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主体性：西方社会组织体制建构的逻辑基础

在流变的现代性视野中,西方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是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流变为主线的社会系统的组织化过程,是“人的主体性”、“社会自主性”、“国家自主性”三者共同建构的结果。社会组织体制作为一个整合的秩序结构,评判其建构合理性的根本依据是看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公民对主体性的追求。作为内生逻辑,西方的社会组织体制主要表现为一种内生自发的秩序,由社会内生组织结合生成的“强社会”成为重要的建构主体。作为外生逻辑,国家的制度安排使这一过程具有可控性和规定性。西方经验表明,“国家自主性”与“社会自主性”可以并行不悖,未来社会组织体制的建构趋势是按照“强公民—强社会—强国家”的理路形成新型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社会工程问题的界定与分析

社会工程是关于社会发展模式设计和实施的实践活动,社会工程的基本任务是通过建构新的社会关系和结构模式去促进社会发展。社会问题不同于社会工程问题,社会问题是引起社会工程问题的问题,是社会工程活动的出发点,社会工程问题的实质是社会关系宏观模式与社会运行秩序的关系问题,集中表现为基本政策问题。政策的主体结构、基元结构和客体结构及其辩证关系构成了政策问题的结构特征,其中政策的基元结构涉及的问题才是社会工程问题。     

治理语义的"食品安全文明"——风险社会的视界

风险社会下的食品安全管理须能突破片面强调政府监管的惯性思维,转而建构和凸显治理,在此语义下,实现法律手段与伦理手段的结合,从而跃变为"食品安全文明"的复合管理模式,其中,政府部门与第三部门、营利部门各显所长但又密切合作,形成该模式展现治理的组合效应的两个维度:一是政府部门通过制度创新尤其是完善法治,来建构食品安全制度文明;另一则是第三部门和营利部门张扬社会责任与公共理性,打造食品安全责任文明.     

论社会工程的生成与建构

社会工程作为特殊的"实践活动"的产物,通过社会主体人有意识的活动过程,在其历史演进过程中,形成更适宜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社会世界。整个过程不仅是自然而然的历史性的生成过程,而且是有目的的规划、设计的建构过程,即生成和建构的统一过程。     

社会治理是系统的社会工程

社会治理是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相互协调共建社会秩序的活动,目标是建构新的治理“主体-体制-机制-机理-环境-架构-过程-秩序”的社会系统结构和运行模式。社会治理作为系统的社会工程活动,其基本内容是从社会系统整体出发,整合社会治理机构;培育社会组织,调整政府与社会关系,形成“政府-社会组织-社会成员”三级衔接的多类型社会治理体系,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模式。社会工程强调从价值、规律、情境出发建构社会模式的方法,为正在建设和发展中的中国社会治理模式提供了方法论支持。     

社会工程视角下的西安曲江模式

社会模式的设计和建构是社会工程研究的重要内容,社会模式具有价值、规律和约束条件综合集成的三维结构。西安曲江模式经历起步、形成、推广三个阶段,是通过发展产业集群和城市运营启动城市化进程而建构的一种地区性社会发展模式。曲江模式的价值目标是发展民生、复兴城市、激活文化。其建构过程必须遵循社会发展和城市化演进规律以及社会工程规律。曲江模式的形成是提升地方文化软实力的要求,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灵活空间,也反映了西安城市的历史使命和地域文化资源的特色。当前阶段,曲江模式尚未成熟,仍需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马克思现代性批判视阈中社会工程思想探析

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内蕴着社会工程的范式与思维.马克思从微观视角解析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形成机制,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予以现实地批判和改造,对共产主义的新型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予以建构和具体设计,这使得其现代性批判具有了社会工程的范式.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运用了社会工程的研究方法,如系统方法、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规范化和表意化相结合的方法.充分发掘并阐释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所蕴含的社会工程思想,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向具体发展模式和制度设计的转化,具有重要意义.     

