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民尊严权及其法律保护

公民尊严不受侵害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已成为当代人权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并在世界各国的现行立法中得到体现。我国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这一规定是我国公民享有尊严权并依法受到保护的法律依据。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公民的尊严权受到侵犯的现象却大量存在。因此，探讨公民尊严权的内涵、法律保护形式及适用范围，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一、尊严与尊严权“尊严”或调“人格尊严”，是一个极抽象的概念，人们对它的理解各有差异。有的人认为：尊严…     

论公民隐私权的法律保护

隐私权(Right of Privacy)或称私人生活秘密权,是指公民个人生活不受他人非法干涉或擅自公开的权利。隐私权不仅是公民所享有的一项重要的民主权利,也是公民所享有的一项重要的民事权利,为法律所确认和保护。 美国是最早立法保护公民隐私权的国家。1890年,美国学者华伦(Warren)和布兰特斯(Brandeis)在《哈佛法学评论》(HARVARD LAW REVIEW)上发表了     

论行政中的知情与保密权悖反

信息权的知情(悉)与保密,是民主法治社会行政管理中公民的一项互为呼应的基本权利,人民享有不受干扰自由取得政府运行各种信息并进而请求提供信息的私权利,而政府是公民私权公权化的结果,享有控制信息权和对信息权管理与破解的保密权力.政府作为最大的信息收集者与拥趸者,有义务提供充足且正确的信息,但当这些信息涉及到国家安全与国家公共利益时,应当授权政府免于公开秘密信息权.公民的知情权与信息保密权的悖反在现代政府创新管理中尤为重要.本文拟以美国保密制度为例,探究其对中国政府信息权利制度的启示.     

论公民在刑事诉讼中的沉默权

沉默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是实体权与程序权的统一 ,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赋予公民沉默权 ,不仅是保护司法公正的需要 ,也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的需要     

论社会主义条件下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权的意义

宪法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已成定局,物权法草案也已公布,公民财产权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意义重大。本文从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权可以激发人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积极性;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权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体现;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权是实现“共同富裕”发展战略的前提;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权是同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终极目标相一致这四个方面,讨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权的意义。     

公民隐私权的法律保护及其与知情权冲突之协调

隐私权的法律保护是现代法治国家对公民人身权保护的一项重要内容。然而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又必然会与公民的另一项基本权利－－知情权发生冲突，如何协调它们之间的冲突？本文试从三个方面对这一矛盾的解决进行探析。     

城市房屋拆迁中程序正当性分析

城市房屋拆迁是典型的政府征收行为,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必然过程,拆迁过程实质上是政府的拆迁权与公民财产权的博弈,由于我国的相关法律没有强调正当程序对财产权的保护,导致了拆迁权的滥用.激化了社会矛盾.因此如何从程序上规范拆迁成为文章分析的主要内容.     

信息公开与公民知情权

知情权是公民应当享有的政治民主权利 ,应由宪法予以充分保障。知情权不仅是一种个人权 ,还具有参政权和请求权性质。知情权要求政府机关公开行政信息 ,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而公开信息是政府的一项义务 ,是国家实行民主政治和法治的基础。国务院已将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作为近期制度建设的重点 ,这是实现民主政治的良好开端。此外 ,还应保障公民的立法知情权、司法知情权、教育知情权     

和谐社会视野下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权的宪法保护

在宪政的视野之下,社会救助权是现代社会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确认和保障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对直接援引宪法保护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权的必要性进行探析,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有利于改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权受侵害的现状,为和谐社会创造社会基础。     

走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保护之迷思——超个人法益之提倡

大数据时代,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岌岌可危,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研究也越发重要,而关于该罪的法益属性存在诸多争议。本文认为,个人信息应该作为超个人法益进行保护。首先,从刑法教义学角度分析,不能得出该罪保护的法益为个人法益的结论,而是保护个人法益之上的超个人法益;其次,个人信息权是一种被“泛化”的权利,不宜作为刑法法益。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的非个人控制性导致个人信息权的实现没有可行性基础,且个人信息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和公共管理价值,强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权的成本过高。     

农民工迁徙自由权法律保护问题初探

迁徙自由作为一项基本人权本应受到宪法的平等保护,中国农民工迁徒自由权被限制本质上就是对农民工的歧视,导致这一政策和事实的出现是宪法的不明确保护和公权力对私权利的非法剥夺;更进一步讲是发达地方政府对不发达地方政府的不平等对待.立法机关要在宪法中明确公民的迁徙自由,政府和社会要创造和谐的环境消除对农民工的歧视,中央政府统一落实公民的基本权利,由中央政府财政负责基于维护公民基本权利的经费是解决此问题的根本.     

