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人性论探析

顺承于气本论的世界观,王夫之也形成了独特的人性论.王夫之认为,外部世界存在永恒运动变化的本原之气,有不停发展变化、不断新陈代谢的万事万物,王夫之再将着眼点落实于人的内部,认为人性的生成是一个"日生日成"的过程,以本然之"气"连接天、人、性、命,以气之同源,体现生命之平等;强调人性生成的过程性与阶段性,并在其中引入"习养"说明人性发展变化的多样性;人性是由自然之气形成的,非先天赋予的善,亦非先天赋予的恶,并在后天习养过程中,应继天之善,成己之善.王夫之终结了中古独断哲学,对以往儒学各家进行深刻的批判,开创出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的巅峰,其思想如"性者生理也"、"性日生日成"、"理必寓于人欲以见"、"率性以达情"等皆对今天大有裨益.     

论王夫之诗学的语言之维

在明清学术嬗变之际,王夫之系统阐述了气一元论语言观,认为语言是天地间象器的一种存在形式,形上之道寓于形下之器,离器无道,道以言显,如此以语言开显人生境界,彰明天地之道,为"道学问"打下坚实的语言哲学基础。而他将时间维度引入语言意义的理解中,批判了语言工具论,辨析了"名"与"实"的一体两面性及其间存在的断裂性质,认为"名"不表现本体,而是通过言说本体之用来表述意义等观点,揭示了语言的时间性和实践性等特点。这又不同于清代的考据学,彰显了王夫之思想的独特性。这种语言哲学思想体现在诗学上,是主张"以言起意",不作预设地进入语言世界和意象世界,以明诚之心亲近自然、关怀宇宙,开显人生的诗意境界。     

“心之元声”——略论王夫之诗歌美学思想的本质论

王夫之的诗歌美学思想是宋明理学美学思想的总结性成果。王夫之将＂心之元声＂论作为其诗歌美学思想本质论的核心范畴,通过对＂心之元声＂的阐释,王夫之指出＂心之元声＂是人与世界的原初性关系的产物,是诗歌的本质所在 并且进一步阐明了＂心之元声＂的特征,认为＂性之情＂就是＂心之元声＂。王夫之的这一诗歌审美本质理论,是对中国传统诗歌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     

论人与自然界之间的适应关系

一切生命有机体在本质上是一个开放系统,一个开放系统也是一个适应系统。对外部自然界的开放性适应是生命有机体的生存方式。自然存在的生命有机体对外部自然界的适应是以自然工艺为基础的自然生物学意义上的适应,而人作为社会存在的生命有机体对外部自然界的适应虽然包括自然适应的层次,但它本质上是一种以人工技艺为基础、通过自由自觉自为的实践活动来实现的具有文化性质的双向适应。这种实践领域的双向适应是人类文化世界的基础,但人的反理性、反"仁道"的行为,对技术发明创造的反理性、反"仁道"的应用,也会破坏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双向适应关系,会产生反文化的效应,造成适应危机。     

船山诗歌文体观探析——以诗歌评选为中心

王夫之的三部诗歌评选在编选与评论上都体现了其诗歌文体观念,本文从诗体分类、诗体发展演变、诗体体裁特征三方面探讨了船山诗歌文体观之内容与特点。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中的“神”论?

"神"是王夫之《张子正蒙注》中的核心概念。在《正蒙注》中,"神"的涵义贯通本体、作用、人性与境界四个层面,分别指气的清通之理或健顺之性,人之性、心之神,太和之气的神妙不测与圣人之境界,最后是与"鬼"相对应的"神",指的是气之伸、气之来。但"神"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事物,而是与"气"构成一个统一体,故王夫之又通过"神气一体"、"以神御气"和"相与为体"三个维度来说明神与气的关系,表达了其"存神合天"的思想宗旨。     

《大雅·既醉》之“祝”角色分析及其“致福”对唱

《大雅·既醉》以"致福"为核心的"祝嘏"文体特征,彰显其特出之仪式性。诗体结撰中之问答结构揭示了"祝"角色的复数性,"祝"在周代祭祀仪式中居沟通人神之职,其于本诗中以隐身姿态直面在场之"尔"。"尸"扮演神而未直接向祭祀者"致福",通过"祝"为"尸"代言,其"致福"内容以问答对唱之形式展开,揭示周代礼制下人神沟通之仪式搬演性。     

人的需要特征新诠

需要是生命有机体的一种内在固有状态。人是生命有机体的最高存在形式,因而,需要是人的本性,但人的需要与动物的需要既有相通之处又有根本区别,表现出独有的特性,这些特性主要为本源性、客观性、能动性、社会性和多样性。     

叶燮诗歌批评中的气生命观与原型

清代文论家叶燮以气论诗,回归气的本义,其气为贯穿诗歌三要素理、事、情的生命之气.这种贯穿诗歌理、事、情的生命之气,源于诗歌所反映的客观外界的理、事、情所蕴涵的生命之气,所以充满蓬勃生机.叶燮还从气生命观入手,重新审视了崇尚自然的诗歌创作,揭示了在气生命力驱动下的崇尚自然的诗歌创作所具有的变化多端的特点,叶燮论诗中的气论蕴涵着气生型创世神话的原型.     

