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与西方宗教哲学

在西方哲学领域,宗教哲学始终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正如西方文化与基督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样,西方哲学中的许多重要概念范畴也与神学问题密不可分。中世纪经院哲学之父安瑟伦关于上帝存在的古典本体论证明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该论证不仅表     

康德宗教哲学与中西人格结构

本文立足于中西文化的大背景,紧紧抓住被康德道德哲学提升到本源性高度的自由意志,从人性、信仰、良知等方面考察了康德宗教哲学的主要思想,并通过这种考察反过来揭示了西方文化、西方伦理学的内在结构,展现了中西文化心理、中西伦理学、中西人格结构的巨大差异：西方人把一切善恶归于不可规定的自由意志,并由此生出由恶向善转化的途径、手段或拯救之道;中国人则抽掉了自由意志的本源性,把对善恶的探讨最终归于对人天生本性自然为善的假定,甚至把自由意志也归结为自然本性,所以人性不是一个过程,人性的退化可以靠坚守和养护而避免,而不需要拯救     

康德宗教哲学中的人性论

"人是什么"是康德纯粹哲学之终极关切。尽管康德用哲学人类学来回答这一深刻命题,然而事实上,其宗教哲学专著《纯粹理性界线内的宗教》已经开始了对人性的研究,这体现了康德对"神-人"关系中,人的地位与尊严的强烈关切和深刻反思。康德认为,人之本性为自由。在自由的人性中,存在着向善的禀性和向恶的倾向两个维度。人性之根本使命是发动心灵的本体革命,做使自己配享幸福的德性之事。     

康德的宗教哲学:奠立宗教的人本主义基础

本文试图通过概括并分析康德对宗教信仰的论证,揭示康德为论证宗教信仰的正当性而给宗教信仰奠立的真实可靠的基础,其实就是一种包容了理性主义的人本主义基础;揭示康德的宗教哲学论证宗教信仰的过程,就是在以实践理性说明信仰的内在根据的同时,以人的有限性(尤其是以人的道德现实的非纯粹性)说明宗教的外在形式,从而使宗教信仰完全被纳入到康德整个哲学体系所包含的以肯定人的二重性为前提并以此解释人类精神活动的一切现象这样一种人本主义中来加以解释的过程。     

康德宗教哲学刍论

长期以来,康德的宗教哲学被误解为是其道德哲学的延伸,宗教哲学不具有独立性,宗教仅是一种特殊的道德形式。然而事实上,宗教哲学是康德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和形而上学及道德哲学一起构成了批判哲学,其独立价值不容否定。从三大批判到晚年专门的宗教哲学著作,康德缜密探讨了宗教定义、先验神学、上帝之道德证明、宗教与道德、人性论和伦理共同体等重要宗教哲学主题。其一以贯之的最高精神是自由。只有自由的宗教,才能给予人幸福的希望,在康德的宗教中,关于幸福的希望成为有德者的权利。     

康德论道德与宗教之关系

对康德而言,道德与宗教的关系不仅是一个道德哲学问题,也是一个宗教哲学问题。至善是联结道德与宗教的桥梁,至善不蔑视幸福,但在至善中,配享幸福的德性具有优先性;而德性只有在预设自由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因此,在本质上则是自由具有优先性。自由作为康德之道德与宗教的最高精神,实则完成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在伦理学中,自律伦理学取代了他律伦理学;在宗教哲学中,一种理性的、给予人自由和尊严的道德宗教取代了传统启示的宗教。     

宗教哲学化和哲学宗教化——宗教哲学与宗教的哲学之辨析

宗教哲学与宗教的哲学均是哲学与宗教结合产生的宗教理论,但宗教哲学是把宗教哲学化,是一种做哲学的方式;宗教的哲学则把哲学宗教化,是信仰宗教的一种方式。二者在研究立场、研究目的、研究范式及宗教与哲学的结合方式等方面存在本质差异。     

康德从道德到宗教的推理思路论析

中世纪神学与哲学是女王和奴仆的关系。启蒙运动以来随着人性的去蔽和解放,哲学逐渐成为人们最高的精神旨归,而神学的普世价值逐渐趋向于道德的引导和教化。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提出了从神学道德到道德神学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信仰的初衷和终极目的被限定在人类配享幸福的实现中,这是神学的哲学化和道德化转向。在这种思想基调中,康德提出了著名的命题:道德必然导致宗教。那么,康德哲学中宗教信仰的价值与必然性何在呢?人类只有在信仰中才有望得到幸福吗?     

自由意志——康德道德宗教的核心观念

意志的绝对自由对于康德哲学是一个根本性的前提,也是使其得以从纯粹理性进展到实践理性的关键概念.通过剥离人类自由意志中的经验性成分,区分只对特定主体的意志有效的主观"准则"和对所有理性存在者的意志都有效的客观"法则",康德对实践理性、道德与宗教的论述,得以超越近代以前的神学与哲学在自由意志问题上的争论,并将基督教神学所倡导的罪感意识改造成了一种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由道德宗教所倡导的有尊严的谦卑意识.     

