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内郡的吏员构成与乡、亭、里关系 --东海郡尹湾汉简研究

尹湾出土的西汉东海郡《集簿》、《吏员簿》表明,内郡郡级机构吏员为太守、都尉、丞、年史、属、书佐、啬夫。丞以上为长吏,年史以下为少吏。其中卒史与属为秩百石。书佐、啬夫不及百石。县级长吏为令（长、相）、丞、尉,其余为少吏。官有秩、乡有秩以及侯国的侯家仆、行人、门大大为百石吏。令史、狱史、官啬夫、乡啬夫与游徼为“斗食”。牢监、尉史、官佐、邮佐、乡佐,通称为“佐使”。佐使与亭长皆低于斗食。乡、里为同一系统。邮、亭为独立于乡里之夕卜的另一系统。邮亭机构规模比乡大,但其吏员数却比乡级机构少。乡有秩（或乡啬夫）时或缺置,游徽、啬夫常缺置,亭长则罕见缺置者。乡辖里,“大率十里一乡”。亭只设于交通线上,成点、线分布,负责维持治安,“率十里一亭”。郡县少吏多选用本那人,然太守文学年史则多选用他郡人。时有长吏不在一那久任之惯例。     

西汉海昏侯国职官设置札记

根据汉代侯国职官制度,海昏侯国职官制度相对完善。在行政职官中,设置相1人,官秩400石;丞1人,秩200石;尉2人,秩200石;又设乡有秩、令史、狱史、官啬夫、乡啬夫、游徼、牢监、尉史、官佐、乡佐、邮佐、亭长若干人,皆为百石以下斗食少吏:分别主管海昏侯国的吏治、民政、赋税、诉讼、治安等行政事务。在侯国家臣职官中,设置家丞1人,官秩比300石;仆、行人、门大夫各1人,庶子1人,先马、中庶子14人。此外,海昏侯国家臣中还可能有傅、主簿、舍人、私府长、食官等职官。     

贾谊社会批判思想简论

贾谊是西汉初期一位具有重要历史地位和作用的政治家、哲学家。他深通先秦诸子学说,并且吸收了前人思想中有价值的遗产,结合汉初社会现实,形成了比较深刻的社会批判思想。贾谊这一思想的基本线索是:以维护中央集权为基本原则,在“因时而变”的历史辩证法思想指导下,实行从中央到郡县的一系列改革;他主张“移风易俗”、“明君贤吏”,在“重民”的基础上实行比较开明的政治统治。从秦统一到汉初的许多     

汉初政治格局与诸吕之乱

西汉是由庶民革命推翻暴秦统治而建立起来的一个王朝。刘邦以一介草民起于闾巷,奋竟草泽而履九五之尊。“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无赖之徒,立功以取将相。”在汉初公卿大臣中,唯张良出身最贵,其余大都出身于屠夫、渔民,商贩、游民、士卒、寒士。如丞相肖何“为沛主吏椽”,丞相曹参为沛县狱椽,任敖为狱吏,夏侯婴为沛县厩司御。陈平“少时家贫,好读书,有田四十亩”.郦食其“好读书,家贫落魄,无以为衣食业,为里监门吏”。“樊哙则屠狗者,周勃则织薄曲给丧事者,灌婴则贩缯者,娄敬则輓车者,一时人才皆出其中,致身将相”,形成了汉初的“布衣     

两汉侯国的动态考察

侯国是两汉时期重要的县级行政单位,封侯而设,侯免则废。西汉时期,侯国经历了从直属中央到从属汉郡,从遍布王国到尽归汉郡的变化;西汉有侯则有国,东汉有侯则不一定有国。从侯国的变化不仅可以看出两汉间列侯地位的下降,也可以看出汉中央在利用侯国赏功的同时,成功地利用侯国来削弱王国。侯国的设置是人为的而非经济发展的结果,其设置与废除为汉代地方行政带来不良影响,为纠正此弊,东汉政府采取了省并县邑及乡、亭侯不立国的对策。     

汉代封国官吏起家问题探析

汉初,王侯拥有较大的置吏权,士人通过举荐、上书、诸侯王征聘和招拜等途径起家于封国.随着王侯权力的削减,武帝以后封国官吏的选任方式逐渐被朝廷的诏除、举孝廉、征拜替代.那些起家于封国的官吏只占汉代封国官吏系统的小部分.封国官吏的起家官职既有王国相、王国中大夫、王国郎中等行政吏,也有王国舍人、侯舍人、侯家骑等家吏.与朝廷官吏起家情况有所不同,汉代起家于封国的官吏受诸侯政治地位影响较大,且具有籍贯多为诸侯国人、起家官职偏低等特点.     

西汉吏道简论

在西汉官吏选拔制度中,“吏道”(即由吏入仕为官)既是其中的一条重要途径,也是其他官吏选拔方式中的重要程序。宋人苏东坡认为,汉代官吏“出于郡县吏”。尽管此话难免有以偏盖全之嫌,但也基本符合西汉的实际。然而,千百年来,苏东坡的话并没有引起人们对西汉吏道的重视。笔者不揣浅陋,略陈管见,以抛砖引玉。     

西汉的封侯制度

西汉的封国分为王国和侯国两级。《通典·职官十三》说:“汉兴设爵二等,曰王曰侯。皇子而封为王者,其实古诸侯也,故谓之‘诸侯王’,王子封为侯者谓之‘诸侯’,群臣异姓以功封者谓之彻侯(因避武帝讳,后称列侯)。”本文专就封侯制度及其变化情况,谈谈自己的看法,请读者指正。     

