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自我的前提批判与拯救路径

启蒙理性是当代思想领域中的一个热门话题。启蒙辩证法通过探讨抽象理性对人的统治,揭示了"启蒙倒退为神话"的局面。抽象理性逐渐沦为权力社会统治的意识形态工具,社会大众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进入一种"自我持存"状态,这与启蒙运动以来对人的主体性确立状况相背离,理性最终走向自己的反面。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方法完成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分析,要破除抽象理性对人的统治,就必须对"理性形而上学"进行批判,即从理性形而上学内含的经济学方法和思维方式入手,结合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理论,在多元视野中发现理性自我拯救的可能性。     

启蒙变奏与遥远的回响——五四美学在海派创作中的辙迹

个人感性意识的觉醒是启蒙理性得以自由运用的前提,五四文学虽体现出感性和理性并举的时代特征,感性启蒙的说法却并不准确。二十年代的浪漫主义文学在注重个人意识与自我情感表达的同时,并没有摒弃主体的社会理想,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同五四文学的启蒙精神是一致的。海派作家对感性体验的挖掘却直接承袭自浪漫主义的自我扩张,他们将目光转向个体非理性的潜意识世界,其间所描写的感性体悟早已超越了启蒙的范畴。海派文学的身体抒写同五四启蒙精神之间发生了深刻的断裂,尽管前者对个人主义的描述中带有五四美学的痕迹,却是浪漫主义的下一个阶段,而非感性启蒙的延续。     

启蒙、理性与历史——《启蒙的概念》中的历史观念

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在《启蒙的概念》一文中,论述的神话中包含了启蒙,启蒙陷入了神话的观念表明,启蒙和神话在关于世界的二元性、思维的同一性以及必然性的观念方面的一致,都是一种解释世界的世界观。启蒙和神话在解释历史方面有共同的主题,那就是人类必须通过自我牺牲才能够生存。在神话中,这种自我牺牲表现为祭祀制度,而在启蒙中,则表现为等价交换的原则。这是一种狡诈的理性,西方文明的道路就是依靠狡诈的理性来获得自我生存的发展道路,这种发展道路必然会在我们的进步中伴随着退步。要摆脱这种报复、轮回的必然性就是要认识到神话和启蒙中的狡黠的理性的危害,并从中把握积极的启蒙的要素。《启蒙的概念》不是反文明、反理性和反文化的。     

在与古希腊意识的对峙中获得自我——《饼与葡萄酒》与荷尔德林后期诗歌中的"新神话"诗学构想

十八和十九世纪欧洲知识分子们提出"新神话",意欲对启蒙理性与感性神话进行改造:要将哲学神话化以使其具有感性化的特质而能被民众接受与感知.荷尔德林用诗学的表达方式对"新神话"做出了回应与阐释.荷尔德林的诗学与古希腊传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伽达默尔认为,古希腊文化并不是荷尔德林的"教育材料",两者之间发生激烈的碰撞,是一种...     

启蒙视域中王国维的“游戏说”

启蒙的最终目的在于人的自由与解放,它不仅有理性的一面,更关乎人的感性生命。清末主流知识界的启蒙在"救国"的目的论指引下,导致工具理性过度发展,"人"的概念被置换,政治启蒙取代了人性关怀。王国维从生命自身出发,反对清末的功利主义启蒙观,而以予人"精神上之利益"要求学术与文艺,王国维启蒙的核心由此归结于如何处理欲望对人生的挟持这一问题。学界的理性偏至与民众的不觉悟,原因都在于感性与理性的不谐调。王国维倡导游戏说,以审美的游戏来调和相互冲突的感性与理性,以致人性于全,这一思路还原了启蒙的本来面目。     

启蒙与道德的变奏——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的道德界域

对霍克海默、阿多诺而言，启蒙的辩证法就是理性历史的辩证法。而对康德而言，人类理性的再次觉醒就是启蒙。可以说，整个近代西方的启蒙运动都是理性再次觉醒的过程。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以深层的文化批判精神为动力对启蒙以来的技术理性主义至上的文化价值观念进行批判和反思，进而得出结论：那就是神话就已是启蒙，而启蒙却倒退成为神话。启蒙精神不仅包含着从野蛮到文明的进步过程。同时也包含着由文明再次进入野蛮的退步过程。这就是神话与启蒙相纠缠、文明与野蛮相伴随的辩证法。     

启蒙与神话的渊源——论霍克海默、阿多诺的启蒙观

西方文化源于古希腊，古希腊文化源于神话。霍克海默、阿多诺认为，在悲剧诗人们所创作的神话中，就已经显露出被培根推崇为“真正目标”的纪律和权利的启蒙精神。从神话中生发出来的启蒙精神如何回应神话的启示的，霍克海默、阿多诺认为，启蒙精神以普遍统治特殊、同质统摄异质、单一代替多元的抽象的理性同一性的思维方式，来裁剪衡量神话的不确定性以及质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使其量化、抽象化，而最终得到控制，使变动不居、彼此相异的具体事物与现象都统一在一个稳定的、不动的整体中来回应神话的启示。     

