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喻的认知解读——以苏轼的贬谪词为例

文章以Lakoff的转喻映射模型为指导,从微观角度对苏轼贬谪词进行认知解读,借助转喻理论对其构建及识解进行阐释,同时也说明转喻不仅是一种常见的修辞手段,也是一种认知方式,是基于人类经验之上的一种基本概念机制,对人们的思维能产生重大影响;同时也能说明贬谪词中转喻的运用不仅可以使语言表达更形象、更巧妙,而且它也是词人认识和思考事物的一种方式。     

“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试论柳宗元诗歌在山水风物描写中的贬谪心态

柳宗元在处理山水风物题材时所表现出来的倾向性,其实是他那种抑郁愤悱的贬谪心态的自然流露.受南楚间的自然风物及文化传统的影响,使他心态中因负向贬谪而产生的沉郁愤悱感受得更加沉郁感伤,"闷即出游"的山水或田园生活体验成为他贬谪情绪得以渲泄的重要途径.     

地方性集体记忆的再造——以重庆积富村曾氏宗族的重构为例

当个人记忆成为一个群体成员身份的标志时,个人记忆就转变成集体记忆,每个群体、社会的集体记忆都有自身的一套文化规则。重庆黔江积富村曾氏宗族是从重庆酉阳细沙河迁移而来,至今经历了十六代人。随着时间的流逝,虽然宗族内的一部分文化符号和记忆逐渐遗失,但如字辈等较有特色的宗族文化却依旧沿用,曾氏宗族成员依然会按照自身宗族记忆来祭祀、修订族谱、编排辈分。通过非文本的记忆可以追寻宗族历史,也可以通过历史资料实现宗族集体记忆的重构与再造。     

集体记忆视角下的民族文化节日保护探索——以贵州控拜村为例

节日是一个族群具有周期性和仪式性的集体活动,也是该族群文化精髓的集中展现。文化学者积极探索文化遗产保护方式,以期使文化遗产得到更好保护和发展,并通过一系列的田野考察,从集体记忆的理论入手,对贵州控拜文化节日进行分析,认为村落文化节日基础尚好,但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     

集体记忆与民族认同——以新疆青河县哈萨克族克烈部分支阿巴克克烈部落为例

基于集体记忆所形成的共同祖先观念是强化民族认同的重要因素之一,它象征着族群社会结构的永久连续性。通过共同祖先意识把民族不同支派成员连接在一起,促使成员对本民族产生归属感和凝聚感,并借此不断强化民族认同,使其社会得以延续。本文以新疆青河县哈萨克族阿巴克克烈部落成员的集体记忆为例,结合相关文史资料,从共同祖先追溯、氏族部落社会组织传承记忆等视角探讨了哈萨克族基于集体记忆的社会延续与民族认同之关系。     

集体记忆与历史重述——左翼作家的“左翼文学”回忆

左翼作家对“左翼文学”的回忆蔚为大观,构成现代中国不容忽略而又意味深远的文化景观。其重构历史的强烈意图,与当下政治生态、社会现实之间的深层互动,使其足以作为实践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记忆的转向”的典型样本。左翼作家通过个人史、“左联”史和左翼文学史的叙述,完成形象重塑、身份认同、重构历史、接续传统等多种意图,充分体现话语生产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紧密关系。“左翼文学”回忆对社会框架十分依赖,呈现出明显的“集体记忆”特征,打上了社会主导思想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深深印记,但“个体记忆”又常常逸出“社会框架”,对集体记忆构成冲击与反抗,使得左翼作家的回忆呈现出微妙的张力。然而无论如何,左翼作家的“左翼文学”回忆都在很大程度上重构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深度影响了我们对左翼文学的认知。     

从个体想象到集体记忆———文学表征中的“记忆的微光”与１９１８ 年大流感

1918年大流感是被集体"遗忘"却始终被个体"记忆"的疫伤,处在记忆的"微光"状态.《灰色马,灰色的骑手》等三部中短篇小说在自传体式的文学书写中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个体在大流感中的痛苦的创伤体验,并借助典型的创伤叙事将大流感表征为人为的而非纯粹自然的现代性文化创伤.类似瘟疫的频繁暴发让这些蛰伏在文学想象中的个体记忆作为大流感最重要的创伤见证,成为社会集体回忆的来源和支撑,促成了大流感从个体想象向集体记忆的转变.这一转变启示我们以集体之名记忆瘟疫,要采取自下而上而非自上而下的方式,要有宏大叙事,更要有有血有肉的个体书写,从个体记忆到集体记忆的转化才是对瘟疫习惯性遗忘的救赎之道,才能真正实现记忆过去以照亮未来的理想.     

