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中国的理论解决中国的问题”——评张江的“中国当代阐释学”理论建构

张江提出的"中国当代阐释学"构想是旨在建构中国自己的理论,来解决中国问题的可贵尝试,他通过一系列论文以及与中外学者的广泛对话初步勾勒出"中国当代阐释学"的理论框架,形成了自己的核心概念。张江在如下重要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理论观点,同时也提供了进一步讨论的空间:建构"中国当代阐释学"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公共阐释"与"社会阐释"的异同与关联、阐释的"公共性"的确切意指、"理解"与"阐释"的关系问题、"中国当代阐释学"的中国话语资源与理性基础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值得学界展开进一步深入细致的讨论。     

从关系到关系资源--对丁村、胡村社会阶层分化的实地调查

本文将研究视角放在微观层次上,选择关系资源为分析路径,同时结合宏观层面的制度性动力分析,拟以实地调查和理论研究相结合的形式,来探析农村社区阶层分化逐渐发生、发展的过程,研究当代中国农村,特别是以安徽为典型形态的中部地区农村农民的社会阶层分化问题,探讨转型期关系资源与农民阶层分化的关联,并将就实地调查中所获农民阶层分化的具体情况,探析"关系"这一中国传统文化因子向关系资源转变的过程,分析关系资源在农民阶层分化中扮演的角色,对这一微观层面的社会事实做出解释,并尝试性地提出相应的对策,为相关社会决策提供参考。     

社会化,还是世俗化?——中国当代佛教发展的社会学审视

中国当代佛教与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日呈复杂。中国当代佛教的发展特征表面上类似世俗化,因而常常遭遇所谓世俗化的批评。其实,这并不能用西方宗教学理论中的神圣性与世俗性的关系来加以审视。中国佛教的当代发展并不是所谓的世俗化倾向,而是具有深刻的社会学意义的"社会化"内在要求。中国佛教的历史发展形态基本上围绕着真与俗、空与有等关系的演变而演变,其内在张力并非神圣与世俗的二元对立,而是真与俗、空与有的互补与互渗,一种特殊的相互嵌入的关系。当代的"人间佛教"是这种内在张力的现代社会形态,已成为中国佛教发展的主流。因而,在处理中国佛教与中国社会的关系时,在中国当代佛教的社会学研究中,与其使用"世俗化"概念,不如提出"人间佛教"的"社会化"命题,以真实讨论当代中国佛教所应具有的社会化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二元结构互动关系研究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不但是学界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问题。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社会"二元结构互动关系,构建适用于中国的"市民社会"概念,形成中国本土化"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析性理论模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推进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社会与个人：马克思的“双重结构主体”理论

马克思思想的哲学基础是以实践为核心观点的主体哲学,而主体概念正是其关键环节。马克思的主体概念并不是关于某种单纯要素的简单概念,而是内在地包含着多种要素及其矛盾关系的复杂概念。其基本内容是:作为"宏观主体"的社会与作为"微观主体"的个人,通过各自的"自我生产"活动和二者之间的"相互生产"活动,彼此嵌套,相互结合,形成了严整的、动态的、有机的"双重结构"整体。只有在实践观点、生产范畴、辩证方法,以及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历史视野的基础上,才能完整地理解马克思的主体概念,客观地阐发其理论价值和当代意义。     

“熟人社会”变迁研究

正编者按熟人社会,是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的概念,用以描绘中国乡土社会人际关系的结构特征。光阴荏苒,四分之三个世纪过去了,"熟人社会"这一概念还能否为理解当下中国农村社会提供学术注解,继续闪耀其理论光芒,将是一个有待检证的理论命题和研究视域。本期刊发三篇有关熟人社会研究的笔谈文章,以期能重温这一经典概念的学术魅力并以中国农村社会的历时性发展检视、反思和重塑这一概念。陈柏峰从"熟悉"和"亲密"程度的降低、地方性共识的丧失、乡土逻辑的变异三个方面概     

唯物史观中“个人”概念的三维递进生成路径

"个人"是马克思恩格斯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一定意义上,这一概念是唯物史观建构的基础性概念。然而,学术界多在社会性维度下阐释这一概念,也即把"个人"放在其与社会的辩证关系中进行理解,对"个人"概念的理解存在着认识上的偏差和不足。马克思恩格斯的"个人"概念应该包含这样两层内涵:其一,社会性的"个人"是马克思恩格斯哲学中"个人"概念的主要维度;其二,自然性的、社会性的和关系性的"个人"是依次递展的三个维度。只有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才能揭示出马克思恩格斯哲学中"个人"概念的真实历史面向。     

当代消费文化理论模式的构建:一个分析框架

消费文化理论是从文化的角度切入。进而探究消费与现代社会的关系。当代的消费文化理论必须避免本质论的判断,而应在社会变迁的基础上,通过文化经济、生活风格与生活美学三个概念,构建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的分析框架,从而积极地掌握消费在现代社会中的文化意义。     

国家与社会：当代中国研究的主流分析框架

国家与社会是建构在市民社会理论基础上的一种分析框架 ,其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研究的一个主流分析框架。从两种路径来阐述这种分析框架 :一是把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作为认识和批判我国社会的分析概念 ;二是从制度分析视角和策略性行动分析视角来揭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最后得出 ,国家与社会框架是典型的从西方经验中引申出来的分析范畴 ,因此 ,在使用时必须保持反思的自觉。     

海外中国研究中的庇护关系模式

庇护关系模式是海外中国研究中极权主义模式和利益团体模式的替代分析模式,学者们主要从精英内部与精英/大众关系角度观察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现实。庇护关系与“关系”、非正式关系有所差异。     

“社会排斥”与“社会脱离”

社会排斥理论强调了贫困者不仅缺乏收入,而且还缺乏收入以外的许多社会内容,如社会参与、社会权利和义务以及社会道德秩序等.同时,它也强调了作为穷人,其社会地位、生活、受教育和其他方面不仅是短缺的,而且是被排斥的.这种排斥是在社会结构制约下的一种长期的"隔离".作者吸收了社会排斥理论的部分观点,提出了"社会脱离"概念并做了初步分析.当前以贫困下岗失业者为主体的城市新贫困者身处社会脱离状态之中,他们的职业身份、日常生活以及社会关系等与社会生活的主流之间存在距离.不过,这些人具有在较短时间内摆脱贫困和走出社会脱离状态的可能性.     

