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领导干部微观治理现代化的理念与路径

基层领导干部微观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的基础,而基层微观治理的核心是基层民主,面对基层领导干部微观治理现代化中存在的诸如基层领导干部微观治理现代化理念对传统思维方式和实践带来挑战以及政府主导型的基层领导干部微观治理变革易诱发腐败、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等问题。要从培育基层微观治理现代化理念、完善基层领导干部微观治理结构以及保障基层群众利益等方面着手,构建基层领导干部微观治理现代化的科学路径。     

从“政社合作”到“互嵌式共治”:社区治理结构转型的无锡实践及其反思

对国家—社会间此消彼长关系的理论预设与国家—社会间互嵌共生的经验事实之间往往存在一种内在的冲突。与西方国家—社会关系理论视域下的"政社合作"相比,当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结构转型中的国家—社会关系是否也必然存在此消彼长的变动?亦或形成了新的关系形态?基于无锡市社区治理创新的实践经验,考察了基层社会治理转型中国家—社会的关系特征。地方实践中的国家—社会关系并未像西方理论表述的那样截然分离并形构此消彼长的力学关系,而是在互动中复杂勾连。二者相互形塑、相互嵌入、相互赋予发展动力,由此迈向了一种与"政社合作"不同的社区治理形态——"互嵌式共治"。     

“自组织”理念下的乡村社区治理结构研究

新农村建设作为一项广泛而深入的系统工程,其成功的关键在于乡村治理结构是否完善。目前的"乡政村治"模式曾在推动基层民主政治发展方面起到过积极作用,但随着改革的深入,该模式逐渐暴露出它的制度性缺陷。如何破解新农村建设中乡村治理的结构性困局,强化社区自组织能力或可成为乡村治理优化的一种新思维,文章通过对"乡政村治"的运行现状及局限性进行分析,提出应从政策倾斜、政府扶持与"让权"、农村精英培养、法律规范化、文化引导等几个方面培育乡村社区的"自组织"能力,进而优化乡村社区治理结构。     

论“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的基层治理

"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根源于"利益冲突",现实生活中"民意→民怨→民怒→冲突"的演变逻辑,凸显了作为基层政府在执政理念、职能定位、制度建设、管理方式以及治理能力上可能存在的不适应性。基层政府亟需以构建服务型政府为核心导向,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构建基层治理网络,建立治理主体合作共赢新秩序、完善应急管理机制,提高危机处理能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     

“村改居”社区治理体制的变革与重构

"村改居"社区作为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种社区类型,是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产物,有着社区形态的过渡性、生活场域的二元性、居住人口的流动性和社区管理的复杂性等特征,因而成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点。在"村改居"社区,"党政经"一体的"混合型"传统组织架构这一弊端,造成党组织权威弱化、自治组织地位虚化、集体经济组织功能异化,引发社区治理失序。以"政社分离"、"政经分离"为标志的治理改革,让社区组织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在推动社区治理事务类别化与权责明晰化的同时,有助于基层权力的有效制衡与组织架构的优化整合,实现社区有效治理。     

“乡政”与“村治”的博弈过程及其关系调适

20世纪80年代,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政社合一、高度集权的人民公社解体,乡政村治成为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的基本形式,即国家在乡镇设立基层政权,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能,但不直接具体管理基层社会事务;在乡镇以下的村设立村民自治组织即村民委员会,依法办理与村民利益相关的村内事务。乡政村治格局的形成,是乡村治理的一种新探索,二者应该形成一种优势互补,在各自管理职责之内,形成推动乡村治理不断前进的良性互动。然而,乡政和村治却形成了一种博弈,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每每产生不协调乃至冲突,阻碍了基层民主的发展和乡村的有效治理。通过分析乡政和村治争取控制和自治的动态过程,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理顺乡政与村治关系。     

论我国乡村治理中的参与式预算——价值、困境与法制化出路

参与式预算是一种体现直接预算民主的治理机制,它有助于推动乡镇层级上的治理创新、强化基层财政的自主地位、促进基层人大与村民自治的有机衔接,从而克服传统"乡政村治"模式的弊端。但是,它也面临着诸多困境,表现在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断裂,技术规则与赋权规则的失衡,制度功能上激励与约束的缺位,制度变迁中创新与嵌入的脱节。因此,应当在《预算法》的层面给予参与式预算正式的立法支持,并通过构建、完善参与式预算的权利保障法律制度、参与式预算的激励与约束法律制度、与参与式预算相关的村民自治与乡镇人大法律制度,探寻参与式预算法制化的可行路径。     

