文话和随笔札记类文话以及古代文章学术语也提供了重要的文体借鉴。与“体要之部”按文类划分不同,“通要之部”按专题组织,其结构和表述都具备了现代述学文体所必需的系统的逻辑性。《柳文指要》上下两部以改良过的桐城古文笔法串联成一体,述学时兼顾“义理”“考据”和“词章”。它是章士钊一生述学精义的总结,为当代中国述学文体的创化与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对文章写作学和应用写作学的审视

文章写作学和应用写作学（为应用文章写作学）是写作学中两门研究对象不同的学科。文章写作学的“文章”和应用写作学的“应用文”是文体分类学中两个不同的文体类概念，它们的含义、特点和所包括的文体内容是不同的。     

谭嗣同散文论略

谭嗣同早期散文汲取桐城古文与先秦、六朝各体文章之长而成为中国古典散文的辉煌终结,后期对报章文体的倡导与创作,以及“言文合一”主张的提出,则成为近代文界革命之先声.     

"义"、"事"之别与"今"、"古"之争及其现代学术意义

在经学史上 ,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对于孔子和《春秋》的看法存在着巨大的分歧 :今文家视孔子为一政治家 ,因此 ,今文家以“春秋重义不重事”为方法论而重“义”轻“事”即重论轻史 ;古文家认为孔子是一位史学家 ,他们强调《春秋》的“史”的意义 ,故古文家重视对于六经中的音韵训诂、典章制度的考据。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学风 ,对于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晚唐小品文体革新略论

晚唐小品作家创作出众多内容充实、技巧成熟的小品文,使小品文于晚唐形成一个创作高潮。作为中唐古文运动的承继者,晚唐小品作家不仅在创作理论上取法韩愈、柳宗元,在创作实践上对韩、柳也多所借鉴,尤其是在文体革新方面,他们继承中唐古文运动的革新精神,除对韩、柳自创的新体及革新过的文体进一步加以革新外,对碑、箴、赋、颂等传统文体也进行了或由骈至散、或由骈散结合而至全散的革新。更为可贵的是,他们还对韩、柳不曾运用的疏、吊等文体加以革新,弥补了中唐古文运动遗留的空白,对后世散文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欧阳修对中国散文史的最突出贡献

宋代革除弊政的志士、振兴文运的宗师欧阳修,既反对“剽剥故事,雕刻破碎”的西昆体骈文和“险怪奇涩”的“太学体”,又汲取了宋初以来古文家写作的失败经验,从而把建立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的风格作为宋代古文运动的基本目标.他开创了一代文风,使宋代古文运动结束了骈文独霸文坛六百余年的历史,并且纠正了韩愈的主要继承者李翱把古文降为谈道论性的工具的倾向,这是他对中国散文史的最突出的贡献.     

文学沟通中的文体不可通约性——试论日本词学的“他者”声音

本文探讨了“词”在日本的受容过程,论证了日本词家是以中国传统文体意识来体认“词”的,创作自然深受中国历代词人的影响,接近于中国词作的体貌,具有鲜明的“中国化”的创作特点,从而体现出“词”在文体特征上的不可通约性。     

朱琦及其散文创作研究

“桐城派”一直占据着清代散文的盟主地位。正如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所说的那样 :“有清一代的古文 ,前前后后无不与桐城生关系。”这段话从时间上精辟地指出了“桐城派”的文运几乎是与有清一代相始终的。如果从空间上看 ,“桐城派”的传播、流衍的范围之广也是不容忽视的。自康熙朝方苞高举“古文义法” ,经过刘大木魁、姚鼐的递相传衍 ,道咸时文人学文 ,“江淮以北 ,五岭以南 ,咸取径桐城矣。”① 名噪一时的“岭西五大家” ,即是“桐城派”在广西生根、发展并达到古文创作高潮的最好明证。“岭西五大家”是以永福的吕璜为首 ,加…     

从《欧阳生哀辞》看韩愈对哀祭文的贡献

哀辞作为哀祭文的一种文体形式,文献记载始于东汉.随着文体的演变,至唐代古文革新运动,古文家韩愈将哀祭文作为了改革的时象,哀辞的适用范围扩大了.<欧阳生哀辞>便是其硕果之一,它对哀祭文的贡献在于:从文学理论的高度揭示出了一条文体演变的规律,并用实践作了充分的证明,阐明了韩愈的"文道合一"观.除了中唐的社会现状和艺术审美规律的促进之外,韩愈的生死现作为他人生观、价值观中重要的一方面,与韩愈成为唐代古文革新运动的领袖关系重大.     

试论姚鼐的散文主张和创作个性

鲜明的创作个性,历来是评价一个作家创作成熟的重要标尺之一。桐城派文人中就不乏这样的成熟作家。姚鼐便是其中的代表。在古文创作上,姚鼐早年上承方苞师事刘大櫆,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经过毕生的辛勤读写,他成了继方苞、刘大櫆之后从事古文创作和宣传的又一大家。在古文主张上,他将方氏的“义法”说同汉学家的     

对"文本于经"说的文体学考察

“文本于经”说是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基本观念之一,但至今尚未得到深入研究。从文体学的角度看,“文本于经”说体现了古代学术源流和学术分类的思想,亦与文学逐渐走向自觉的时代发展有关。古人认为,五经是文章之极致,也是文体的渊源,而后世各类文体之所以能分别归源于五经,其理论前提则是五经各自有体。经各有体的观念对文体分类学有深远影响,古代文体学正是在此基础上建构了一套以经为本的文体谱系。除了为文体溯源外,“文本于经”说还有宗经或尊体的理论目的,有时甚至是一种名为宗经实为尊体的理论策略,因此,不能仅仅从文体发生学的角度对其中某些论述作出简单的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