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笔法"的文化精神

在后现代的文化视野内对“鲁迅笔法”做了新的阐释,指出鲁迅写作的几个最重要的特征是:回到日常话语的言说;回到诗学理解的原初形态;深刻的怀疑精神以及散文情调与游戏笔法。这使他的文学精神在20世纪达到了无与伦比的深刻与纯正。     

《儒林外史》与黑色幽默

《儒林外史》被鲁迅称作是中国讽刺小说的杰出作品。但是,鲁迅所说的讽刺与现代美学意义上的讽刺是有区别的,把《儒林外史》看成是幽默小说更具合理性。《儒林外史》的幽默是悲伤、冷峻、绝望、荒诞的幽默,和美国文学流派中的“黑色幽默”有许多相同之处,都是作者对残酷现实的一种过激的心理反应。     

论《史记》"虽背《春秋》之义"

鲁迅在其所著《汉文学史纲要》第十篇《司马相如与司马迁》中 ,盛赞司马迁《史记》为“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这个评语 ,精湛切要 ,得到广泛认同和传诵。但史迁之著 ,在动机、效果、笔法诸方面 ,都涉及一系列深刻的矛盾。只有正确地分析和解决这些矛盾 ,才能有效地探求《史记》的著述目的和“一家之言”的确切内涵。而要探究这个问题 ,鲁迅所云“虽背《春秋》之义” ,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前提。本文试以《春秋》笔法为参照 ,稽诸前修时贤所论 ,对《史记》作一个特定角度的再考察     

"五四"时期的鲁迅与传统文化

“五四”时期的鲁迅 ,在家庭中 ,作为长子、长兄 ,在教育部 ,作为分管文化工作的官员 ,其言行大多未逾传统文化规范。作为大学教师 ,他在教学和学术活动中的“反传统”,主要表现为 :敢于赞许文学中的创新和在研究中敢于发表创见。作为作家、思想家的鲁迅 ,则激烈地“反传统”,这是时代的需要 ,是文化急剧转型的必需 ,是创建新文化的必需。他的“反传统”内涵 ,在社会制度、封建等级观念、政教观念方面 ,主要是“破除”;在文艺等方面 ,则主要是冲破、超越、创新 ,并非完全断绝与传统文化的联系     

鲁迅笔法初探

这一命题、虽非禁区。却也是一块废置的荒地。本来鲁迅笔法、鲁迅精神,双峰并峙,不可或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作家在做出那么多战斗实绩的同时,以自己特有的精神和笔法,立文坛之楷模,这是没有先例的。“逸响伟辞,沾溉文林”,应该充分评定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尤其是现代文学语言的发展上的贡献和地位。而不能得鱼忘筌,冷落了载道之文,使鲁迅笔法成了废弛的荒地上零星半点的野菊花——任人采撷而又随时委弃掉的“满天星”。     

论"伪士当去,迷信可存"

本论文探讨了鲁迅的“伪士当去,迷信可存”的主张,这一主张看似反时代潮流而行,其实背后大有深义。在鲁迅看来,倡导破除迷信者完全没有自我,没有信仰,其政令只为顺从朝廷,或服从多数人的权威,对民众没有丝毫的同情心,故而首当去之。“破迷信”是统治阶级治心传统的变相再现。从长远看,宗教信仰和民众的“白心”、“神思”可以激发创造力,以促进科学发展;从短期看,“迷信”是民众的精神寄托和安慰,鲁迅对之表示的同情是极富现代意味的。鲁迅对担当了启蒙责任的精英分子的素质表示质疑;鲁迅反对以外在的观点强加于人的“观念启蒙”,他完全摆脱了传统的尚同的思维模式,认为启蒙是唤起民众的主观创造性,表明了鲁迅坚决的个人主义立场。     

"鲁迅与浙东文化"论纲(一)

