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西欧与同期中国离婚原因比较

离婚现象在中世纪西欧与同期中国皆有存在,离婚原因大相径庭。中国古代男女离婚多偏重于世俗伦理道德问题,以维护宗法家族秩序为目的,且男性主体地位突出;而西欧离婚宗教伦理问题居多,以稳定基督教神权秩序为目标,但男女关系相对平等。中西方离婚原因的差异,实质上是两种不同观念文化在婚姻问题上的折射。     

论国际私法中的跛脚婚姻

各国对涉外婚姻成立要件的不同识别、不同准据法及确定涉外离婚案件管辖权的标准不同是产生跛脚婚姻的主要原因。针对不同成因的跛脚婚姻,应采取不同的预防措施。     

解析当代农民工的“中国式离婚”——对安徽省966例农民工的调查

通过对安徽省铜陵市、安庆市农村966例农民工的离婚情况进行调查,解析了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民工离婚的深层原因.认为随着社会的进步,农村女性独立人格意识不断增强、农民对婚姻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社会流动使农民的"眼界距离"不断加大以及农民工离婚环境较为宽松等是农民工离婚的主要原因.     

离婚冷静期制度实施中的价值冲突与衡平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增设的离婚冷静期条款,拉开了我国立法层面构建离婚冷静期制度的帷幕.离婚冷静期制度对于防止轻率型离婚、冲动型离婚等非理性离婚现象的发生具有积极意义,有助于实现降低离婚率的立法目的.但在离婚冷静期制度实施中呈现出了婚姻神圣与婚姻持久、婚姻私人性与公共性以及离婚自由与婚姻秩序等价值之间较为激烈的冲突.为有效解决和化解该制度实施中的价值冲突,实现各价值之间的衡平,应进一步探索以立法目的为指引、以类型化区分为导向,并以完善相应配套制度为支撑的价值平衡机制.     

魏晋南北朝的离婚问题

离婚是婚姻破裂的必然结果，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离婚现象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这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因政治原因而离婚，也有因夫妻感情破裂而离婚，因丈夫的贪淫好色而离婚，传统的因女性无子、不孝而离婚亦仍然存在。不仅男性有离婚的特权，女性也可以主动离婚。离婚对于男女双方的影响是久远的。     

论离婚自由

我国婚姻立法保障离婚自由,出于离婚自由可能影响社会稳定并带来诸多社会问题的担忧,有人主张应限制离婚自由。笔者认为,婚姻立法应充分保障离婚自由,并采取必要措施加以修正。     

契约视角下的婚姻法修改

目前我国婚姻法结婚制度的主要任务,在于培育人们的婚姻理性,避免不完全信息与有限理性对婚姻合作均衡的破坏。夫妻关系制度应赋予婚姻主体在法定框架内自由设置夫妻权利义务清单的自由。而在离婚制度方面,应确立＂婚姻期待利益严重损害＂的诉讼离婚标准和＂未成年子女最大利益保护原则＂,并建立无过错离婚的女方合理补偿机制。     

当代英国离婚对家庭和社会的冲击——兼论政府的角色及其定位

在当代,英国传统的两性婚姻和家庭遭遇离婚潮的严峻挑战。二战之后,英国福利国家创建和新离婚法改革对英国的婚姻和家庭影响深远,然而离婚后引发的诸多"社会病"却成为英国严重的社会问题。离婚造成了庞大的单亲家庭群体,而且对离婚后单亲家庭子女的健康成长有着重大影响。由于婚姻和家庭的大量解体,社会失去稳定阀作用,当代英国政府在保守党和工党政府的不同时期采取了诸多努力,建立相应机制来最大限度地减少这种负面影响,以重建英国婚姻和家庭。     

离婚时的人力资本分割——从妇女权益保护角度出发

出于增进家庭福祉和婚姻收益的考虑,很多夫妻选择了"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多数丈夫在婚姻期间积累了较多的人力资本。而现行婚姻法所规定的共同财产制、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离婚经济帮助制度以及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无法解决离婚时丈夫独占婚姻期间新增人力资本的问题,无法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降低了广大妇女对婚姻的投资水平,不利于婚姻家庭的稳定。人力资本产权具有明显的可分性,在离婚时可以利用重置成本法对婚姻期间新增人力资本进行价值评估并将其作为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农村夫妻关系与家庭结构的变动

以湖北省J县J村为个案,以J村的离婚现象为具体分析对象,采用半结构与无结构访谈法,描述了农村离婚现象在J村的具体样态,就农村离婚现象的具体样态展开分析,对农村夫妻关系、婚姻市场、伦理、家庭结构变迁进行讨论。研究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打工大潮的兴起,婚姻市场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原有的小区域婚姻圈被全国婚姻圈所取代．而妇女在这种婚姻市场中占据了优势地位,这种结构性的变动反映在家庭结构的变动上就是大量离婚现象的出现。伴随越来越多的离婚现象的发生且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和理解,人们的家庭观念与伦理开始发生变化．核心家庭本位的观念也逐步为个体本位的观念所取代,而这种观念与伦理的变化又反过来再生产出家庭结构的变动,从而进一步加速了农村的离婚和夫妻关系的解体。     

