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适用规范化实证研究——以126份故意杀人罪死刑判决书为样本

根据《刑法》规定,死刑的只适用标准是"罪行极其严重",但在死刑的具体适用上包括死刑立即执行、死缓限制减刑、死缓未限制减刑三种方式1。虽然司法解释、会议纪要、相关文件及领导讲话对死刑适用标准做出相对具体的规定,但是这些规定依然模棱两可,致使死刑立即执行、死缓限制减刑、死缓未限制减刑适用规则不明,标准不一,存在恣意性。根据对126份样本的分析,在司法实践中,区分这三种死刑方式的主要依据是犯罪手段的残忍程度、犯罪结果的严重程度、罪后被告方赔偿及被害方谅解情况。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判断罪行极其严重的标准不一,自首立功等法定量刑情节虚置化,赔偿谅解酌定量刑情节法定化,致使量刑失衡。基于此,提出以犯罪原因、犯罪手段、犯罪结果为基石,以赔偿谅解、人身危险性为调节的综合性死刑适用方法,实现死刑适用规范化。     

秦汉简牍法律文献所见死刑与《唐律疏议》死刑之比较

秦汉简牍法律文献中所见死刑主要有:戮、斩、磔、绞、定杀、生埋、弃市、腰斩、枭首等。《唐律疏议》的死刑只有两种:绞和斩。唐律的死刑刑罚体系比秦汉律大为简化,种类减少,更加简明扼要;唐律对犯罪行为的处罚比秦汉律减轻,较为宽和。这些都说明了唐代比前代刑罚制度更趋于人性化,社会更加文明进步,立法思想深受儒家"德主刑辅"思想影响。     

论我国死刑立法的完善——兼与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比较

作为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缔约国,我国死刑立法与公约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一是在实体规定方面,我国立法对死刑适用的限制力度不够;二是在程序规定方面,我国立法对死刑适用的法律程序要求偏低。立足于完善我国死刑立法和更好地履行国际法义务,笔者建议我国立法减少死刑适用罪名、扩大死缓适用范围、统一死刑复核程序、加大减刑和赦免力度。     

死刑废除思想再研究

死刑的废除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国际潮流。中国无疑也要顺应这种国际形势。现阶段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观念、社会治安形势等实际情况决定了我国目前还不能立即废除,但应当对其适用性进行必要的限制。在立法方面,要废除经济犯罪和财产犯罪的死刑;废除贪污贿赂罪的死刑;减少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性犯罪死刑的数量。在司法方面,要从严解释死刑的适用范围;正确理解死刑的适用条件;严格执行死刑复核程序;改革死刑的执行方法。     

中国死刑制度管窥

死刑问题尤其是死刑存废问题,已成为中国刑事领域的热门话题,并引起了社会大众的广泛关注.如今世界上许多国家在法律上废除了死刑或在司法实践中已不执行死刑.基于我国司法条件、司法特点、诉讼文化、诉讼传统、历史背景、社会状况等各方面的情况,以及死刑所具有的特殊功能,我国目前还不具备废除死刑的条件,但我国应从完善死刑制度着手,以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真正做到"少杀、慎杀",从而顺应国际死刑制度发展的总趋势.     

关于死刑存废之争的哲学思考

死刑存废之争由来已久，近些年来我国法学界也有所探讨，但大都从形而下的角度来评判这场论争，结论难免偏颇。本文从经验和超验两个层面剖析之，着重阐明；保留死刑论和废除死刑论的理论根基即刑罚报应主义与刑罚人道主义都是符合刑罚正义观的，死刑保留论所体现的“平均的正义”与死刑废除论所体现的“分配的正义”不可分配，这两种观点都将随着刑罚的存在而存在，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单方面地消失，即使人类文明不断发展，也只能是逐渐地限制、减少死刑的适用，那种认为死刑必然消逝的观点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实践中也难以行通。     

我国限制死刑趋势研究

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体现了我国限制死刑的立法趋势。死刑作为一种法律制裁手段,在价值论上主要体现为效益性、公正性、非人道性。解决死刑的价值冲突的唯一选择是舍弃死刑的效益性与公正性,而按照刑罚的人道性要求,逐步限制并最终废除死刑。我国目前废除死刑还不可能,但限制死刑具有相对合理性和现实可行性。限制死刑不仅可以从司法实践上进行控制,更可以建立完善的赦免制度。     