“鲁迅与浙东文化”这一研究课题,是着眼于鲁迅一生与故乡文化的联系来探讨他与中国民族文化及其近现代以来的发展的整体关系。近十余年的“传统文化热”(或称“国学热”),带来我们对鲁迅愈益严重的隔膜、疏离以致对立,在这种对立情绪中所从事的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他的故乡文化联系的研究,是有悖于鲁迅的精神世界与民族文化在整体上特有的联系方式和内涵的。鲁迅对中国固有文化的批判表现出对民族“固有之血脉”的追寻和发展,建立在他与浙东特殊的地理历史文化传统的深刻联系之上——“鲁迅与浙东文化”的研究,就是对这样一个问题的追问和思考。笔者梳理了浙东特殊的地理历史文化传统的形成和发展衍变,在此基础上,阐释了鲁迅对此的体认和追寻建立在他与故乡文化的“血缘与地缘”关系之上,是在他主体意识参与下通过“复活—认同”、“深化—辨异”、“升华—消解”实现的。     

"国民性"问题再思考

从鲁迅三组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的命题出发,以“众趋人格”作为理论手段,把鲁迅的“国民性”理解为兼具开放性与自足性的系统,从而为鲁迅“国民性”研究中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疑点提供了一种阐释可能。     

"内敛了的希望"或"消失的''''萤火''''"——论左翼文化界1948年有关鲁迅"转变"问题的一次讨论

1948年,在沉寂了几年之后,有关鲁迅思想“转变”的问题,又一次成为左翼文化界内部争论的焦点。胡风通过把《狂人日记》作为五四思想革命的起点,舒芜通过将鲁迅早年形成的“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的生命意识,视为鲁迅的“基本认识”和“道路的路基”,皆暗示了鲁迅思想的一惯性和别样性,从而引发了激烈而严厉的批评,并“株连”到已故的鲁迅。虽然此后对“前期鲁迅”的批评再也没有如此激烈而严厉,但这场批评所包含的逻辑,却延伸到后来,导致鲁迅思想遗产的彻底偶像化和空洞化。     

鲁迅:现代中国文化之"结"

在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鲁迅的历史中的命运似乎可以称之为一种独特的“两极牵挂”。所谓“两极”,就是历史评判的两个端点。鲁迅的奇特之处就在于他几乎从一开始(当然也是直到今天)就被置于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判断体系之中,同时每一种判断体系又都不断在针对鲁迅“说话”,我们可以将这样的“两极牵挂”概括为历史文化的存在之“结”。值得注意的在于,对于自身在现代中国社会与文化中的这一命运,鲁迅显然早有一种惊人的自觉,也就是说,能够成为现代中国文化之“结”,这又成为了鲁迅本人的自觉追求。我们似乎可以这样来概括鲁迅作为“结”的意义:鲁迅的文化与文学选择深深地“刺入”了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各个关键部位,从而牢牢地“嵌进”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各个思潮、思想系统,他是以自己的方式“嵌进”而非其固有的自然肌体的一个部分,所以总是“赫然挺立”,与其他种种思想发生着复杂的纠缠——要清理现代中国诸多思潮都必定要返回鲁迅,但仅仅清理这些思潮却又不能理解鲁迅。这就是鲁迅存在的复杂性,也是他如此“扎眼”如此难以“消化”的本质。     

当“人必生活着”成为可能之后——鲁迅、北村同名小说《伤逝》主题的一个侧面的比较

鲁迅的《伤逝》告诉我们一种貌相：当＂人必生活着＂成为可能之后,爱情也＂必须时时更新、生长与创造＂。北村的《伤逝》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爱情最终是虚无而令人绝望的,无法使人类心灵得到拯救。鲁迅和北村的《伤逝》中理想爱情模式的主体是不同的。面对包括爱情在内的人生＂绝望＂,北村确立了以神性拯救为唯一的终极救赎之径。而鲁迅在现实的土壤上信奉＂绝望的抗战＂。北村的愿望虽然美好,但在中国语境中,却很难付诸实践。     

重申“鲁迅精神”

