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已经成为信息服务业支柱型产业

2009年世界经济危机对互联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过,总体来看,我国互联网产业发展快速,已经成为信息服务业支柱型产业.我们要在今后把互联网发展得更加的好,促进经济的飞速发展.     

互联网金融降低了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吗?

基于2007—2019年中国37家上市银行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从理论层面分析了互联网金融对传统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作用机制，通过建立中介效应模型，采用固定效应与系统广义矩估计相结合的方法，从收入来源、收入结构等多个维度对其中的关联机制与影响效应进行系统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整体上，互联网金融对中国银行业的盈利能力有较明显的负面冲击作用。（2）从收入来源看，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行的利息收入、非利息收入等均造成了明显的负面影响，进而降低其盈利能力。（3）从收入结构看，互联网金融对非利息收入占比、收入多元化等指标的影响尚不明显。（4）分类型看，互联网金融对区域性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要明显大于全国性的大中型银行。     

互联网金融对我国中小企业融资模式创新的影响分析?

互联网金融以其独特的经营模式和价值创造方式,为创新我国中小企业融资模式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技术支持。互联网金融中介机构具有交易效率、信息效率、功能效率、制度效率以及管理效率等方面的优势,为我国中小企业融资模式创新提供了新途径和新方向。应该利用互联网金融多元化的业务模式,积极为我国中小企业融资提供快捷便利和优质有效的服务。     

互联网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吗?——以粮食批发价格为例

使用互联网技术网络化是当前粮食市场发展的重要方向.本文通过门限自回归法,利用粮食批发市场分品种的日度数据,计算当前市场的整合情况和交易成本,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互联网对于交易成本的影响.最终发现互联网不仅能够直接有效地降低市场交易成本,还能够显著降低市场空间距离所导致的交易成本,同时数据表明中国粮食跨市场、跨品种交易仍不成熟,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相关建议.     

互联网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有促进作用吗?

互联网发展对碳生产率的影响与工业化阶段息息相关。基于1996—2019年154个经济体的面板数据,从工业化阶段演进视角系统考察互联网发展对碳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互联网发展对碳生产率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当以工业化水平为门槛变量时,互联网发展对碳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双门槛效应,尤其是随着工业化从中期进入后期,该提升作用不断加大;（3）机制检验表明,互联网发展抑制了工业化初期经济体的技术进步,提升工业化中期经济体的资源配置效率和工业化后期经济体的技术进步来影响碳生产率;（4）当前中国处于工业化中期,应继续促进互联网发展,提高工业化水平,激发资源配置效率在提升碳生产率方面的潜能。因此,各经济体的政策制定者应加快互联网发展,促进工业化进程与互联网发展的协同效应并务实政策着力点。     

互联网使用是否导致极化现象?——基于英文量化研究的元分析

就互联网对不同形式极化的影响,学者们意见不一。一些学者认为互联网的使用将促进人们意见或态度的两极分化,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互联网在去极化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本研究评估互联网使用对极化是否有影响,如有影响通过何种机制发生。本研究采用元分析的方法对这一领域的英文定量研究的现状进行分析,总共考察了57项研究的282项关系。这些研究发现为互联网使用与极化之间的相关性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纯粹获取信息的使用与极化呈正相关,而社交性的使用与极化呈负相关。本研究还评估了极化的中介和调节效应,以及互联网使用对极化的因果影响。     

互联网使用频率可以促进居民身心健康吗?——一个中介效应模型的检验

在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文章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年数据,采用多元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互联网使用频率对居民身心健康的影响作用及机制。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频率可以直接促进居民身体、心理健康,也可以通过主观幸福感间接推动身心健康水平的提高,此结果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上述影响路径存在性别、年龄阶段、户籍差异;互联网使用频率对男性、中青年居民身体健康的正向影响明显强于对女性、老年居民的影响;互联网使用频率对青年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不显著;主观幸福感的中介效应仅在女性、中青年及农业户口居民中显著。因此,应审思互联网的正反双重功能,实现互联网高质量发展并促进居民身心健康。     

使用互联网有助于提高农村老人幸福感吗?——基于CFPS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

文章对2016年、2018年和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 三轮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探究使用互联网对农村老人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使用互联网能显著提高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评分。具体而言，使用互联网显著提高农村老人身体健康自评分数和获取的代际支持，进而提升幸福感水平。然而，能充分享受到互联网这一技术红利的农村老人群体数量并不多，亟待在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解决信息贫困难题、重塑互联网文化环境等方面加大力度。     

