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势与文势的交融 运动与力的表现--论刘因山水诗的创新

刘因是元代著名的理学家、诗人,他在理学和文学两个方面都有所创新.刘因将其"生生不息"的理势观与文势观结合起来,在其山水诗的创作中得到完美的体现,不但表现了山水的自然之势及其强大的自然力,同时,在表现方式上也有所创新,采取一种类似文人画的大写意方式表现出山水的形象和精神,表现出耐人寻味的隽永的理趣.     

论元初诗人刘因的思想

刘因是初影响较大的诗人、理学家,他的思想是后人争论较大的问题.刘因终其一生都生活在元朝.他年轻时思想积极,把致君泽民作为理想,对元蒙的统治是持肯定态度的.但第一次出仕的感受以及元统治者政策的改变,使刘因认识到现实政治之不可辅,从而走上隐居授徒的道路.     

陶渊明“隐逸诗人之宗”考论

钟嵘《诗品》品陶,谓其为"隐逸诗人之宗",这一定位在六朝并未得到确认,对其评价,多为"隐士"与"田园诗人"。这和陶渊明的特殊隐逸形态有关。陶渊明辞官归耕,不入莲社,与佛道关系疏离,少在征辟之列等,表现得"不合时宜",与传统隐士行径相悖。这种对隐逸潮流的抗拒,实际上正是他"真隐"的表现。陶渊明开辟了一条将隐逸生活艺术化的道路,他将隐逸诗创作与田园生活紧密结合起来,诗中少"隐"多"逸",是一种心境旷放、隐逸生活诗意化的表述。陶渊明引领了隐逸诗形式上的重大变革,将其转变为具有丰富内涵的表达,建构了独特的隐逸精神空间,提升了隐逸诗的影响,为中国隐逸诗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论郁达夫的“隐逸”

隐逸,是郁达夫最典型的人格特色,几乎囊括了现代隐逸的各种形式。他＂隐于自然＂,认为欣赏自然,欣赏山水,就是人与万物调和,人与宇宙合一的一种谐合作用。他＂隐于酒色＂,几乎把＂酒色＂当成了他的精神家园。他＂隐于书斋＂,读书、买书、藏书、著书成为他终其一生的爱好。他＂隐于宗教＂,作品中时时流露出淡泊出世、放达超俗的佛道意识。他＂隐于死亡＂,在＂杀身成仁＂的民族大义中实现了生命的完满与超越。在郁达夫的＂隐逸＂中,＂隐于自然＂和＂隐于酒色＂是其最突出的表现。爱欲和自然构成了郁达夫小说中人物生命的两极。     

刘因研究三题

刘因是元初著名的学者和诗人,在元初声名很大,理学和诗歌创作都有一定成就,尤其是他的诗歌创作,颇为改变了元初诗坛的平庸局面,为时人所推崇.但后世研究者历来偏重元代戏曲,对元诗的研究很少,刘因更是无人论及,资料也很不充足。现代台湾有人曾作过一些研究,所憾不能见到.对刘因的研究,除填补一些空白外,还有助于我们了解自元好问以后诗歌在元初的发展趋向,以及当时特殊政治经济条件下文人们的创作心态.本文分《刘因行年考略》、《刘因世界观及其文化心态》、     

刘因生平思想考辨

刘因是元代重要思想家,与许衡、吴澄齐名。元明清的学者对刘因是比较重视的,有关著述不少。如元苏天爵曾撰《静修先生刘公墓表》,《元史》有《刘因传》,《宋元学案》有《静修学案》,明清之际的学者孙奇逢对刘因更是十分推崇。刘因的文集也一再翻刻。但解放以来,学术界对元代思想的研究较少,刘因的名字便也不大为人所知。近年来,有关元代和刘因的文章和专著多了起来,填补了这个空白,引起了人们的很大兴趣。但是,关于刘因的生平及思想,说法上还颇有出入,有待进一步研究。本文特就几个问题谈点浅见。     

隐逸:仕途憧憬的逆向缓冲--唐末诗人的隐居与诗歌创作

隐逸是唐末诗人的生存状态之一 ,由于时代不同 ,他们的隐逸方式也各具特色 ,在隐逸中表现了不同的思想感情。隐逸对唐末诗人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使他们的作品在思想和艺术等方面均表现出不同的特色。     