诚信积分:以"诚"为核心的乡村治理新模式——基于荣成市乡村振兴政策的思考

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模式应该始终坚持人本位的立场.以信用积分制为核心的社会信用体系的建构,既体现了治理主体的多元性、治理过程的多方参与以及上下互动特性,同时也体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方式的法治、德治以及自治相结合的特点.农村诚信积分制度的建设与推广激发了农村公共之善、增强了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是一场以善制与善治为目标的乡村...     

社会工程的特点及其对治理实践的意义

社会工程是建构性的社会变革实践活动,它的基本特点和核心内容是预设社会发展模式,实质是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过程,思维特点是综合集成。社会工程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特点:一方面,中国实践的成就和经验催生了社会工程研究,改革开放不断为社会工程研究提出新课题;另一方面,社会工程的发展对中国实践的经验总结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形成了以"四个全面"为核心的治理思想,体现出鲜明的社会工程思维特点,特别是其中的导向思维、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和底线思维,是新常态下深入推进改革开放的方法论要求。     

论西方政治哲学的理想社会观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想社会观对西方政治哲学的理想社会观进行了评析,认为西方政治哲学的价值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是构建理想社会的政治思维,理想社会体现了智性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政治传统,理想社会建构关注财产关系的安排,制度主义是西方政治哲学理想社会的生长点.     

"Ereignis"的视野与澄明的"Aletheia"——海德格尔哲学解读之二

"Ereignis"是海德格尔哲学中"最具本色的东西",也是其后期思想的中心词语;"Ereignis"的提出和运用,揭示出海德格尔的建构生成思维方式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表象性思维方式的超越;海德格尔的思维方式体现了一个基本原则并具有六个主要的特征;"Aletheia"--澄明的无蔽,既充分展示了海德格尔独特的真理思想,又是其建构生成思维方式的鲜明体现.     

社会工程与和谐社会建构的理论探析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党在新时期提出的社会发展和建设的新理念、社会优化的新要求,其中蕴含着浓厚的社会工程思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构过程就是社会工程主体把握社会规律和前进方向的过程,就是社会工程活动原则指导社会实践的过程,就是社会工程思维方式协调社会关系的过程.     

社会风险的整合治理机制与模型建构

在社会风险理论的知识谱系中,主要形成了"现实主义—社会风险"、"制度主义—风险社会"、"建构主义—风险文化"的理论演进"连续统"。与之相对应的是,在这三大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社会风险治理的三种模式:基于现实主义的以专家为中心的"工程—技术"模式,基于制度主义的以政治为中心的"组织—制度"模式,基于建构主义的以社会为中心的"社团—运动"模式。论文在梳理这一知识谱系的基础上,重新设计和厘定了社会风险治理的流程框架,并结合风险流程三个阶段的治理重点与三种风险治理模式的不同特点,建构了一个系统的、复合的、循环的社会风险整合治理机制模型,以期能够更为有效地应对现代性风险的挑战。     

设区市地方立法回应市域社会治理制度需求问题研究

国家顶层设计的加速优化对设区市地方立法精准回应市域社会治理制度需求提出了新的迫切需求。目前设区市地方立法回应市域社会治理制度需求主要存在缺少定型的市域社会治理立法基础理念支撑、统一的市域社会治理立法核心要素指引和系统的市域社会治理立法制度规范体系等问题。设区市地方立法回应市域社会治理制度需求应当体现三个方面的价值定位：一是以立法的统一规范功能凝聚市域社会治理理念共识;二是以立法的制度统摄功能凸显市域社会治理主体地位;三是以立法的制度整合功能优化市域社会治理制度体系。设区市地方立法应当以“集约化”立法思维构建市域社会治理制度框架,以“本土化”立法思维构建市域社会治理制度规范,以“落地化”立法思维强化市域社会治理制度操作性。     

