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强制法(草案)》的人文关怀及其完善

法治建设与人文关怀的相辅相成关系表明,重视人文关怀应是我国行政法治建设的重要目标.进入二审程序的<行政强制法>(草案)很好地体现了其人文关怀的立法精神,符合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但是,<行政强制法>(草案)拟继续采用的将大部分行政强制执行权配制给人民法院的模式,存在不利于行政相对人司法救济权的行使、损害该法人文关怀精神的贯彻落实的弊端,需进一步完善.     

论涉水法律法规中行政强制行为的设定

与其他领域相比,涉水法律法规对行政强制行为的设定明显偏少、偏弱,特别是行政强制措施种类更少,只有个别法律法规中设定了“查封冶“扣押冶等行政强制措施,难以适应水执法的现实需要。为此,必须加强水法律法规中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条款的设定,特别是要加强《水法》《防洪法》《水污染防治法》《水土保持法》等涉水法律中行政强制条款的设置,赋予水执法机关以更多的行政强制权力。同时,要对法律以下其他法律规范中涉及行政强制行为进行清理,剔除违法的行政强制条款,以确保涉水领域行政强制行为的统一与规范。     

行政强制设定权的规范研究——从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的设定权比较谈起

《行政强制法》（草案）第三次审议稿的公布拉开了向全国公开征求意见的序幕,其中行政强制设定权的规范引发了广泛争议。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三大领域均涉及相应权力的设定问题,相比而言,行政强制权的设定要求最为严格,《行政强制法》（草案）亦提高了设定层级,但是仍然存在程序控制不严、关键用语涵义不明等有待于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强制清污费的法律性质研究

船舶发生海难事故,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海洋环境的重大污染损害,国家海事行政主管部门有权强制采取避免或者减少污染损害的措施。对于该强制清污产生的费用（即强制清污费）的法律性质,我国法律未有明确规定,理论界对此问题的争议较大,由此造成司法实践中的困惑。从一般观点对比入手,依据非行政费用性、民事法律性和立法趋势等方面,最终得出强制清污费的民事法律性质。     

论中国家庭道德的法律强制

2 0 0 1年新制定的《婚姻法》的最大特色是将社会责任和道义融入法律条文之中 ,在婚姻自由和道德自律之间更推崇以德入法、以法固德 ,体现出家庭道德的法律强制的特点。针对这一特点产生的原因 ,从法律必须以道德为基础、道德必须以法律为坚强后盾和保障的辩证关系 ,中国以伦理为本位的历史、文化及其家庭成员关系也是主要靠道德来维系的传统 ,经济体制的转型、社会的相对无序、家庭生活危机的这一现实客观要求 ,阐述了道德的法律强制推行和实施的原因     

论食品安全行政监管权的法律规制

当前我国食品安全行政监管权力运行失范阻碍了监管效果.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政府从包揽食品行业一切事务管理中逐渐退出,从直接控制转向市场监管.在转轨过程中,食品安全行政监管权力必须合法及合理配置,并且在权力运行中,应从信息公开、行政程序、行政问责及评估体系等各方面对其进行规范和制约.     

论商誉权的性质及其法律保护

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当代中国,侵害商主体商誉权的案件经常发生。我国目前立法中商誉权的法律性质并不明确,对商誉权保护的相关条文亦有不足或相互矛盾之处,不能有力地保护商誉权的权利主体。商誉应是商主体的名誉,商誉权即是商主体的名誉权,属于商事人格权的范畴。对于侵害商誉权的行为,侵权者应当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商誉、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的民事责任及相应的行政、刑事责任。     

论法律强制与道德重建

论法律强制与道德重建沈敏荣关键词：法律强制,道德,规则,道德重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我国的经济、社会、文化部处于变动之中。而且,随着开放的深入,外来先进技术和西方思想同时传入,形成对传统文化和传统思想的强烈冲击。长期以来基于独立发展而形成的传统文...     

强制作证的例外--试论在刑事诉讼中设立亲属作证特免权的立法探讨

在法律上给亲属证人设定一种拒绝作证的权利作为强制作证的例外,是我国刑事诉讼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当务之急。在我国《证据法》呼之欲出之际,笔者主张在维系现行刑事诉讼法的合理成分的同时,适当认可亲属证言特免权及其主体,在我国未来的《证据法》中设立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     

论堕胎权的合理限制

生育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包含着堕胎权。堕胎权的确认是妇女运动的进步,有利于妇女从性别角色中解放出来。对堕胎权的适当限制可以促进堕胎权的发展,但是不适当限制也有可能加重或者侵犯妇女的合法权益。文章从堕胎权的概念出发,分析了中国有关地区地方性法规对堕胎权限制的不合理性,提出适当的限制堕胎权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一致,但是应当注意比例原则,侧重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并且应当综合运用多种手段。     

