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祭祀乐舞体现的"顺阴阳"思想

儒家思想在汉代的影响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作为国家礼乐思想的体现者,汉代国家祭祀乐舞可以反映儒学对汉统治思想影响的进程。儒学提倡的“顺阴阳助教化”的思想理念在汉代祭祀乐舞的某些具体篇章中有体现。汉初宗庙乐舞《四时》的出现完成了先汉时期“阴阳五行”观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转变。五郊迎气乐舞的完善说明新的世界观的形成。而灵星祠舞的重新解说,代表着儒家思想对汉代国家祭祀的重新整合,代表着“顺阴阳”观念成为汉国家政治最高指导思想。     

论魏晋玄学对《文心雕龙》艺术辩证法的影响

本文不同意文学批评史家们否定《文心雕龙》受玄学影响的意见,认为魏晋玄学发挥了“三玄”中的辩证思想,在方法论上给《文心雕龙》以重要影响。这突出表现在《文心雕龙》“以道为本”理论构架的形成和“自然之趣”艺术观的形成上,也表现在它的对立统一观念、运动变化观念的形成上,同时,玄学“言意之辨”对它的理论方法也有很大影响。因此,魏晋玄学是《文心雕龙》艺术辩证法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本文还从齐梁时代文学与批评的发展以及学术思想的状况论证了刘勰接受玄学影响的主客观依据。     

《文心雕龙》与汉代诗学的渊源关系

汉代的诗学,基本上是《诗经》学,而《毛诗序》就是汉代《诗》学的纲领与津梁。“温柔敦厚”的“《诗》教”与《毛诗序》融合以后,“四始”、“六义”,“美刺”、“比兴”,“风雅正变”,“吟咏情性”,“发乎情,止乎礼义”,“温柔敦厚”等重要的诗学范畴,形成了汉代《诗》学的体系,并对汉以后的诗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文心雕龙》与汉代《诗》学有极深的渊源关系。刘勰的诗乐观与《乐记》和《汉书·礼乐志》的关系紧密。受《毛诗序》的影响,刘勰弘扬了“四始”、“六义”。在美刺比兴方面,刘勰发展了《毛诗序》及汉儒各家对比兴的解释。另外,《文心雕龙》还继承和发展了“温柔敦厚”的诗教精神。     

南阳汉代“乐舞”的音乐美学探微

汉代是封建社会的兴盛发展时期 ,而汉代的乐舞技艺已达到出神入化、引人入胜的境界。反映在音乐美学方面主要有 :一是总结先秦融汇各家 ,既有以道家音乐美学思想为基础 ,糅合儒家、阴阳家的《淮南子》 ,又有以儒家音乐美学为基础 ,糅合各家思想的《乐记》 ;二是明显地阴阳五行化 ,既出现了《乐记》中的成熟形态的“天人合一”的音乐美学思想 ,又出现了乐纬、《白虎通》的神秘繁琐的谶纬神学音乐美学思想     

明道务治:《淮南子·要略》“论道”逻辑及其黄老经世精神

《淮南子》“论道”具有缜密谨严的理论逻辑,这突出体现在作为全书序言的《要略》之中。无论是“论道”的宗旨与原则、方式与思维,还是“论道”的特点与取向、价值与意义,《要略》均有深刻具体的理论体现。在此系统化“论道”的基础上,《淮南子》适应西汉大一统政治的发展需求,进一步会通、熔铸与整合先秦老、庄、黄(老)道家三学,深刻阐发自身“明道务治”的黄老经世思想。对《淮南子》“论道”逻辑及黄老旨趣的充分体现,使《要略》成为以淮南王刘安为领袖的汉代“淮南学派”在学术、政治上的思想纲领,也让其有力彰显出《淮南子》全书鲜明的道家理论特质及人文精神。     

“班马”的辞赋观与汉代赋学思想的演进

汉代赋学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支配其形成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一是汉代的经学思想,一是辞赋的创作实践。司马迁引入汉儒《诗》学标准,首创辞赋“讽谏说”,开启了汉代赋学以政治实用性价值为标准的核心精神;班固则在此基础上加以扩充,提出“讽谕”与“颂美”并重的辞赋观,并且透过《诗》与赋之间的关系,对辞赋发展进行了史的勾勒和风格流派的划分,具有总汉代赋学之大成的意义。通过他们的辞赋观可以看出,汉代赋学思想的演进历程即表现为经学致用观和辞赋艺术精神由对立隔膜到渗透融会的过程。     

“引经决狱”的实质与作用

“引经决狱”是伴随汉代统治思想发生转变而出现的特殊现象,它既反映了儒家思想向法律的渗透,也表现了儒家思想在维护等级秩序方面对法律的补充。它在维持君主专制制度和统治阶级利益方面与汉代法律是一致的;在“德主刑辅”思想指导下,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引经决狱”并不意味着司法官员可以对儒家经典随手引用,任意发挥,而是有如董仲舒《春秋决狱》之类著名学者的规范性解释。     

学术园地中的两朵奇葩——《南都学坛》特色栏目介绍

<正> 《南都学坛》是南阳师范学院主办的人文社科学报,原名《南阳师专学报》,1981年创刊,1989年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双月刊。辟有“汉代文化研究”、“红楼梦研究”、“文学研究”、“历史学研究”、“法律学研究”等栏目,在汉代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南都学坛》曾获河     

《商君书》与汉代尊儒——兼论商鞅及其学派与儒学的冲突

《商君书》与汉代尊儒——兼论商鞅及其学派与儒学的冲突李存山作者不囿陈说,运用多种史料进行较详实论证,认为汉代统治者尊儒的思想源于法家经典——《商君书》。该书《开塞》篇所云“取之以力,持之以义”,表达了“文武并用”思想,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陆贾、贾谊等人...     