析“文”

文,在中国古代是一个通贯哲学、美学、文学的重要范畴,其义总括了一切事物的存在形式和形式之美。就其内涵历史地、逻辑地展开过程来说,它主要包括三大层次。一是哲学层次。其中包括自然之文和人文之文,指一切自然之物的能够被人感知的存在形式和人类创造的社会文明的一切形式。二是审美层次。其中又分为形文、声文、言辞之文、情性之文等人类创造的一切审美形态及其规律。三是文体层次。在中国古代历史地发展、形成的一切杂文学样式都谓之文。     

曹文轩纯美小说系列创作论析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的小说创作风格独特,“唯美”、“诗意”是其创作的典型特征。他在作品中展示苦难,礼赞面对苦难时人所保持的美的姿态。纯美小说系列呈现给读者一个充满了诗与美的苦难世界。但是,近于工笔式的写作手法,与现实拉开距离的苦难题材,颇有些神化的人物形象塑造,也成为曹文轩创作的缺失之处。     

从《龙舟会》杂剧看王夫之的历史观与戏剧观

王夫之《龙舟会》杂剧的创作,体现了作者肯定政治中兴的历史观念、忠君怀国的历史评价标准、进步的妇女问题史观,显示了作者对明清鼎革历史的独有认识。剧作对民族戏剧的艺术创作原则有创造性的发挥,对南北曲的通融处理体现了作者与时俱进的戏剧观,同时,剧作还明显地受其诗景诗歌理论的影响。王夫之的历史观和戏剧观在当时具有明显的进步性和独创性。     

同源异质各臻其极——王维、韩愈、王安石“桃花源”诗比较阅读

自陶渊明《桃花源记并诗》后,"桃花源"便成为诗歌表现热点。王维、韩愈、王安石的同题桃花源诗堪称代表。由于写作目的的不同,桃源主题及表现方式皆出现重大改变,对此加以详细辨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加强对"桃花源"母题的发展、唐宋诗风及歌行体诗的深入理解。     

论中西方讽刺诗的文体风格及形态的差异

讽刺是社会生活中的语言艺术,讽刺诗是源远流长的世界性诗歌体裁.中西方政治、文化及诗歌生态的巨大差异造成了中西方讽刺诗在文体形态上的巨大差异.中国讽刺诗具有节制宽容的风格,嘲世的较多.西方讽刺诗直接尖锐,嘲人的较多.讽刺风格的差异决定了文体进化的激进与保守.中国讽刺诗人做人的保守和讽刺的中庸决定了讽刺诗文体形态的稳定,西方讽刺诗由于讽刺诗人的激进造成了文体形态的多变.西方讽刺诗人做人更自由,讽刺诗文体的形态比中国的更丰富多采.     

试论王夫之词中的屈骚情节

明清易代之际的时代环境与屈原所处的时代环境极为相似,王夫之自身又有着与屈原相似的人生境遇与人生理想,高洁的人格品质,因而其词作中表现出浓厚的屈骚情节,体现在词作主题中所蕴含的爱国精神和高洁的人格操守,以及意象的选择和比兴手法的运用。王夫之将屈骚情节融入词作之中,使得明词境界得到拓展,也为后代词派开拓了先导之路。     

南朝咏史诗试论

本文主要对南朝咏史诗进行了较深入探讨 ,分析归纳了南朝咏史诗所呈现出来的新特征 :怀古诗的形成与成熟 ,“赋得”题咏史诗的出现与创作 ,咏史乐府创作题材的女性化与趋同化。作者认为 ,南朝咏史诗的贡献在于 :确立了咏史诗以悲为美的美学特征 ,确立了在贯穿古今时空的古迹场景的描绘中去追寻历史、古人的咏史怀古模式、否定结构 ,对诗作形式作了自觉探讨 ,为唐代咏史诗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由杜甫对六朝文学之认同论杜诗之“变”

在对六朝文学的认识上,杜甫与同时代主流观点不同,对庾信、鲍照、阴铿等诗人作家的成就予以肯定,在诗歌创作上也深受六朝文学影响,同时又＂变化而不失其正＂。文章试从杜甫对六朝文学的接受来论证为何明清以来诗评家以＂变＂来形容杜诗,以及诗之＂变＂的意义的发展。     

唐传奇被“贬”之因探析

传奇作为一种文体名称,既指唐代小说,又指明清戏曲。当时之所以被"贬",有四个原因:一是正统文学——诗歌的强大,二是严肃史学的排挤,三是"小道"末学"的牵累,四是"俳谐"的曲解。唐传奇之所以能流传下去,在于唐人"作意好奇"、世人皆有"好奇"的心理和契合了特定时代读者大众的文化心理。     

吴奔星与1930-1940年代现代主义诗潮

吴奔星等创办于北平的《小雅》杂志是1930—1940年代现代主义诗潮中一份颇有影响的诗刊。吴奔星的诗作既有"纯诗"的艺术探索意识,又努力将倾心人生的悲悯之爱、关注现实为人民大众请命的襟怀、现代人被"异化"现象的思索与自我情感世界诗性的开掘结合起来,化为一种个人与时代、现实与想象、存在与玄学结合起来的歌唱。努力沟通新诗的朦胧传达与接受理解之间的关系,是他新诗理论批评一个珍贵思考的侧面。     

论抗战时期穆木天诗歌创作

抗战时期民族危亡的现实促使穆木天诗风由早期的象征主义转向了现实主义。为家国生存和民族战争而书写成为穆木天诗歌创作的最高宗旨。抗战时期,穆诗多以揭示苦难、控诉罪恶、呼呼抗争为主题,充当"时代喇叭手"的历史使命,虽然强化了穆诗的时代性却削弱了诗歌的艺术色彩,但穆诗仍在色调和意象选取、结构体式等方面显出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