西部欠发达地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诚信是市场经济的内在和本质要求 ,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内容。社会诚信体系由政府、企事业单位和个人构成。在社会诚信体系建立健全中 ,由于西部欠发达地区政府在经济社会中的角色和权重地位更为特殊 ,对政府的诚信要求应当更严格 ,标准应当更高。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有赖于政府诚信的先行。产权制度改革是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基础 ,建立归属清晰并且稳定、多元、受到强制性保护的现代产权结构 ,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和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权是产权制度改革的三大方面。在此基础上 ,应当通过对公民财产实行严格而可操作的保护 ,注重实效性道德资源开发 ,建立奖惩对称的制约和激励机制 ,强化个人诚信建设 ,夯实作为社会诚信体系基本要素的个人诚信     

公民受教育权及其法律保护浅谈

受教育权是公民依法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也是一项重要的权利。公民受教育权不仅为法律所确认,也为法律所保护。要全面认识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就必须认识和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     

社会保险的权利救济

社会保险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社会保险权也是社会保险救济的权利基础,文章分析了社会保险权利救济的途径及现实困境,分析了公民社会保险权利救济的路径。     

民生问题解决机制研究

民生主要涉及生存权和发展权等社会经济权利,关注民生的重点在于落实和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和平等发展,其目的是要实现人权的平等保护。作为现代国家的一项基本职责,关注民生既要重视制度建设,也要注意发挥司法的能动作用,以避免因政府"懈怠"导致公民社会权落空,并推动相关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论社会风险应对中财政责任的限度

风险社会中,社会成员难以应对所有的社会风险,因此,政府需要承担一定的财政资金给付责任。政府参与社会风险应对的财政责任来源于社会公民权的行使,其法律属性是法定的保护义务,是社会基本权这一积极权利实现的保障。然而,如果应对社会风险的财政责任没有限度,就可能引发财政风险、甚至财政危机,同时也构成对国民财产权的过度侵害。基于均衡保护国民财产权与社会基本权的制度理念,财政责任必须以使公民享有免予匮乏的自由为限度。     

城乡居民“同票同权”问题思考

＂同票同权＂即指城乡居民享有平等的选举权。选举权作为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是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重要方式。不久前中央提出的＂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即城乡居民享有平等选举权,是对宪法确定的公民首项基本权利——＂平等权＂的实现,它既符合宪法的规定与基本精神,也是我国现在和将来的现实需要。     

政府规制私有财产的宪法限制

第四次宪法修正案对公民私有财产作出了更加明确和具体的规定“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这一修改具有重要的法律价值首先,明确规定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使私有财产权的宪法地位得到确认;扩大了公民私有财产权的范围,从一般生活资料的私有权扩大到生产资料的私有权。其次,明确规定对政府行使权力的限制,即政府只能根据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的规定并在给予补偿的条件下才能征收和征用私有财产。修正案颁布实施后,社会各界普遍认为宪法的这一修改有利于保护我国私有财产权,形成市场经济条件下私有财产权的法律保护体系。然而,宪法的这一规定仅仅从宪法规范上初步肯定了私有财产权的地位,宪法能否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真正起到保护私有财产权的作用,还要从宪法学原理出发,对宪法规范和宪法体制的合理性进行研究。     

“互联网+”视野下文化产业政府监管的新形态——以文化权实现的国家义务为起点

文化权与公民权、政治权等同属公民基本权利谱系。公民权、政治权的实现要求国家的消极不作为;但公民文化权的实现却更加需要国家义务的履行。文化产业政府监管作为文化权国家义务的表达形式之一,符合国家对公民文化权尊重、保护与实现三层次义务的要求。在"互联网+"的战略部署下,传统文化产业在转型升级的同时,其运营模式、知识产权保护、传播与消费模式也面临着全新的挑战。因此,"互联网+"视野下文化产业政府监管的新形态,要求以更加普遍的尊重义务、更加全面的保护义务以及更加积极的实现义务,保障公民文化权的实现。     

论房屋拆迁中被拆迁户权益的保护

目前,由于拆迁安置资金不足,拆迁法制不规范,拆迁救助方式单一,广大被拆迁户的基本生活权、财产权、劳动保障权、知情权、司法救济权等难以得到有效保护.对此,应通过健全法令制度、规范政府角色、出台优惠政策、建立公民广泛参与机制等途径保护房屋拆迁中被拆迁户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