德国法定离婚理由研究

德国民法的离婚理由修正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修正后的离婚法以婚姻破裂为唯一的离婚理由,以分居时间为基准构建离婚理由体系。其法定离婚理由制度包括婚姻破裂的基本要件、最短分居期限、破裂推定、分居概念、苛刻条款等制度。改革至今几十年来法定离婚理由的实施效果有助于我们从中窥探现代离婚法的发展趋势。     

20世纪英国离婚法变迁及其发展趋势探析

20世纪后半期以来人类社会的婚姻制度和家庭模式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全球掀起离婚浪潮,在欧洲以英国最为典型。20世纪英国离婚法实现了从有限离婚主义到离婚自由主义的转变。然而日益增长的离婚率,离婚后时代单亲家庭队伍的不断壮大,已经成为严重困扰英国社会健康发展的社会问题。面对离婚自由主义带来的汹涌的离婚风潮,英国立法机关也在不断调整和完善离婚法为重建婚姻和家庭做出新的努力。站在婚姻家庭法的视角,对一个世纪以来的英国离婚法变革进行梳理,从中深层剖析离婚法改革对婚姻制度带来的冲击及其发展趋势,以期为我国婚姻和离婚现状的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对我国法定离婚理由的评价及完善设想

离婚是指配偶在生存期间,按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解除婚姻关系的法律行为。它是除配偶死亡或宣告死亡之外较为经常地终止婚姻关系的形式。古今中外的立法者都根据各自不同的经济政治制度和宗教信仰等,制定出相应的离婚理由以决定什么样的婚姻可以离异或必须离异,而不再赋予其婚姻的效力。所以说,法定离婚理由是离婚制度的核心,它反映了立法者对离婚的基本立场和观点,表明了离婚立法的进步或落后程度。     

试论网络婚姻及其法律规制

网络婚姻是以网络为媒介构成的一种婚姻关系。文章认为,网络婚姻具有虚拟性、非伦理性和非道德性、非对称性和便利性等特点,网络婚姻与传统婚姻在构成要件、存在方式、程序、本质等几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网络婚姻无论对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都有相当大的危害。因此,在网络婚姻的法律规制及管理方面,要完善现行《婚姻法》的相关规定,要完善相关离婚案件及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律规制,要强化对网络婚姻的社会管理和约束。     

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对离婚自由的限制——理论证成与制度设计

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是现代各国家事司法的基本原则,在该原则指导下,许多国家的离婚亲子法观念从传统父母本位向子女本位转变。当代离婚自由主义强调尊重当事人意愿,是现代婚姻的应有之义。虽然子女并非离婚案件的直接当事人,但离婚带给子女的负面影响是全方位的,过分强调离婚自由降低了婚姻的可期待性,已经影响了婚姻传统的"家"功能。离婚自由与儿童最大利益产生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国家亲权是儿童原则限制离婚自由的重要保障,国家、父母、儿童构建的新三方关系已经将儿童置于权利的主体地位。为了在家事案件中更好体现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立法应尽快整合相关概念,注重儿童主体身份构建,在法律上明确子女的独立人格地位,避免子女在此类事件中的工具性角色。司法应审慎解决离婚纠纷,采取有效方式解决夫妻矛盾。     

司法如何保护婚姻——基于离婚案件二次起诉现象的分析

对法院婚姻诉讼中二次起诉现象的实证分析表明,法院对首次离婚诉讼一般不予离婚,体现了司法对于婚姻生活介入的节制性;在时间结构上,二次诉讼审理期间的时间结构特点,体现出司法对婚姻家庭中人身财产关系处理的审慎态度。司法的慎重和诉讼离婚中的高时间成本,有利于克制离婚的随意和冲动,反映出司法对离婚诉讼控制的态度。这既与目前婚姻法中离婚标准的价值相契合,也有利于维护家庭在经济社会中的安定、抚育等功能,体现了司法在离婚自由的前提下对离婚相对限制的态度,在公共政策上鼓励稳定长久的婚姻。     

论非离婚之诉

非离婚之诉是不以离婚为前提的,无过错方在婚姻存续期间以配偶权被侵害为由提起的诉讼。本文对非离婚诉讼的概念、特征、以及非离婚之诉的适用范围,确立必要性进行了论述和探讨。     

民国时期城市女性自由离婚的现实困境--以《大公报》为中心的考察

民国时期,在婚姻家庭变革思潮的影响下,一些不甘于承受不幸婚姻的城市女性开始逐渐冲破传统的“从一而终”的思想束缚,当婚姻无法维系时,尝试选择以离婚的方式还自己自由之身。但在民国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城市女性自由离婚之路却充满了荆棘和坎坷。女性自由离婚的实现还需要其自身和社会做长期的努力。     

成为适合别人的人

<正>与作者互动:http://lyybluefish.goiee.comcom最近不知撞了什么邪,晚上一上QQ就与人轰轰烈烈地聊婚姻与人生,夜深方休。聊的对象是离婚人士,谈及离婚原因,检讨自己说是年轻气盛,不懂得珍惜。问他如果再婚,又想找一个     

对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适用范围的思考

我国《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确立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体现了婚姻本质,赋予了离婚案件中无过错方当事人要求司法救济的权利,使法院对相关案件进行裁判有了一定的法律依据。但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尚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是其适用范围过窄,很多导致婚姻破裂的严重情形被排斥在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大门之外。这既不利于保护无过错方当事人的利益,也不利于制裁有过错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应适当扩大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法定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