技术进步影响农村的内部信任了吗?——基于农业机械技术与互联网技术的考量

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2018年的面板数据,建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讨论农业机械技术和互联网技术进步对中国农村内部信任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农业机械技术和互联网技术进步均显著增加了农村内部信任。农业机械技术进步削弱了农户间的生产协作,但提供了同一地区农户统一机械耕作的协调机会,总体上增强了农村的受限制信任及一般性信任。互联网技术进步缩短了乡村与城市间的心理距离,打破了传统乡村的封闭性,通过拓宽村民的社会交往及社会网络,增强农村的一般性信任。     

互联网使用能否提高家庭农场的经营绩效?——来自江苏省471户家庭农场的实地调查证据

文章基于2021年江苏省471户家庭农场实地调查数据,利用倾向值得分匹配法实证分析互联网使用对家庭农场经营绩效的影响,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互联网使用对家庭农场经营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农场主利用互联网进行信息搜寻或知识学习能够显著提升家庭农场的经营绩效,但当家庭农场主仅利用互联网进行社交互动时对其绩效的促进作用十分有限;其影响机制主要是通过提高家庭农场信息化技术的应用和促进家庭农场品牌参与得以实现;并且,互联网使用对家庭农场经营绩效的提升作用在受教育程度较高及大型家庭农场中更加明显。因此,政府应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契机,推进农村新基建发展,提高农村互联网普及率,开展家庭农场主数字和信息化技术教育培训,加强对农场自主品牌创建的激励和保护,通过财政、税收、信贷等激励措施促进信息化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落地应用。     

互联网使用如何影响政治信任?——理性选择和社会资本双重视角下的考察

政治信任是衡量政府与民众关系的重要指标，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不断影响着政府与社会的互动方式。使用“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JSNET 2014)数据，围绕理性选择和社会资本双重视角，尝试从中介机制和使用方式两方面回答“互联网如何影响政治信任”问题。通过政府绩效评价和社会资本建构分析互联网时代纵横向信息传播机制之间的逻辑关系；将互联网使用方式分为集体介入—社会导向、集体介入—娱乐导向、个体介入—社会导向、个体介入—娱乐导向四种类型，并研究每种类型行为的特征取向和政治影响。研究发现：(1)政府绩效评价和社会资本建构都是互联网间接影响政治信任的中介机制，但两者作用相反，可能的原因是互联网的信息传播机制顺应了自下而上的社会资本建构逻辑；(2)不同互联网使用方式对于政治信任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均存在效应差异，可能是因为不同类型的互联网使用行为的政治关联具有本质区别。因此，可借助互联网积极宣传关乎民众切身利益的方针政策和治理成果以提高政府绩效评价，鼓励并支持民众利用互联网参与各类公共活动，进而培育社会责任感和政治信任感。     

促进还是抑制?互联网使用对公民参与的影响——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3数据的实证分析

传播技术对社会整合与民主参与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命题。本文通过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3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互联网使用究竟促进还是抑制了公民参与行为,日常生活中不同类型的互联网使用方式与公民参与之间的关系,从而进一步分析互联网对民主政治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对公民参与带来积极影响"这一基本判断在中国社会依然成立;我国公民参与行为受到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从具体行为来看,网络信息搜寻行为对线下公民参与有积极影响,网络信息搜寻行为、网络社交活动、网络娱乐消遣行为均对线上公民参与产生积极影响。     

互联网时代农村党组织社会治理何以“取信于民”?——以“乡村振兴”样板的山联村为例

在互联网时代,信息裂变公开与守规绩效兑现是建构社会信任的充要条件。从信任建构的二维性出发,农村党组织通过提升农村社会治理能力"取信于民",可以破解"中央很好,村干部很坏"的社会怨念。"未富先污"的山联村成功转型"美丽乡村",富含农村党组织领导"乡村振兴"的社会治理经验。从山联村经验来看,互联网时代农村党组织一方面应选培具有"新能人"特性的农村党组织领导班子,健全农村党组织"上下级"关系协调的日常制度,增强农村党组织长期执政能力、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夯实自身的战斗堡垒作用;另一方面,应整合信息公开的"互联网+"模式,实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治村政策,"有诺必践"兑现村民守规绩效,创新农村事务合作共治,实现互联网时代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