论中国死刑的立法限制

虽然全球多数国家已废除或停止执行死刑，但是，中国至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废除死刑。中国的死刑应该按照相关国际条约的规定，借鉴国际立法例，从适用条件、适用对象、核准程序、执行方式上进一步限制，并尽快建立相应的法律救济制度。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结婚法律适用条款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确立了涉外结婚法律适用的基本规则,通过属人法和婚姻缔结地法的结合适用,对结婚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的法律适用分别做出了规定。但在实质要件的法律适用方面对婚姻缔结地法的适用施加了不适当的限制,在形式要件的法律适用方面"手续"一词的使用不够严谨,代之以"形式"一词更为妥帖,而且规则表达方法与冲突规范的一般表达方法不符。因此,未来立法修改可以考虑取消对婚姻缔结地法适用上的限制,并在具体规定上采用国际通行的概念或术语,采用冲突规范的惯常表达方法,从而使中国关于涉外结婚的冲突规范更趋完善。     

北魏死刑制度立法刍议

死刑是刑法的重要制度之一,以剥夺犯罪人生命为惩罚手段,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严厉的刑罚。从奴隶制五刑到封建制五刑的发展演进中,死刑皆为刑罚体系的核心。北魏是中国古代死刑制度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汉魏晋法律传统得到稳步推进,同时新的法律制度也应运而生。死刑制度发展至这一时期,已不仅仅是推崇严刑酷法,儒家法制理念的渐趋融合更赋予了其法治化、文明化的升华。北魏重要时间节点的修律活动和历次修律内容,可见死刑立法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考量,并且不同时期北魏死刑制度立法指导思想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试论死刑执行方法的改革

死刑的执行方法是刑罚执行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死刑执行方法的发展历史看 ,最初的死刑执行方法繁多且残忍 ;随着人类文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死刑执行方法逐步趋向人道。在 2 0世纪 ,枪决成为世界各国的主要死刑执行方法 ,在我国也不例外 ;但是用枪决方法执行死刑有很多弊端。毒剂注射执行死刑的历史相对较短 ,但是有其他执行方法无法比拟的优点。权衡枪决和注射两种方法 ,我国应采用毒剂注射作为统一的死刑执行方法。     

宋代酷刑论略

在中国封建刑罚制度史上,有两次具有进步意义的改革.一次是西汉文景时期,从法律上将奴隶制度下所实行的肉刑废除了,为封建刑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另一次是隋文帝制定《开皇律》时,废除了枭首、车裂等酷刑,确立笞杖徒流死为封建五刑,而在死刑中止存斩、绞两种,使封建刑罚制度向着文明又前进了一步.但是,刑罚作为皇权“威严”的体现和阶级镇压的工具,又无不随着专制主义的不断强化和阶级斗争形势的需要而法外用刑.可     

传统刑律中的死刑限制及其技术策略——以《唐律疏议》中的“至死”为中心的考察

传统刑律在技术层面直接表现出对死刑适用的限制。作为立法语言的"至死"即出现于律典或法律规范中的直接表述,其基本含义沿袭了汉代之后正史文献中常见的"罪至死""法至死"等内容,但表述形式、用法与功能则与法典体例、刑罚结构及刑等累加计算标准直接相关。《唐律疏议》中"至死"的分布呈现出明显的特征,既表现出各篇内容的差异,又表现出唐律对魏晋律典中特定立法技术的沿袭;律内通过"以某罪论""以某罪罪之""与某罪同""反坐""依首从法"等技术性手段定罪量刑时,若出现死刑适用则通过"至死减一等""至死加役流"予以限制,但仍有极少"至死仍需处死"与"本条虽不至死并处死"的例外条款。律设"至死"表达着特定意图,立法者通过技术手段欲达到死刑限制的有效性与罪刑均衡相协调,而限制死刑的内在要求与统治者据以控制司法官员的技术策略相一致。     