在当今学术界 ,一方面研究鲁迅的文章层出不穷 ,然而“论文”化的鲁迅不是本色的鲁迅 ,吃透鲁迅精神的学者名流多如过江之鲫 ,可是在人格上传承鲁迅精神的知识分子却少之又少。一个三流的学者当然能从鲁迅身上获取学术利益 ,然而却只有一流的学者才能从鲁迅身上获取人格力量。另一方面把鲁迅的思想当作绝对的权威 ,强制性地让青年们接受和服从———学院化 ,体制化和意识形态化的鲁迅也不再是真正本色的鲁迅 ,鲁迅被“神化”的同时 ,也被庸俗化了。因此这是一个鲁迅缺席的时代 ,重申鲁迅精神的直面、求真、启蒙刻不容缓。     

鲁迅"现代中国的圣人"解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最为伟大的开创者,是"现代中国的圣人".作为圣人,鲁迅的价值首先体现在历史层面上,即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的新方向,建构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基本精神.其次体现在现实意义层面上,即鲁迅的人格、精神和思想仍然是我们今天最为珍贵的财富,是我们思想的不竭源泉和动力.鲁迅精神在本质上具有开放性.在巨大的创造性上,在建构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体制上,在无尽的言说上,鲁迅具有不可超越性.     

鲁迅所处的时代与鲁迅的"骂人"现象

鲁迅“骂人”是特定时代的特定文化现象 ,并不只是鲁迅在“骂” ,事实上是更多的人在骂鲁迅。与其纠缠于鲁迅的“骂人” ,不如更多地去了解鲁迅所处的时代。如此 ,才能更好地了解鲁迅“骂人”的形而上意义。     

1976-2000:鲁迅“向左转”问题的当代回应

“新时期”开始前后,鲁迅思想“转变”问题一度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界的热点。随着对“改造国民性”等命题的重新评价或发掘,以及对鲁迅前期思想的日益重视,有关鲁迅思想“转变”的讨论渐入冷寂。倒是以鲁迅“向左转”为潜在前提而对鲁迅思想价值评估的趋势,在社会文化和学术思想两个层面逐渐兴盛起来。在“祛左翼化”社会潜在思潮中,“褒胡贬鲁”和“守鲁贬胡(或不贬胡)”观点尖锐对立;与此同时,鲁迅与自由主义思想的关联也被收入视野。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左翼”价值的重新发现,也使对鲁迅遗产的评价处于更为复杂的格局中。     

吃人的“公共领域”——分析鲁迅小说的另一种视角

在鲁迅的小说中不断出现一种类似“公共领域”的公众场所。故事中的人物在这些场所交谈争论，传播各种信息，形成一种类似“公共领域”的现象。这些“公共领域”是愚人和庸众云集的地方，他们的言论既荒唐、愚昧，又残忍可怕，先驱和弱者在这里被迫害，被嘲笑，被奚落。鲁迅借此表达了他对保守、落后的社会及国民的愤怒和绝望。     

论鲁迅《摩罗诗力说》之自由精神

自由精神洋溢在鲁迅《摩罗诗力说》的字里行间,并以鲁迅式的独特阐释给人们以重要启示。针对中国缺乏自由精神的病状,鲁迅开出了药方：建立自由意识,争取自由权利,在斗争而非逃避妥协中保障强化自由。同时,鲁迅立足社会,从文学的感化作用提出自由精神的实现途径。鲁迅对于自由精神的推崇和追求超越了时代局限,对我们今天依然有重要启示。     

旗手与“恶少”的冲突——也谈鲁迅与施蛰存的交锋

鲁迅与施蛰存的论争 ,决不是鲁迅与施个人过不去 ,而表明了鲁迅对穿西装的复古派保持着应有的警觉 ,是事关新文学健康发展的问题。鲁迅作为旗手在护卫新文学 ,施蛰存则有些意气用事。以往的论述对鲁迅与施蛰存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显然欠妥。     

鲁迅的“战士真我”及其译作《出了象牙之塔》

鲁迅翻译的《出了象牙之塔》深刻地影响了1925年前后鲁迅超越生存虚无、回归“战士真我”的重大生命抉择。鲁迅翻译《出了象牙之塔》不仅在时间上与他创作《野草》,“决战虚无”的时间1925年基本同步,而且,在肯定积极的虚无体认以及真正生命价值创造的哲学意味上,在推崇“批判——反抗”现实的“战士”生命方式上,《出了象牙之塔》都与《野草》有着内在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