汉代县级官吏“长吏”释义辨析——关于《汉书》中一段标点的商榷

中华书局所出标点本《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有关“长吏”的一段,作如下之标点: “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为长吏。”全文用了四个句号,将内容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总叙县令、长,句号在“掌治其县”后。第二、三部分分别指明县令与县长各自所辖户口和秩禄之多少,句号在各自秩禄若干石之后。第四部分则指明县丞与县尉之秩禄,但在其“秩四百石至二百石”之     

疏离与逃避——西汉赋家对生命的探索

死亡恐惧是西汉赋家生命焦虑的心理动因之一。西汉赋家在继承先秦时人的生命观和努力适应新时代生命理念的基础上,通过“不遇”主题赋张扬了自己的生命理念。由此可以大体勾勒出西汉赋家的生命观衍变历程:汉初的自恋情怀、盛汉时期的自抑意识、西汉末期的自隐倾向。这种“个体—群体—个体”的生命观转换模式,对体认哀乐任情文学的历史渊源有一定的价值。     

动态的平衡:清代江南官学学田管理举措探析

清代江南官学学田的管理过程始终保持着动态的平衡,管理者的身份在不停地置换,其权限也没有严格的界定。府、县学的教谕、训导虽对学田的管理负主要职责,但在具体的经营过程中有着种种不便之处,而缺乏行政权威更导致学田屡遭租户抗佃,只得向官府求援。地方官府对官学学田的管理具有非同寻常的影响力,不但直接划拨学田,还以收取学租银的方式将官学学田的收益处分权压缩,力求在全省范围内均平学租的发放。与官府插手学田管理相伴而来的是胥吏的贪墨侵渔,这是一个无法根除的痼疾。为保证官学学田的正常运行,上至朝廷,下至地方,都制定了诸多措施,但收效甚微。     

唐代户部别贮钱的设置

唐代户部别贮钱设置于德宗贞元四年二月辛巳 ,但有一个酝酿和后续过程。设置之初 ,其钱源有六项 :中外给用除陌钱、缺官俸料钱、外官缺官职田钱、现任外官一分职田钱、停额内官俸料钱和停刺史执刀、司马军事钱。户部别贮钱与青苗钱应有渊源关系 ,也有区别。户部别贮钱的设置有多方面的意义。     

健讼与惧讼：清代州县司法的一个悖论解释

以州县自理案件为视角来讨论清代诉讼文化是一个很好的进路。通过考察清代州县自理案件的参与者（诉讼两方、作为诉讼帮助人的讼师和司法官员）的诉讼心态和策略选择,可以发现州县自理案件参与者的心态和行为存在一种＂健讼＂和＂惧讼＂的悖论式决策博弈过程,这是构成清代健讼风气乃至司法文化的关键。     

试论宋代令史的选拔和迁转

宋代令史是分布于三省、枢密院等中央机构的文吏,品秩不高,基本介乎官吏之间.令史的来源较为复杂,除相当一部分来自于中央朝臣等子弟亲属外,还有部分来源于地方文吏.与前代相较,宋代令史升迁较为容易,补官的现象比较常见.宋代令史的迁转途径很多,中央机构的主事令史、令史、书令史只要任职年满,勤恪无过,稍作考核,通过者即补为官.中央机构令史、书令史数量较多,其升迁又较易,除补充到中央机构外,还有一部分补充到地方各个机构.     

北宋前期文官的官、职、差遣之名实转换举隅

官、职与差遣分离是北宋前期官制特征之一,但同时在部分官、职与差遣之名实间却又存在可以互相转换的现象。以中书舍人、台谏官以及翰林侍读(侍讲)学士、知制诰、枢密直学士等为例,对北宋前期文官之部分官、职、差遣间存在的这一相互转换情况,据有关史料例举而探析之。     

辽朝选任官吏的方式考述

辽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王朝,在其统治中国北方的过程中,注重选拔人才,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而又完备的官吏管理法律制度。就管吏的选任方式而言,主要以世选制、科举制为基本方式。此外,还有察举制、征召制、入粟补官法、恩荫、任子制、赏赐与赠与。既有成效,也有教训。     

醴陵地名源流考释

醴陵得名,与战国末楚灭越,一支越人乌程氏后裔,迁居今醴陵市渌水流域北源,与原醴陵县东漉山有关。西汉高后四年(公元前184年),封长沙王相(刘)越为醴陵乡侯。从此醴陵地名,载入国史典籍。东汉建武元年(25),置醴陵县,属长沙郡。东汉建武中元至东汉延光年间,县治由古城中三洲,迁驻今址。以后醴陵县区划未变。     

试论明代官吏对宗室犯罪的影响

明代的宗室犯罪原因复杂,笼统地说,它与落后的分封制度的推行是分不开的,具体而论,宗室犯罪则有着各自不同的原因,或因为辅导官的失职,或由于王府下人的诱导,也有亲郡王管理的问题,但礼部、地方布政司、府、州、县等衙门的官吏以及奉差至王府的官员,他们在参与处理宗藩事务过程中,对宗室利益的损害,也是导致宗室犯罪的重要因素。     

民国川政统一后四川省首届县长考试述论

1937年1月,四川省政府举行首届县长考试。此次县长考试是川省政府依国民政府中央法令推进的人事调整,希望表达对中央的拥护,而国民政府也希望借此强化对川省的控制。但此次县长考试应试者众,及格者少,且迟迟得不到任用,与刘湘委任大批县政人员训练所毕业者为县长形成鲜明对比,事实上加剧了外界对刘湘时期县政人事的质疑。可以说此次县长考试渗透着川省与中央两种势力的相持博弈,是刘湘时代川省人事步入中央轨道的一次重要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