启蒙理性批判的伦理意蕴

启蒙理性的宗旨是摆脱恐惧、获得自由;然而,人们不仅没有实现真正的解放,反而又陷入新的奴役之中.而导致这一悖论出现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古希腊以来的理性传统在启蒙时代发生了自我变异,启蒙理性蜕变为以数学化与实用化为主要特征的工具理性,并一跃成为理性崇拜的全部内容.工具理性的自我膨胀必然暗示出价值理性的失落,从而导致严重的伦理后果,即终极实体的缺位、伦理价值的虚无及伦理精神的媚俗.对启蒙理性的不断追问和质疑,凸现现代社会时工具理性权威崇拜的批判和拒斥,从而为彰显和确立人类生存发展的价值基础和意义世界而不懈努力.     

论18世纪启蒙理性

18世纪启蒙运动与文艺复兴有着相同的精神气质;启蒙理性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开创了新的思想道路;它赋有浓厚的人文精神;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尤其是启蒙理性本质上是一种批判力量,这既是它运用于各思想领域的批判武器,更是启蒙理性内在的动力.如此,卢梭、赫尔德、康德等都是对启蒙运动的真正"自我征服".正是这种自我批判能力拓展了启蒙思想家的视野,体现了启蒙运动的真正价值所在.虽然启蒙理性主义早已成为消失了的历史背影,但那一时代所蕴涵的"独创力量",则至今令人着迷,也许这就是我们不断地回到启蒙时代的原因.     

神话逻各斯——解读《德意志观念论体系的源始纲领》以及浪漫“新神话”

《德意志观念论体系的源始纲领》是德国观念论与浪漫派的开篇之作。作为一种征兆,它指向一个时代,归属于由多个作者构成的"星丛",呈现了观念论与浪漫派之间互动涵濡的"观念单元"。德意志观念论与浪漫主义思潮初登历史堂奥,就注定要置身于神话与理性的生死纠结之中。以神话来完成逻各斯,将启蒙进行到底,便是观念论与浪漫派的志业,这份志业表述在浪漫主义"理性的神话"提案之中。而与之相联系的"感性宗教"提案,就是一个变形的灵知教义神话,一个变形的神话逻各斯。观念论与浪漫派所膜拜的"灵"同灵知主义藉以超越世界而寻求不朽神性的"灵",存在着血脉传承的关系。所谓"人类最后的伟业丰功",乃是"新神话"的终结,染上了浓烈的乌托邦色彩,甚至可以说是神话-逻各斯-教义三者互相涵濡彼此杂糅而成的幻象体系。     

启蒙的逻辑:从宗教蒙蔽到理性自主——重新解读启蒙运动

启蒙是一个具有永恒价值的题目,但启蒙并不独属于哪个时代,它贯穿整个人类历史,由蒙蔽到启蒙,再到时代精神的确立,这是它的基本逻辑.就西方近代启蒙运动而言,它的内在逻辑应当是“基督教的蒙蔽”——“感性启蒙与理性复苏”——“理性主义主导下的自主精神”,这一过程使得“自主”成为这场运动塑造的真正的时代精神.     

阿多诺的“启蒙”的反思

启蒙是人类改造自然的文明活动,是旨在祛除某种神秘的、幻象的世界表象而进行的一系列理智的和实践的操作.即用科学的、综合的、工具的理性来控制自然.阿多诺展开对启蒙的反思,揭露了启蒙精神的异化,即启蒙理性在提高人类对自然界统治能力的同时,也演变成了另一种神话,是对人类的新奴役.     

从启蒙倒退到神话之后的生存哲学——论谢林中后期哲学的伦理思想

在《先验唯心论体系》中，谢林发现，自由本身无非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因而康德所揭示的“自由的因果律”蕴含着与自由相反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固然构成了康德道德律之“绝对命令性”的隐蔽根基，但也蕴含着普遍理性的道德律对个性的取缔和毁灭。谢林比阿多诺早一个半世纪便洞见出了启蒙伦理的“辩证法”。因此，谢林后期哲学转向了其早期就向往的理性的神话学上来。本文不认为谢林向神话学的倒退是对启蒙的背叛，而是对启蒙的内在悖论在更深层面的揭示。如果真正的自由对立于必然的话，那它就是任意的。因而在善恶问题上，自由永远都只是一种向善或向恶的可能性，而非是必然的。人的生存作为人的自由力量的体现，在于它必须面对恶而生存，以增强存在的力量。启蒙伦理的色彩于是被彻底改写。     