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制度的经济学分析

在阐述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的内容及模式的基础上,重点分析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的制度绩效,指出在法人治理层面存在股东名不符实、"三会"制度有名无实、经营者职业角色失范、法人地位不明确等问题,难以形成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提出应从完善内部治理与外部治理入手,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完善"三会"制度,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培育职业经理人,理顺外部治理,以建立科学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     

法治治理视域下基层领导干部作风建设之理性审视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础在基层,工作重点在基层,对基层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作风建设,基层领导干部作风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在法治治理视域下审视当前基层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现状,个别基层领导干部仍存在学习不勤而流于形式、思想不纯而自私保守、生活不廉而腐败享乐、工作不实而懒散浮躁、作风不正而官僚专制等问题,具有表现形式趋利、思想动机异化、价值观念多变、幸福观念变化等共同特点。这些问题和现象的产生,不仅有来自外界环境的原因,也有制度体制方面的原因,更有领导干部自身修养不足等内在原因。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过程中,必须从提高知识动力、制度能力、责任动力、工作动力、法治治理能力等方面着手,全面提升基层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能力与水平。     

“乡政村治”、利益分配与村庄精英的行动逻辑——基于四川J县金村模型

村庄精英是乡村社会中公共利益分配的中间人和协调者。以四川J县5个村庄田野调查基础上的金村模型,考察村庄精英与"乡政村治"体制和利益分配的关系,分析精英的理性逻辑与行动策略。研究发现:"乡政村治"体制对精英行动具有规制作用,而精英对"乡政村治"有适应功能;利益分配对精英行动具有建构作用,而精英对利益分配有调控功能;以"公益""共益""私益"三维度划分体制精英的理性逻辑,可形成五种类型的行动策略组合。当前亟需从制度上明确招商性项目的激励机制,强化政策性福利分配的规制,落实村民议事和村务监督制度,完善基层党员培养和村干部选拔制度,防止乡村治理陷入"精英全面控制"或无人治理的困境。     

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政社合作的困境及其症结所在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然要求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我国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政社合作不断地加强,但也存在一定的困境。主要表现为:合作关系是"中心——边缘"式的机械团结;合作关系是基于算计的表象协作;政社合作缺少治理性资源的交换。这是因为社会治理现代化忽视了创造有利于政社合作的环境条件和操作条件,包括政府角色转变不到位,政府与社会之间缺少信任,目标的协商机制不健全,过程的互动机制不合理及绩效的评估机制不完善。     

基层领导干部化解同质化竞争的道与谋

在基层领导干部队伍中,每个人都想追求上进,都想通过自己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通过加薪升职证明自己的能力。基层领导干部往往具有丰富的工作激情,扎实工作,在这样的工作状态下,他们的学习能力、工作效率、发展潜质能够很好地激发出来,同事间的这种适当竞争,能够激励基层领导干部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才干。同时,基层领导干部同质化竞争也会导致各种心理问题应运而生、同事人际关系越发紧张、"潜规则"现象乱象环生、个人工作效率大幅降低等的负效应。化解基层领导干部同质化竞争会面对官场"潜规则""官本位"思想、传统干部体制的惯性等同质化竞争的阻力,需要从制度上化解同质化竞争,从心理角度调适同质化竞争,引导基层领导干部在同质化竞争下进行良性竞争,从加强基层领导干部职业生涯管理等方面化解。     

高校“院为实体”改革战略与实施路径——基于综合型高校“十四五”发展规划的思考

为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高等教育领域进入全面综合改革时期。其中,高校内部治理结构改革成为重点,围绕扩大院系办学自主权的"院为实体"改革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基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现状,"院为实体"改革应激活基层学术组织办学活力,致力完善基于学科群的院系组织、基于目标导向的权责分配结构、基于激发学术主体活力的聘任与激励制度和创新监督考核机制,探索"院为实体"改革的实施路径。     

治"政"文明--政治文明的换位思考

治"政"即治理政治.治"政"文明是指人类社会治理国家或治理政党的过程、成果与状态的文明.政治文明是国家或政党治"政"文明与政治文明的统一体,具有历史性.促进治"政"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提高政治文明的参与度,提升党的治"政"能力,实现治"政"载体和机制文明,完善以宪政为核心的治"政"保障体系.     

