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传奇小说叙事的实录色彩

传奇小说的"立身之本"在于虚构,即创作者有意识地虚构故事,借故事来传达主观情志,但宋代传奇小说在虚构的同时,还保留了实录的叙事风格,以期备补史阙。这在宋传奇的题目、开头、结尾和语言上都有所体现。探其原因,一方面,宋传奇的文体渊源可上溯至史传,实录是宋传奇对史传叙事方法的一种继承;另一方面,在宋人的小说观念里,文言小说仍是史书的附庸,因此应当与史书一样秉笔实录。宋代传奇小说对实录补史的追求,是文言小说自身发展规律与宋代时代精神结合的产物。     

论杜诗的写实性与《史记》实录精神

司马迁撰写<史记>坚持"不隐恶""不虚美"的实录精神,不仅对后世史家著史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对后世诗人创作也有所启迪,比如杜甫就是一个很典型的示例.杜诗之所以被誉为"诗史",不仅仅因为它善陈史事,还因为它能"书法不隐",直言批判唐代最高统治者,这固然与时代环境、杜甫忠君爱国之心以及对<诗经>现实主义风格的继承等有关,但更是杜甫在思想层面上自觉接受司马迁<史记>实录精神的结果.     

1990年代:走向叙事自觉时期的短篇创作

1990年代以来短篇小说在借鉴了现代派小说理论及叙事话语之后,重新发现了叙事的重要性,不仅改变了以往小说忽略形式因素的模式,而且在叙事上表现出独特的文本策略.本文从叙事时空、叙事视角、叙事者、叙事方式等方面对这一时期的短篇小说进行深入考察,认为1990年代以来短篇小说真正进入了文体自觉时期,小说的叙事"话语"与文体相互对照、补充,在短篇小说的艺术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跨文化与文体之“变”的魅力

《头陀寺碑文》入萧统《文选》,佛教典籍《出三藏记集》称寺碑文“文自彼制”而“道缘成业”,亦“总入于集”,从目录学可知寺碑文兼跨僧俗两界。《头陀寺碑文》以西天佛地为参照,以中土建筑话语叙说佛教寺院与佛理,其话语跨建筑、佛教两界,由此体现了“碑文”文体其中的一类,由“主于叙事”向“主于议论”之“变”。《头陀寺碑文》以中土义理话语与文章笔法之类叙说佛理,跨中土学术与西土佛教两界。跨文化的多重话语的介入与重构,令寺碑文增添了许多魅力。     

李攀龙“视古修辞,宁失诸理”说的历史解读——兼论七子派的散文文体观念

"视古修辞,宁失诸理"说是彰显七子派散文文体观念的重要话语,但后人对其解读分歧较多,褒贬不一。本文认为它的真实历史含义为:"散文创作以重视修辞形式美为先,可以忽视文章的说理功能",体现出七子派"重文轻理"的文艺观。但它主要反映七子派的叙事散文文体观念,并不涵盖他们对说理散文文体功能的体认。     

大众传媒私密话语的叙事策略探析

作为一种新的传播现象,私密话语向大众传媒的扩张充分借鉴了文学叙述手法,采取了新的叙事策略。这既包括形式上的一种创新,也包括内容上的一种调整。形式上,私密话语采用一种口述实录体作业方式,利用双重或多重叙事视角,采取直接个体对应式话语和"场景"叙事。内容上,私密话语倾向于从宏大叙事转向微小叙事,从国家、民族叙事到家庭、个人叙事,从精英、主流叙事到大众、边缘叙事,从一元化、封闭叙事到多元化、开放叙事。具体体现在叙事主体由社会精英转向普通大众,叙事题材由主流话题转向边缘话题,叙述语言更加口语化、方言化。     

叙事小说中的元语言功能及意义

元语言是把语言本身作为指称和描述对象的语言。Jakobson认为元语言功能是语言的对等解释功能。文章分析了叙事小说中小说人物话语的语码突出、人物言语行为过程描写和隐含作者的语言评判等元语言手段,指出元语言在叙事小说中不仅仅是解释功能,而是叙事话语中的元话语,有着重要的叙事功能,也是叙事小说的一个重要文体特征。     