关于社会工程问题的对话

作者针对社会工程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社会工程研究与深化改革、推动社会发展的关系,从思维方式上如何区分社会革命、社会运动和社会工程,社会建设与社会工程的区别,社会工程研究的主要特点及核心环节,社会工程的模式设计及其方法论,社会工程研究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区别及社会工程与社会系统工程的区别等进行了讨论。     

法科教学模式:从"教"到"学"的转换

当下中国法科教育模式是以“教”也即教育者为中心型构的,从教育目的到教学内容、教育的评价体系,其理念与制度层面体现的均是教育者的意志与主导,这是一种教育者主体的教育模式。由于中国社会的快速变革,支撑这一模式的诸种社会条件逐渐变迁,法学教育必然向以“学”也即受教育者中心的受教育者主体的新的教育模式转换。实现这一趋势的理性认知,将推动转换临界点的早日到来,获益的也一定不只是法科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     

社会建构：工程实践的生成方式

工程实践的生成方式表征着工程的本质,也决定着工程社会治理的路径选择。社会建构思想能够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把握工程的本质,对于理解工程实践的生成方式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社会建构思想对于理解工程实践的生成方式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与工程的技术属性相比,工程的社会建构性具有更本真的意义,其揭示出工程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也表明多元社会因素对工程活动的型塑作用。在工程决策、工程设计、工程实施和工程评估等实践环节,社会多元因素通过工程共同体成员的实践活动影响工程,使工程实践活动得以生成。不能将工程实践活动简单还原为工程师的活动,只有从社会建构视角来理解工程的本质、探讨工程的社会治理机制,才能真正促进工程的高质量发展。     

治理语义的“食品安全文明”——风险社会的视界

风险社会下的食品安全管理须能突破片面强调政府监管的惯性思维,转而建构和凸显治理,在此语义下,实现法律手段与伦理手段的结合,从而跃变为“食品安全文明”的复合管理模式,其中,政府部门与第三部门、营利部门各显所长但又密切合作,形成该模式展现治理的组合效应的两个维度：一是政府部门通过制度创新尤其是完善法治,来建构食品安全制度文明;另一则是第三部门和营利部门张扬社会责任与公共理性,打造食品安全责任文明。     

数字社会下的法律工程思维建构与适用

人类已进入数字社会,该社会形态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并综合各种工程技术建构而成。对于法律在数字空间中如何与科学技术相结合并进行具体功能层面的研究, 仍缺乏纲领性的法学方法论指引。伴随着区块链、复杂算法、新通信技术的广泛应用,智能合约、智能投顾等大批量自动化合同处理增多,司法机关已尝试引入人工智能裁判与案件管理, 法律规模化应用的频次、速度、范围大幅提升,但传统法律在新科技生态环境下的应用已凸显不足。法律思维是通过规范的设定与执行以解决真正存在的社会问题, 工程思维是在给定的初始条件和约束条件下实现目标状态,两种思维具有高度学科相似性与现实结合的可能性。在新科技生态下, 应充分调动并综合运用多学科、多领域、多维度与多元化的交叉知识与技术手段, 利用工程思维与方法转换为具体法律应用的模式、流程和操作性规则, 利用法律工程思维发挥现实作用。通过法律工程思维的方法建构与思维模式导入, 为解决数字时代法律应用的焦虑提供新的现实选择, 为数字空间的治理提供法律的信任机制。     

人格与人格权立法模式探讨

人格权与人格不同,人格权不再是主体制度的一部分;人格权与财产权不同,人格权不可能归入财产权;人格权与人格权请求权能不同,人格权的“广义内容”不可能仅限于侵权法上的规定.民法上人格权制度的立法模式,应分为四个层次:民法的基本原则构成人格伦理价值的法治基础;民法的主体制度是实现主体人格伦理价值权利化的逻辑前提;人格权与主体制度分离并建构独立的权利体系和制度规则;对人格权的救济应采用“退出式”与“割让式”救济路径相结合的立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