汉代乡、亭制度浅论

关于秦汉时期的乡亭制度,长期以来就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历史研究》一九五四年第二期发表了王毓銓先生的《汉代“亭”与“乡”“里”不同性质不同系统说》,对乡亭制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王先生根据大量历史资料,从设亭目的、建亭背景、户籍制度、书刺(名帖)格式等方面,论证了汉代的“亭’,与“乡’,是属于不同性质、不同系统的政治机构。一九五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王先生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汉代“亭”的性质和它     

前秦苻坚与后秦姚兴之汉文化特征及其现代启示——以汉武帝以降“崇儒兴学”的汉文化传统为中心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文化交融的重要时期,其间正当两晋南朝玄风弥漫之际,十六国北朝却儒风雄劲。从十六国中后期开始,前秦苻坚、后秦姚兴等胡族统治者大力吸取汉、魏、晋以降汉族统治者的治国之道,颇具以“崇儒兴学”为中心的汉文化特征,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前秦、后秦政治、经济、文化诸项事业的发展,而且有力地推进了整个十六国北朝的民族大融合。比较探究苻坚与姚兴的汉文化特征,不仅有助于从文化层面进一步了解十六国中后期的历史发展及其基本规律,而且对当前进一步推进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均具有较大的启示。     

对儒家道德教育的历史批判及其现代性意蕴

儒家道德教育作为中国传统社会道德教育的主流,在其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先后受到了来自先秦道家、墨家、法家及魏晋玄学、佛教和明清启蒙教育思潮的强有力的批判。对这些批判的历史梳理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传统儒家道德教育思想与实践,重建当代德育体系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论湖南人的形成(下)

西周之后,从楚人进入湖南开始,随着华夏民族的形成,湖南的汉民族也在这个民族大融合的潮流中发轫;秦汉至南北朝是湖南人雏形的形成时期;隋唐至两宋:湖南人雏形的发育时期;元明至清:湖南人形成的定型时期。     

古代赋的兴起、繁荣、发展及现代辞赋的创作

我国"赋"源远流长,汉赋是我国赋体文学的源头,更是我国文学自觉时代的起点。期间经历了汉大赋、魏晋抒情赋、唐代律赋和晚唐小品赋、宋代的文赋等成就卓著。元科举不兴,明八股取士,但文人赋作仍有很多。尤其明末清初一批抨击阉党乱政、反对异族入侵和清末富有爱国情怀的赋家和赋作,更加拓展了赋的题材和内容。明清已还,赋论和赋集渐多,为研究辞赋奠定了基础。汉赋繁盛乃盛世必然。21世纪初,正逢盛世,新赋创作蔚为壮观,但是作家的国学修养、作品的思想深度、创作技巧还需进一步加强,尤其要向以欧阳修和苏轼为代表的宋代文赋作家和文赋作品学习。     

隋前隐逸诗源流及嬗变述论

中国古代隐逸诗的发展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曲折的过程。它萌芽于先秦,成型于汉魏,东晋时由于隐逸大诗人陶渊明的横空出世而发展到高峰,直至南朝,隐逸也依然是诗人们笔下的一大主题。在隋代之前,隐逸诗歌经历了四次大的变化。     

两汉前期世风之比较

西汉前期和东汉前期的世风表现出很多相似之处,也存在一些差异。对二者进行比较,有助于加深对汉朝社会的认识。从分析两汉的社会背景入手,分四个方面对比了两汉前期的社会风尚,即出身观念、奢侈、守礼、区域性特征,由此得出两汉世风差异的原因在于统治社会的思想不尽相同以及作用差异的结论。     

"戏场":从印度到中国——兼说汉译佛经中的梵剧史料

“戏场”是汉语中的一个复合词 ,却最早出现在建安初的汉译佛经中 ,并在晋、唐之际的佛经中多次被使用 ,指印度的歌舞、百戏、戏剧演出场所 ;隋唐时期汉族文人的著述中多用以指与佛教有关的场所 ,宋代始用以指优戏演出场所 ,完成了它“出口转内销”的过程。汉译佛经中保存了一些梵剧史料 ,对于研究早期梵剧及其与中国戏剧的关系 ,弥足珍贵。梵剧中的“引线匠”与南宋杂剧中的“引戏”、安徽贵池傩戏中的“报台先生”酷似 ,说明梵剧对南戏进程已构成实质性影响。     

先秦官吏考核制度考述

一般认为,中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建于秦汉时期,先秦只是萌芽或是雏形,并未形成制度。实际上,官吏考核制度建于先秦时期,西周已较为规范。先秦时期的官吏考核制度,其考核目的、对象明确;考核内容、尺度具体;考核方法多样;奖惩措施严格,它是秦汉以后中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发展、完善的渊薮。由于历史发展阶段的特点,先秦时期的官吏考核制度有其时代局限性,应客观评价。     

民族精神家园：历史的回顾与当代重建

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是民族成员的精神依托和心灵归宿。从历史的角度回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建构过程,认为其始建于殷周,第一次重建于汉代,第二次重建于隋唐,第三次重建于宋明。当前要进行第四次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建构,不能脱离传统儒释道文化这一历史根基,也不能脱离近百年来西方文化大规模传入后在对中国社会,特别是对中国民众思想观念发生的影响。     

《行路难》与魏晋南北朝的说唱艺术

《行路难》是一支产生于汉代、流行于南北朝的歌调 ,经历了由乐府挽歌、民间歌谣而演变为说唱曲的发展过程。文章拟通过对其渊源和流变的考察 ,揭示魏晋南北朝说唱艺术的表演方式、音乐渊源及其在唐代音乐文学活动中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