关于中国死刑制度的反思

根据"保留死刑,但是严格限制死刑"的政策,严格限制死刑是有中国特色的废除死刑之路。中国的死刑制度应当以正义性报应为基础的理论作为合理性根据,以故意杀人罪为规定死刑的基本标准。定期公布死刑案件的数字和情况,对于促进中国社会综合治理的落实和法制的进步有积极意义。废除死刑以保护行为人的人权的说法,不符合人们的一般认识和公认的专业理论,也不符合一般的国际标准。严格规定死刑的适用条件和保障被判处死刑的行为人的诉讼权利,符合中国"保留死刑,但是严格限制死刑"政策和国际保护人权一般标准的要求。     

论金融诈骗罪中的死刑

我国刑法对于金融诈骗犯罪的立法经历了不适用死刑、有选择地适用死刑和保留但严格限制死刑三个阶段。在我国死刑的存在目前还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但应逐渐限制并在将来废除死刑,这是刑法学者的共识。在金融诈骗罪的死刑问题上有废除论和保留论两种观点。对金融诈骗罪适用死刑,既不利于刑罚的报应功能的实现,也不能预防、减少金融诈骗犯罪的发生,因此,我国刑法应当取消金融诈骗罪的死刑规定。     

立法法与死刑核准授权受权

部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由最高人民法院授权高级人民法院行使,这一授权根据法律的规定经历了一个从合法而冲突而不合法的过程。但在《立法法》生效以后,直接适用《人民法院组织法》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在必要时可以授权高级人民法院行使死刑核准权的规定,以及各高级人民法院接受这种授权,这一授权受权已经没有法律根据,应通过合法的途径解决这一问题。     

《网络安全法》时代数据跨境传输的企业合规挑战

近年来,中国政府已开始逐渐关注数据跨境传输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的通过标志着中国从法律层面首次对数据的跨境传输进行限制。虽然世界各国在限制数据的跨境传输方面有着不同的规范体系及模式,但《网络安全法》仅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数据跨境传输进行限制。目前中国的网络安全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建立,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具体范围尚不明确,有待后续规定的落实。可以预见,《网络安全法》的有关规定将为在华运营的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带来新的合规挑战。在商业运营中,企业应完善自身合规制度,密切关注后续实施细则的制定与实施,依法进行跨境数据传输的安全评估工作,并做好数据本地化的技术准备。     

中国死刑制度管窥

死刑问题尤其是死刑存废问题，已成为中国刑事领域的热门话题，并引起了社会大众的广泛关注。如今世界上许多国家在法律上废除了死刑或在司法实践中已不执行死刑。基于我国司法条件、司法特点、诉讼文化、诉讼传统、历史背景、社会状况等各方面的情况，以及死刑所具有的特殊功能，我国目前还不具备废除死刑的条件，但我国应从完善死刑制度着手，以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真正做到“少杀、慎杀”，从而顺应国际死刑制度发展的总趋势。     

论生命权的限制标准

在很大程度上,生命权的保障取决于生命权的限制是否适当并是否有基本的标准。明确生命权的限制标准,有利于保障公民的生命权和维护法制的统一,在当今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我国生命权限制标准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限制标准不够具体明确,规定的层次不高。建议在宪法上对生命权的限制标准作原则性的规定,在法律上对生命权的限制标准作详细的规定,并以限制国家机关剥夺生命权为立法原则。在死刑适用方面,确立"只惩害命"标准;在武器使用方面,确立"紧急救命"标准。     

论我国死刑的程序控制——以死刑复核程序为视角

长期以来,我国的死刑复核程序从启动方式到具体程序都具有很强的行政化色彩,不仅不能保证司法公正,更不能很好地发挥其限制死刑适用的作用。此外,有关死刑复核程序的规定过少且过于笼统,因此不具有可操作性。尽管现行刑事诉讼法对于死刑复核程序做了进一步完善,但2012年刑事诉讼立法修改的力度毕竟有限,我国的死刑复核程序距离一个审判程序的要求仍有差距。因此,结合现行刑事诉讼法中关于死刑复核程序的规定及存在问题,从价值观念、启动方式、审理方式、被告人的参与度等方面出发,讨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死刑复核程序问题,以期实现对死刑的程序控制,达到维护司法公正,最终限制死刑适用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