从费尔巴哈的“感性世界”观看其形而上学的批判深蕴

历史上，费尔巴哈正式开启了形而上学批判之路，这集中从他的感性观中表现出来。费尔巴哈直接确认了感性世界的真实性和真理性，并主张从“人”出发看待整个世界的对象性本质。这不仅戳穿了“超感性世界”观的虚假性，而且将对它的批判引向深入。而费尔巴哈批判形而上学的一个突出之点，就在于他由此提出的哲学观理念。     

探寻启蒙理性的源史

霍克海默、阿多诺发现启蒙理性异化的源史其实在古希腊神话<奥德赛>中就得到了最生动的而又最真实的体现,由此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那就是历史必须被理解为神话和启蒙之间的一种不断开放、发展和生成的辩证过程.而人类历史过程不过是神话与启蒙相交织、文明与野蛮相伴随的过程.     

理性启蒙的历史命运与未来走向 ——从康德与柏拉图理性观的比较看

近代从西方兴起的理性启蒙具有世界历史性的意义，其历史命运和未来走向值得当今正处于各种危机中的人类深入探究。在理性的发展史上，康德和柏拉图分别在近代和古代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康德通过对柏拉图的理性的批判开启了理性启蒙，这一启蒙表现为从盲目到自觉，从禁锢到自由，从理想国到目的国。康德与柏拉图的理性观之间存在着关于人的理性平等与天性差异，普遍法治与等级秩序的对立。康德试图通过唤醒和发展人的理性能力实现人的独立自主，建立一种完善的公民宪政。康德的理性启蒙既有不容否认的历史进步意义，同时又有其难以解决的问题。对理性启蒙的反思要求我们超越柏拉图的理性与康德的理性的对立以及理性与意志的对立，借鉴东方哲学，将理性启蒙发展为一种全新的智慧启蒙。     

启蒙·国民性·革命:从《呐喊》《彷徨》重估鲁迅思想价值

启蒙、国民性与革命者三个问题一直以来是鲁迅研究的重要切入点,对这三个方面的过度强调,使我们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阿Q这样的"愚弱"国民,从而忽略了鲁迅对于知识精英们的不满。鲁迅的伟大,并不在于他批判了多少不能自我言说、连圈都画不圆的阿Q,批判了多少目不识丁的"看客",而在于他在那个激情澎湃的年代,以冷静的理性思维,挑战着知识精英们的话语霸权,揭穿了启蒙现代性的神话,以及在现代启蒙神话裹挟下的盲目"革命"的冲动。     

启蒙逻辑的历史嬗变:从培根到霍克海默、阿多诺——基于“知识就是力量”的一个考察

"知识就是力量"是培根哲学的经典命题,在其背后蕴含着启蒙之本真逻辑。霍克海默与阿多诺视培根命题为启蒙的主旨,通过对理性工具主义化与知识实证主义化的批判反思,指认了启蒙逻辑的历史嬗变,即理性倒退为神话,自由颠倒为奴役,原本的解放话语沦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神话。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既不应彻底解构主体,也不应过分拔高主体,而应辩证看待主体的位置,重构人的主体性。     

草根的苦与痛也是可以有诗性的

写作的方式取决于作家对自我及现实的态度，这种态度决定了作家将以怎样的方式实现自我和现实的寻找，将以怎样的方式在自我和读者之间搭建桥梁，也决定了生存于支离破碎、模糊不清、感性、理性、非理性相混杂的局部和个体之中的读者将以什么为依据来认识心灵和世界。从吕幼安的小说来看，吕幼安对自我和现实的态度显然是草根性的，这决定了他写作的依据不是来自内心的某个黑暗区域，不是来自也许比现实更接近本质的先验，不是来自于天国的神话，而是来自于给他伤与痛的经历和现实，这种经历和现实无疑是经验性的，他在用他的作品告诉我们，经验不尽然是对真相的遮蔽，经验往往就是现实。     

对阿多诺、霍克海默启蒙批判的几点反思

“启蒙辩证法”构成阿多诺、霍克海默启蒙批判的核心内容,尽管有其深刻与独到之处,但他们把对理性的局限性的批判变成了对理性的绝对批判。对启蒙的批判早在启蒙时代即已开始,哈曼与雅各比对启蒙运动的哲学基础的怀疑所显出来的思想深度并不亚于“启蒙辩证法”; 启蒙理性并不完全等于神话,它还具有“综合—分析”的方法论优势,这种优势导致霍布斯与孟德斯鸠的政治自由主义;启蒙理性也并不必然导致工具理性,对工具理性背后的科学主义、资本主义工商逻辑的批判如果依托一个混沌不明的价值立场,将无法预言与建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