服饰与服饰制作：作为族群集体记忆的身体实践——以广西凌云县果卜村那播屯为例

民族服饰作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紧密结合而产生的日常文化形态,由众多符号集结而成,它不仅能传承民族记忆符号,也是维系族群内部秩序的重要工具。桂北蓝靛瑶人民群众以自然身体为基本载体,在挑花刺绣、制膏染布、织锦做衣等制作实践和日常穿戴实践中实现了对族群集体记忆的动态传承,并完成了集体记忆在服装、首饰、蓝靛池、节日庆典等文化空间内的操演呈现。     

晚明山水小品文中的“人趣”——以袁宏道和张岱作品为例

晚明的山水小品文,比前代的山水文学更具“人趣”.以袁宏道和张岱的作品为例,这种“人趣”,一是真情之趣:晚明文人将个性生命的认同置于传统社会规范之外,追求性灵之本真之情;二是世俗之趣:山水游记中混杂着对世俗百态的描写,写山水即是写世俗.小品文的特点和文人的山水观念,共同契合了晚明思潮影响下的审美趣味,从而造就了散文史上的辉煌.     

女排精神：一种集体记忆的建构——以《人民日报》（1981—2016）相关报道为例

本文将借助集体记忆理论,通过分析1981年至2016年《人民日报》关于女排精神的报道文本,研究媒体如何建构女排精神,使其成为一种激励国人的精神力量和集体记忆.研究发现媒体对女排精神的内涵阐释从改革开放初期顽强拼搏、为国争光,到改革攻坚阶段的不忘初心、永不言弃、实现中国梦,这一变化是适应社会变迁的需要,加强了国家认同.集体记忆是一种选择性记忆,政府为媒体议程设置,媒体对女排精神的传播以影响民众.媒体在集体记忆建构过程中发挥了再现记忆和创造记忆的作用.     

多元的“记忆之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集体记忆与认同的构建——以新疆吐鲁番市公共博物馆为例

博物馆作为典型的“记忆之场”,依赖特定的路径和运行机制,不仅唤醒与构建当下参观者对民族的传统、历史、文化的记忆,同时又以新的视觉空间呈现方式建立新的语言秩序,构建起当前语境下的记忆。本文以“记忆之场”理论为基础,选择吐鲁番国有综合类博物馆和“努尔丁红色记忆收藏馆”等民间特色博物馆作为研究对象,发现这些“记忆之场”所“生产”的记忆都肩负一个重要的政治使命,即构建一套“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话语与认同体系。在吐鲁番博物馆中,中华民族共同体集体记忆的生成、塑造和延续机制有三个层次：一是博物馆陈列展品本身所呈现和塑造的记忆,二是博物馆用文物的新叙事塑造新的记忆,三是博物馆自身的发展历程所表达的记忆。     

新媒体在社会运动集体认同建构中的作用初探——以“启东事件”为例

本文以“启东事件”为例,将事件划分为环境运动和民权运动两个阶段,采用戈夫曼的“框架理论”,通过对两个阶段中新媒体平台中新闻报道和网民意见的分析,再现该事件中集体认同形成的过程,探讨新媒体在集体认同形成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本研究认为,新媒体在社会运动集体认同形成过程中主要起到范畴化、唤醒并生产集体记忆、生产和再生产意识形态和提供不同类型话语间充分竞争的可能性的作用,这些作用在认同形成的“聚合”“融合”和“磨合”的三个环节中都有体现。而新媒体的作用均是依附于既有的现实展开的,对这一问题更为深入的讨论应该对阶级、个人利益、文化等因素进行进一步的检视。     

体育庆典“集体欢腾”的形态、阐释及其反思——以奥运庆典仪式为例

全球化时代,体育庆典仪式成为世界关注度高、国家参与度高、文化融合度高的重要话题。费孝通先生所秉持的把人类居住的星球当作人类共同生活的社区这一态度,视全球化时代体育庆典仪式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欣赏,是日益多元的世界所必须的。试图探讨:全球化时代的体育庆典呈现的形态,并进行阐释及其反思。因此,全球化时代体育庆典仪式呈现出“集体欢腾”的形态,对庆典仪式的过程进行述描,考掘体育庆典仪式的意涵并予以阐释,与此同时,理性反思体育庆典仪式这一研究对象。     