清代《史记》阐释中"实录"文学意义的转换

"实录"是历代以来对《史记》史学意义上最重要的概括.清代研究者发挥了历代对《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史学认知,认为《史记》以人传事的叙述模式,要达到"实录"的目的,必然要对人物做到生动、传神的"摹写""摹画",进行艺术化处理.清人把《史记》人物摹写的栩栩如生,生动传神,每个人物都跃然纸上、呼之欲出,称之为"实录".这些认识扩展了对"实录"的探索,丰富发展了"实录"的内涵,准确深入地把握了《史记》写人的艺术特色.     

俄罗斯文学中的“混乱时期”叙事：生成机制、发展历程与特征

“混乱时期”叙事是指俄罗斯作家针对“混乱时期”（1598—1613年）进行的写作,有其生成的历史文化机制,即历史、文学与现实的交互作用、俄罗斯文学历史叙事的传统及“混乱时期”的强大生产力。自17世纪至今,“混乱时期”叙事已历经400余年,其叙事话语、叙事文体、叙事风格和内容,都随着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而变化：17—18世纪以纪事体裁为主,同时出现了戏剧形式的实践,“混乱时期”叙事具有明显的个人倾向性,呈现对正统血脉继承制由维护到剥离的话语特征;19世纪是“混乱时期”叙事的繁荣时期,史剧的文体形式虚实交织,洋溢着浪漫主义色彩的叙事特点,女性形象的边缘化,斯拉夫主义的话语倾向是其主要特征;苏联时期则主要聚焦1612年的莫斯科解放事件,表现人民的革命性及其爱国热情;而苏联解体后,叙事话语出现多元化与自由化的特征,体现为对传统形象的消解、对女性形象的重视,以及后现代的文体风格。     

隐含义与跨文化交际

在交际过程中,交际者往往是在交流意义;意义通过语言和非语言信息表达出来,方式可以是"明说"和"暗说",这里的"暗说"指信息中的隐含义.隐含义从发出信息的行为角度可分为有意识隐含义和无意识隐含义.无意识隐含义指的是说话者本身并无意识暗说,但他表达的话语由于文化的因素表层信息附有某一深层意义.这一意义对另一不同文化背景的听话者来说是隐性的,即他用其文化编码不能建立相同关系,不能理解甚至误解对方的真实意思.在跨文化交际中,无意识隐含义是造成不理解和误会的主要因素.有时双方不一定意识到这种误会而及时加以修正,最终会影响交际、人际关系和双方的合作.     

不可靠叙述:《毁了我父亲的第三件事》的叙述策略

不可靠叙述是当代叙事理论中一种重要的叙事策略。美国短篇小说家雷蒙德·卡佛在其短篇小说《毁了我父亲的第三件事》中,对重要情节的省略、空缺以及含混的叙述,造成了叙事和文体层面上的不可靠。作者运用不可靠叙述这一技巧,邀请读者与文本中人物、叙述者、隐含作者积极互动,以感受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彰显人物性格的异化。文本中所发生的事件对叙述者"我"的深刻影响,深化了小说主旨,于冷静疏离的叙述中,展现出生活中荒谬的客观存在。     

从《左传》到《史记》：《春秋》笔法的早期发展及其基本内涵

作为《春秋》笔法的直笔传统,“书法不隐”包含据礼直书和据事直书两种,而《左传》是“书法不隐”由“据礼直书”向“据事直书”的过渡。《史记》对《春秋》笔法的继承和发展主要体现为“实录”和曲笔,前者指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后者指寓主于客、寓论断于序事、侧笔。     

班固之“实录”论

班固撰《汉书》,为司马迁立了专传《司马迁传》,评司马迁《史记》为“实录”,这为“实录”论立了丰碑。此论包含事、文、义三方面的准则要求:一是“事核”、“事理”,即要求记事真实,善序事理;二是“文直”,“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即传人记事,要求文质相称;三是“不虚美,不隐恶”,即要求传人记事必须达义,美恶如实,不虚不隐,公示于世。班固之“实录”论,承上启下,不只是评司马迁《史记》,还有确立中国史学本体理论的重要的历史意义。     