道德之后：道德通向宗教的康德式与黑格尔式

道德通向宗教的逻辑过程分别体现于康德与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康德式是道德导致宗教,实践理性的最高客体至善之实现需要以灵魂不朽与上帝存在为公设;黑格尔式是道德走向宗教,在精神的辩证运动中,道德环节良心之内在缺陷的克服不可避免地需要走向宗教,从自身确定性的精神走向精神的自我意识。他们都以理性哲学的方式重新阐释了传统的信仰。据此提出道德之后这一普遍性的问题,并反观中国道德哲学体系,儒道两家都对这一问题做出了相应的回应:天人合一与回归道的原初世界。     

论近代理性派认识论哲学的终结——康德与近代认识论哲学的最后终结

休谟的经验批判终结了近代经验派认识论哲学,从而开始了近代认识论哲学的终结,但是近代认识论哲学的最后终结则是由康德来完成的.沿着休谟开辟的怀疑论道路,近代认识论哲学的任务就必然是理性的批判,康德的知识论决定了其理性批判的基本内容,正是通过对人类知性与感性直观的批判,康德彻底否定了一切人类理智的形而上学,把知识完全限制在一切出现中,这也就否定了近代认识论哲学的前提,从而在终结近代理性派认识论哲学的同时,也堵死了近代认识论哲学一切可能的存在路线.     

康德“道德的宗教”之实践功能

康德认为,道德哲学本身并不需要宗教,但道德必然导向宗教。道德法则必然指向达到德福一致的至善,但这个目的却为我们人力所不能及,我们虽然能自主地追求道德,但幸福的获得却服从自然规律,处于我们的能力之外。为了在尘世中实现至善(而这也是具有道德的人的合理期望),必然需要假定上帝的存在。上帝不可能在理论上得到证明,它是由于实践理性的需要而被假设为必然要存在的,所以,这种宗教就是"道德的宗教",它被严格限制在纯粹理性的界限里。     

王国维与康德哲学

康德哲学于19世纪末开始传入中国,其后经历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其传入主要凭藉日文书刊之转介,以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人为代表;在第二阶段,中国知识界不再以日文书刊为媒介,而是开始直接阅读德文原典,甚至有人亲赴德国学习康德哲学,其代表有蔡元培、张君劢、郑昕等人;到了第三阶段,现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三大思潮──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与新儒学──鼎立之势已形成,它们对康德哲学各持不同的立场。笔者曾发表《康德哲学在现代中国》一文,讨论近代中国知识界吸纳康德哲学的历程。但在该文中,笔者忽略了王国维对康德哲学的吸纳与评介。该文之作,即是要弥补这项阙漏。事实上,王国维对康德哲学的吸纳介乎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之间：他一方面藉由日本学者的著作了解康德哲学,另一方面阅读康德著作的英、日文译本。此外,他又借用康德哲学的概念与学说来讨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问题,譬如借用康德的知识论架构讨论中国传统的人性论（见其《论性》）,借用康德的理性学说讨论“理”的问题（见其《释理》）,借用康德的自由理论讨论“命”的问题（见其《原命》）,均表现出一定的哲学深度。     

康德哲学的人类学归宿

如康德晚年所示 ,人类学为其哲学之最终归宿 ,以解答“人是什么”的问题。因而从人类学视域解读批判哲学实为高屋建瓴的方法 ,会大大拓展批判哲学的价值意蕴。而对批判哲学的人类学视域的剖析表明 ,批判哲学应被视为广义的 (哲学 )人类学体系的一个部分 ,它是从先验论上论证了“人何以可能为人 ?”乃在于 :人是能够自己造就自己并造就自然的“目的”本身     

述评休谟哲学对康德哲学的影响

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康德,其哲学思想深受休谟哲学的影响.休谟在批判形而上学和宗教时,不仅为康德提供了思想源泉,而且也提供了思维方法.休谟的怀疑论哲学是引发康德"哥白尼式革命"的"一颗火星".     

休谟、康德和现代哲学的日常话语转向

休谟和康德是两个最有可能被人放置在一起进行相提并论的近代哲学家.休谟完成了一次重大的近代哲学转向,从形而上学哲学转向日常生活话语,从神圣世界转向世俗世界.休谟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对知识范围的限定,对康德产生了直接影响.康德哲学则完成了另一次转向:从经验论转向先验论和批判哲学.康德试图证明先验知识的可能性,并进而证明形而上学知识的可能性.通过对休谟经验论和康德批判哲学关系的比较,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英国哲学对整个现代欧洲大陆哲学的关键影响.当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可以在休谟哲学中找到明确的思想起源.     

章学诚与康德哲学之几点比较

清代的章学诚与西方的康德在哲学思想中有着非常相似的地方。在本体论方面,他们都把世界分为事物本身与我们所经验到的事物两大部分,并且坚持事物本身是我们无法认识的,我们所认识的只是事物的现象而已;在认识论方面,他们强调人的主观认识能力在认识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关于人类历史,他们均认为它含有两重性——内在的精神性和外在的自然性,康德还天才地论证了二者的统一。     

中德近代哲学革命的引领者——戴震与康德哲学思想之比较

戴震与康德是18世纪中后叶中国与西方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他们面对各自的思想文化传统和哲学权威话语,敢于率直地提出质疑与挑战。他们分别在宇宙观、认知论和伦理哲学等层面对旧的哲学体系予以了批判和颠覆,并建立了自己的理论架构,从而成为中西近代哲学革命的引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