论水行政强制制度的规范及改进——以《行政强制法》的实施为视角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出台对我国实现依法行政目标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伴随该法的颁布和实施,在行政法领域,相应的各类规范性文件及其适用需要予以调整和修正。文章重点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实施对水行政强制措施和水行政强制执行两个层面造成的冲击进行研究。从水行政强制的核心原则着手,对水行政强制措施和水行政强制执行产生的影响进行具体阐述,以进一步规范水行政强制行为,从而更好地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论“断水、断电”作为行政强制执行方式的正当性

＂断水、断电＂是督促当事人履行义务的有效手段,能在当前水污染防治中发挥重要作用。对目前已有规范进行分析后发现,它对若干基本权利构成限制,与最小侵害原则不符。然最小侵害仅为比例原则组成部分,乃警察法时代控权理念的产物。时代背景变迁后,它已不再单独具有评判管制措施合法性的功能。＂断水、断电＂作为一种行政强制执行方式,至少在我国当前的水污染治理领域中具有正当性。     

形成权的行使及其限制

形成权的核心问题是形成权的行使。形成权的行使以单方法律行为为一般方式,以诉讼行为为特殊方式;准法律行为不是形成权行使的方式,但与形成权的行使有着密切的联系;形成权行使的限制有三种,即权利滥用、除斥期间和权利失效,我国民法对除斥期间的期限和起算期还有待完善。     

论碳排放权的法律属性

碳排放权具有保护环境公共利益和控排企业私人财产利益的双重法律意义,因市场机制必须经过政府管控才能发挥减排效用,所以碳排放权受到行政规制具有正当性和必要性。政府没有干预碳排放权中财产利益的目的,碳排放权本身也没有对抗政府规制之意,因此,以权利受到行政规制为由认定碳排放权具有公法属性不符合公权利的定义。初始分配和清缴配额环节的公法属性或源于政府对配额的管理,或源于行政法律义务,但都无关碳排放权的法律属性。除了可交易性特征,碳排放权对控排企业支配配额财产的保护,碳排放权法律关系的自愿性和平等性都表明了碳排放权是私法权利。     

行政即时强制条件论

行政即时强制是行政法的重要制度之一 ,而行政即时强制条件的设定是行政强制制度确立的关键 ,中国宜借鉴德国、日本等国的有关制度 ,以确保行政法治的实现     

论第三国强制规范适用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没有规定第三国强制规范适用制度,这与通行的国际惯例不符。虽然该制度在中国还比较陌生,但在少数的国际私法立法实践中涉及是否以及如何设置第三国强制规范适用制度的探讨。涉外民商事审判对该问题的重视程度不够以及实践对直接适用第三国强制规范的需求不足是目前阻碍立法的两大原因。为了中国广泛地参与全球治理以及设立自由贸易区的需要,长远看有确立之必要。未来在设计这一制度时,应特别考虑其适用的领域范围以及与法院地强制规范适用制度的关系,并对是否以及如何适用作适当权衡。     

农村集体土地“三权分置”中政策权利的法律归位

农村集体土地的"三权分置"政策施行的实然性并不意味着法理上的应然性,既有"三权分置"的政策制度缺乏演变为法律制度的合理性,理论上也没有达成"三权分置"权能配置的基本共识。究其根源,乃在于"三权分置"存在政策上与法律上不同的解读路径。事实上,我国农村集体土地制度的演化过程中,已经形成路径依赖。为了避免"三权分置"政策在路径依赖中形成"路径封锁",我们不应当企图在"两权分离"的基础上展开有关承包权和经营权的立法设计,而要从法律自身逻辑体系之中寻求适当的路径。遵循民商合一的基本理念、团体主义的方法论以及"所有权-用益物权"的物权体系,再解读"三权分置"政策,"三权"应为所有权、成员权、用益物权。就法律结构而言,"三权"在民法典中应表达为财产权,在物权编之中则表达为"所有权(成员权)——用益物权"。现行《物权法》中有少许成员权的规则,但仅关注到成员权的一般规则并存在权利错位与缺失。因此,法律上还应当重点确定承包权等特殊成员权的基本规则。同时,承包权回归为成员权,也意味着土地承包经营权还原为经营权。基于经营权客体的特殊性,经营权的法律制度设置应当遵循集体经济组织监控的前提,反映到经营权基本规则的设计上,即表现为经营权的设立、变更和消灭需要取得集体经济组织的同意(或备案),方能依法登记产生物权效力。     

给付行政中的法律保留原则理论与适用研究

法律保留原则最早产生于政府实施"警察权"的背景之下,意义在于约束侵害行政和保障公民基本利益,要求行政机关的行为必须有明文法规可依。而随着现代社会政府的职能和角色越来越从管理向服务发展,给付行政的兴起要求行政机关根据需要作出授益性的行政行为,并随之带来了法律缺位时行政自由裁权和公民权利的处理难题。因此,传统法律保留原则必须在给付行政的适用中,进行修正和重新释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