中国特色“社会政策框架”与“社会立法”时代的来临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环境、社会需要、社会结构与社会制度发生重大结构变化,中国特色社会政策框架设计与社会福利制度建设议题应运而生,成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核心与主题,成为安定团结、社会管理的社会基础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前提,标志着中国社会政策时代的来临。与此同时,中国以市场经济法律制度框架为主体的经济立法取得显著成绩,基本建立中国特色的经济法律制度框架,为依法治国和法制化建设奠定了基础。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全球化处境、改革开放政策方针、经济体制改革实践、社会结构转型、社会需要结构战略升级、社会现代化建设与高风险社会形成,尤其是中共发展哲学与执政理念的革命性转变,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宏伟战略目标,标志着中国立法重点与立法模式由经济立法转变为社会立法,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政策框架形成与社会立法时代的来临,标志着依法治国方略与法制化建设进入关键时刻,实现三步走发展战略与社会现代化的目标。     

从“企业社会责任”到“企业公民”

“:企业社会责任”是内涵于企业的一种组织存在、过程性存在、设定性存在的客观要求,是企业本身内蕴的目的性所规定的价值诉求和应然结论。作为一个伦理学、社会文化学和法学范畴“,企业公民”较之于“企业社会责任”,在精神表达、行为展示和责任履行上更具有公民意味,也更符合企业的社会存在本质和存在特性。从公民的核心理念出发“,企业公民”责任的充分履行必然要求其权利的充分保障。“企业公民”的形成,一方面依赖于法制化的进程,另一方面要求政府的积极有效参与。     

研究“社会科学”的方法刍议

文章首先对现代学科做了大致的分类 ,并对科学和方法做了相关的义界。从三方面分析了自然科学方法与社会科学方法存在的异同 ,探讨了在研究社会科学时如何应用标准去选择合适的方法的问题     

媒介传播的社会责任与"问题意识"

本文从新闻传媒的"社会责任"与"问题意识"切入,概括提出了我国新闻传媒在体制转型和结构转化中的主要价值转向,以及在此过程中所反映出来的一些媒介环境变化,明确提出媒介传播要有社会责任和强烈的问题意识.而这些问题意识主要集中体现在责任问题、国家意识、民本问题和发展问题四个方面.文中强调,对人文社会科学来讲,提出问题与自然科学提出问题不同,特别是对新闻传播学和传媒实践来说,提出问题不仅需要勇气、远见和胆识,有时更需要找到解决问题的好方法.     

论社会保障的"中国模式"

经历了20余年的艰难探索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框架已经基本形成,水平不断提高,制度日臻完善,一种社会保障的"中国模式"日渐清晰.这一模式的形成可从三方面予以解析:首先,比历史上欧美国家艰难和"残酷"得多的环境和条件以及承担的改革转型时期的功能期待,构成了社会保障"中国模式"的基础.其次,国家决策、国家调控、国家管理的"国家主导型"体制是中国社会保障的体制特征.第三,目前存在的问题不是社会保障"中国模式"的本质特征.今后中国社会保障要实现城镇型→全民型、差别型→公平型、保障型→福利型、政策型→法律型的转变,以使社会保障"中国模式"的优越性和魅力全面地展现出来.     

关于“科学”的社会属性的界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学难点问题探讨

按教科书所讲,科学是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生产力是属于社会存在的范畴.然而,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在理论上早已迭成共识,那么,如果我们承认科学是生产力,是否混淆了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界限?科学究竟应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还是属于社会存在的范畴?解决这一教学难点问题的关键是运用辩证法.我们认为,科学作为一项事业,在社会活动中的地位和功能有两个方面一是在精神文明方面,即认识世界,这是科学认识功能,这时科学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二是在物质文明方面,即改造世界,这是科学的生产力功能,这时科学属于社会存在的范畴.     

浅论艺术“问题”的社会度向

艺术是人类最重要的才能,是人劳动创造的具有审美价值的、表现思想感情的精神产品。艺术的本质是指艺术同其他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艺术这种事物的内部规定性,其特征是真实性、形象性及典型性。艺术的价值取决于艺术的独有特质,可概括为：创造性价值、真理性价值、社会性价值、审美性价值。艺术根据对现实中的美的认识,对美的升华和凝聚。艺术家对艺术孜孜不倦的追求、超越就是艺术的精神。艺术创作也是一种生产劳动。艺术和美密不可分,艺术美具有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和更理想的特点。     

《孟子》的社会保障思想

以儒家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从远古社会以“养生送死”为原则的最基本的社会需要,到人们对“大同社会”和“小康社会”的畅想,无不体现出社会保障伦理思想。这种伦理思想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形态和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中国主体的价值观念和行为选择,影响着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设置及其运行,甚至影响着我们对西方社会保障政策的吸纳和改造。通过探索《孟子》中所蕴含的社会保障伦理思想,从中寻找一些智慧和启迪,以利于建设和完善我们今天的社会保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