村规民约在构建乡村“三治”格局中的时代价值、现实困境与完善路径

乡村振兴离不开乡治,乡治需要村规民约。村规民约向来是观察和研究中国乡村社会嬗变的重要参照,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工具之一。由于社会环境的支持与集体认同心理的支撑、自治传统的发扬与治村能人的推动、国家法律的确认与村规民约的变革调适,内生化的村规民约具有保障基层民主与管理公共事务、促进团结互助与推进移风易俗、维护乡村治安与调节民间纠纷等积极作用。然而,就村规民约的现实而言,还存在着被夸大的民主与规范的表象、被忽略的权威性弱化的困境、被异质化的主体——村民的流失等问题。加强新时代农村基层基础工作,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新格局,需要加强引导创新,开创乡村"自治"村约;坚持党建引领和在法治框架下创制"法治"村约;强化道德激励与约束机制构建"德治"村约,全面发挥村规民约在促成乡村"三治"格局中的作用,推进我国乡村地区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促进基层善治。     

组织力提升视阈下高校基层党组织引导服务机制构建 ——以“海归”教师为例

“海归”教师已成为高校教师队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认真做好这一群体的引导服务工作是高校基层党组织的一项重 要职责,但目前高校基层党组织引导能力不足、服务功能不优等问题仍不同程度存在。积极推进“海归”教师的引导服务工作, 高校基层党组织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不断强化政治引领功能,激活发展动能和提升服务效能,从价值观念引领、职业发展 促进和激励关怀帮扶等方面进行机制构建,从而顺应新时代党建总要求,充分发挥高校基层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夯实党执 政的群众基础。     

乡政与村治衔接的现存问题及对策——兼论建设服务型基层政府的意义

乡政村治是当前我国农村最基本的治理架构。乡政与村治二元并存的治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难以避免的内在矛盾和问题,制约着乡政村治的运作。建设服务型基层政府是实现乡政与村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的基本路径。     

国家与社会互动下精准扶贫的运转逻辑——以“第一书记”的制度框架展开分析

为了实现精准扶贫的政策目标并完成精准脱贫任务,国家通过选派"第一书记"的做法,意图构建国家与社会的接点,将国家权力和公共资源传递到基层社会。但从现有实践来看,随着扶贫工作的深入,"第一书记"扶贫制度的运转逐渐出现了资源依赖性、治理短期性和基层权力结构冲突等制度实施困境。本文基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理论,以鄂西L村的案例进行研究,探寻"第一书记"扶贫制度在基层的落地与运转成效。结果发现:在国家资源与权力的不断弱化下,"第一书记"代表的国家力量在与社会韧性的互动中经历了主导型合作、竞争型受限、排斥型失控等阶段,在基层受到了来自乡镇一级政权、村民自治力量和群众认同感等多重排斥因素,在有限的任期内"第一书记"很难达到预期的治理效果。为了实现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国家需要避免急功近利和短期主义,在顶层设计上逐级完善驻村帮扶的方式,并以培育村民自治的内生性作为治理核心。     

新时代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生成逻辑、实践模式与发展路径

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完善基层直接民主制度体系和工作体系,增强城乡社区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实效是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最新要求。群众参与是基层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内容,尤其是当前正值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新时代,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得到日益关注和重视。总结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基础、制度变迁和实践经验,全面分析新时代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特征表现,将新时代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划分为党建引领、群众自主参与、社区民主协商以及基层社会多元融合4种模式,并分述每种模式的内涵、意义和作用。针对当前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制度建设不完善、路径渠道不畅通、信息沟通不充分等问题,以加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为视角,提出通过完善基层社会治理制度体系,健全基层社会治理协同机制,提升群众参与治理能力,增强社区群众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和自我监督实效,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基层社会治理。     

完善高校团组织“推优”工作的思考

"推优入党"是高校团组织的重要工作.但是目前高校团组织在这方面存在与基层团支部脱节、工作程序不规范、"优"的标准过于笼统、只管理推之前不管推之后等问题.高校团组织要激发团支部的活力、建立团员的评价标准、加强"推优"工作的组织领导等方面来完善"推优"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