“文革”的民间记忆——以近年来出版的“文革”回忆性作品为例

纵观当前对"文革"历史的研究,大部分是政治人物或较为重要的知识分子对"文革"的回忆与研究,或者是对"文革"史的整体研究。利用有关"文革"的民间文献,尤其是来自下层人物的回忆性文字来展开"文革"基层社会史的研究,目前所见还很少,所见的多是这些回忆性著作出版后媒体的报道以及所引起的读书热、怀旧热。因此,利用这些有关"文革"的民间回忆性作品,来展开对"文革"社会史及"文革"对不同阶层人物影响的对比研究,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近年来开始有研究小人物在"文革"期间命运的相关著作,"文革"回忆性作品逐渐从上层走向下层,从主流性"文革"回忆录转为非主流性"文革"回忆录。这种变化打破了"文革"研究领域的沉闷局面,丰富了"文革"史研究的材料来源,使"文革"史研究突破官方历史的特征,向真正的历史研究回归。丰富的"文革"回忆录材料,围绕作者本人的经历展开,是研究"文革"时期民间社会生活史不可多得的资料。有关"文革"的这些回忆性作品,无疑是平民的历史,它不仅构成了宏大叙事的有力补充,也使得历史变得鲜活起来,有助于反思"文革"留在国民身上的各种潜在的印记。     

对农村集体“三资”清产核资后续管理工作的探讨——以连云港市海州区洪门为例

紧密结合连云港市海州区洪门的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以下简称＂三资＂）清产核资工作,在认真分析＂三资＂形势和资源现状的基础上,就其进行的＂三资＂清产核资全过程进行考察,立足长效管理的角度,着力于建立健全制度和强化规范监督,以及推动信息化发展,并针对清产核资的后续管理,强调以农村基层组织党风廉政建设为统领,努力做到内容公开＂三扩大＂、社会监督＂四把关＂、操作运行＂五规范＂。     

山水旅游体验的内涵及对景点解说的启示——以张家界武陵源风景区为例

本文从情绪体验的角度,提出了山水旅游体验内涵的4种类型,即感知体验、认知体验、审美体验和超验体验,并以此分析了张家界武陵源风景区目前旅游解说中存在的问题,继而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和建议。     

湖南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及面临的问题——以浏阳市为例

湖南省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目前还处在试验阶段,改革的总体目标是要建立起产权归属明晰、经营主体落实、责权划分明确、利益保障严格、流转顺畅规范、监管服务到位的现代林权制度。湖南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具体措施,包括明晰产权、放活经营、规范流转和保障收益等方面,还面临如何解决改革后的规模经营问题、谁造谁有和限额采伐的问题以及林农对林权制度改革热情不高的问题,需要制定相应的配套措施和制度加以解决。     

“群体记忆”与“个体表演”范畴探析——以鲍曼《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为例

理查德·鲍曼认为,记忆是一种群体的文化建构,表演是一种个体的交流模式。群体记忆关涉集体性和传承性,个体表演则多聚焦口头性和变异性。个体表演者主张、强调传统,是因为传统并不是某种古老的故事或说话方式,而是基于"群体记忆"的对"现在"有用的整合资源和有效工具,正是群体记忆促进了个体表演的完成,使传统融于现代。     

北宋士人的“好议”之风及其消极影响——以欧阳修为个案的研究

北宋中后期,集学者、文人、官员于一身的综合型人才登上政治舞台,喜好议论是他们的共同特征,欧阳修是第一批展现这一特征的典型。在政论中,他敢言、极言、能言,将文人、学者的各种优势充分发挥到对政事的议论中。这固然有其积极意义,但其消极影响同样不容忽视。议论过多、事无巨细都要论争,对于具体政事往往利大于弊。这也是其他类似士人的共同缺陷。欧阳修身历三朝、长期身处重要位置,其主导的诸多政策对于此后北宋政坛的好议之风具有深刻影响。     

传承与传播中的民族记忆问题——以洛阳平乐正骨传说故事为例

记忆是认同与传播的基础。通过民间传说故事即民间社会语言，塑造自己的社会形象与文化精神，强化自己的生存空间与发展空间，是民间社会各个行业中存在的十分普遍的现象，是民间文化的重要规律。洛阳平乐正骨民间传说故事可以分为神奇人物传授起源、救世传奇和医术精湛传奇三类。其通过传播，增强记忆，广泛而持久地塑造、维护着洛阳平乐正骨的文化形象，特别是在强化其精神形象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平乐正骨从地方走向全国，是国家权利话语与民间社会权利话语相结合的结果。这一过程的转变在民间文学的叙事方式中表现为不同的故事类型与文化类型。这是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民间故事传承传播研究中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