新闻叙事学学术建设视野中的话语、新闻叙事话语

针对近年关于新闻叙事理论研究中普遍存在的忽视话语、叙事话语在新闻传播学不同研究领域内的重大差异,本文辨析了"话语"词典意义与学科意义之间的异同,探讨了"叙事话语"在经典叙事学与后叙事学中的重大区别,分析了"话语""叙事话语"其后的哲学思潮背景,在明确新闻叙事学的应用新闻学根本属性基础上,论述了"叙事话语"在应用新闻学与理论新闻学或传播学不同研究领域内异同的科研价值。     

叙事理论框架下新文人剧的“故事”解读

叙事理论的核心词汇是"故事"与"话语"。这在新文人剧中表现为"故事"及其"讲述"的视角,即男性叙事与女性叙事。这两种叙事视角并不对立,而是相辅相成。在新文人剧中,男性叙事由"隐含作者"掌控"话语",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对男性"故事"的书写;女性叙事呈现在受众面前大多是有关女性的种种"故事",其表征之下却蕴含着创作者自觉或不自觉的"话语"掌控。本文将结合叙事理论、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新文人剧的"故事"叙事展开分析。     

试论《我不是潘金莲》的官场反讽叙事及其成因

作家刘震云在其《我不是潘金莲》这一力作中,采用反讽叙事的手法描写官场心态,运用近乎游戏的叙事,揶揄社会中普通人"寻正义"之艰难、某些官员"枉公道"之本相。文章从叙事策略、叙述话语及创作心理三个层面入手,剖析叙述话语的谐谑和反讽意味,并由此揭示出此种叙事策略与话语风格形成的作家创作的深层心理原因。     

论小城镇叙事小说的文体发育与成熟

经过几十年的发育,小城镇叙事小说于20世纪90年代末显现出稳定的文体形态,分蘖为一种文体亚类。小城镇叙事小说文体的成熟有着明显的标志物。文体成熟的内在标志物是:在政治、历史、文化等三大领域内确立了特定的叙事板块,塑造个性独特的"小镇人"或"小城人",演绎小城镇变迁史以表达独特的主旨。文体成熟的外在标志物是:小城镇叙事拥有相对稳定的"核心作家"群体,出现了大批以小城镇为直接审视对象的作品。小城镇自身的发展和叙事主体的小城镇意识的深化,促进了小城镇叙事小说文体的成熟。学界忽视了小城镇叙事小说的文体归属和文体成型。     

论丘东平抗战文本的文体特征

丘东平以尽量接近生活原生态的叙事内容及对生活实录式的叙述方式创作了一系列反映抗战的文本,这些抗战文本从亲历战争的典型经验、以＂人＂为本的叙事策略、浓郁文人情怀的书面语言等几个方面构成了鲜明的纪实小说的文体特征。     

论传记文学的“不虚美，不隐恶”

"不虚美,不隐恶"是司马迁撰写历史人物传记所遵循的实录原则,在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影响甚大.本文对它的内涵和特点作了分析,肯定了传记文学坚持"不虚美,不隐恶"精神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古文运动视域下唐代佛像赞的演变

佛像赞自六朝出现,到唐代文人笔下开始出现了背离序文骈偶、赞文四言的文体书写规范的现象,这些改变主要发生在中唐时期。这期间序文逐渐散文化,具体表现为采用介绍造像者的史传格式、以倒叙和插叙方式记事、引用人物话语、采用第一人称外视角,塑造出虔诚发愿的人物形象等特征。细节与情感的真实可信在序文中得到强调,这与中唐时期对"心性"的重视以及"人"的主体意识增强有关。与盛唐时期以偈为赞的写法不同,中唐时期的赞文或改变四言的章法安排,或采用七言等句式,以便更流畅地叙事表情。佛像赞中教义的言说和画面的描述最终让位于叙事言情,带来了体式的改变,使这一实用文体具有文学性和形式美,抒情传统与叙事传统在宗教韵文中得以交汇。这些革新应被视为唐代古文运动的一个环节,亦可借此看出宗教信仰与文体改革之间的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