论朱敦儒的晚期隐逸词

朱敦儒是以隐逸词人“世外希真”扬名于世的①。一部《樵歌》正为其隐逸风致写照。朱敦儒先后曾有过两次隐居生活,南渡前隐于洛川,致仕后隐于嘉禾。与此相适应,他的隐逸词也可以分作早期隐逸词和晚期隐逸词。不过,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讲,他的晚期作品都大大超过他的早期作品。本文试对他的晚期隐逸词作一论述。     

论阮籍、嵇康的隐逸诗

魏末阮籍、嵇康处于全身远害的忧患心理状态之下,在诗歌中大量抒发了渴望隐逸的思想感情,因此,表现出由忧患避世到企慕隐逸的思想发展轨迹。但由于他们企慕隐逸此时只是存在于思想层面,诗人并未真正归隐山林,因此以隐逸缘由叙述与希企隐逸的志向表述为主要结构模式,由于性格、观念的不同,他们的隐逸诗中意象、情感也分别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试论王维诗歌的表情特点

诗和画是两个不同的艺术品种,但王维的诗和他自己的画在美学风貌上却显示出异常鲜明的一致性。就情感内容而言,他的诗同他的画一样,经常表现出一种清幽静穆、飘缈空灵的境界和恬淡闲适,与世无争的隐逸情趣。     

周履靖词曲创作比较论

周履靖是晚明时期所学甚杂的通才型文士，也是典型的“山人型”作家。他词曲兼作，其词作多一词一调之举，表现出乐于尝试不同调式的浓厚兴趣；但却对《渔歌子》一调有大量填制，这与他渴望隐逸山林、啸傲江湖的志趣相关。周履靖在散曲创作中几乎专作南曲套数，且多歌咏隐逸之乐，与词中主要题材内容相一致。因受明代曲体词化与词体曲化风习的浸渍，周履靖词曲的主体风格一同呈现出“清疏”的特征。无论从题材内容方面还是从审美风格方面看，周履靖的词曲创作都表现出一种趋同性特征，这与晚明词曲二体总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     

论郝经的文学成就和地位

郝经(1223——1275),字伯常,元代泽州陵川(今山西陵川)人。他是元初重要文臣和诗文作家,但是在我们几部权威性文学史著作中,都不被提及。他的文学成就和文学史地位,实际被抹煞了。笔者认为,这有失客观公允。而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却不单纯是文学方面的,它还关联着深广的历史文化原因,也可以说这里存在着一个误区。因此这个问题很有深入探讨的必要。如果说存在一个误区,那么它的性质是什么呢?我以为是在民族问题上的评价失误,由此影响到文学的取舍。在那几部权威性文学史中,元初文坛的代表人物是刘因和赵孟(?)。刘因和赵孟     

中国的隐逸文化

正在中国的文化体系中,隐逸文化时常通过借用渔樵题材在绘画中来表现,指向那些悠游于自然山水之间、与万物冥合远离人世纷扰的理想生活状态,这一点我们在中国绘画史中不难发现。通过渔樵这一形象(尤以渔纹最为多见)来表达一种隐逸情怀,通常以作垂钓状的渔父或作捕鱼状的渔夫来体现,他所连带的想像总是那样另人心驰神往,简直成为了隐士的代名词。     

元初北方理学流衍与士人遭际——以许衡、刘因比较研究为代表

并称为元初北方两大儒的许衡和刘因,面对开始在北方中原地区广泛传播的程朱理学,都以开放的姿态予以接受,但具体方式有别,正典型表现了理学北传过程中北方士人对新的学术思想采取的两种不同态度.同时,许衡、刘因二人在出处辞受之际的经历,与大蒙古国及元初政治形势紧密相关,代表了元初北方士人升降浮沉的命运.     

从陶渊明的归隐看魏晋士人的价值观

陶渊明是我国东晋末年的一位伟大诗人。他的诗歌以真挚、自然、平淡的艺术风格被后人交口称赞。钟嵘在《诗品》中称陶诗“笃意真古”,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陶诗“质而自然”,胡应麟在《诗薮》中称陶诗为“开千古平淡之宗”。然而,人们皆知陶渊明不仅是一位诗人,而且还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大隐士。正因为他过着真正的隐逸生活,又是一位大诗人,所以钟嵘在《诗品》中又称他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如何正确看待王维的隐逸思想

从王维及第之前、贬济期间、任右拾遗前与知南选后四个阶段，可以全面具体地勾勒出他隐逸念头表露的过程及隐逸行为出现的轨迹。隐逸思想几乎贯穿了王维的一生。而儒、道、释三教思想对王维隐逸思想的形成虽呈多元状态，却不表现出阶段性，它们都一以贯之对王维隐逸思想起着作用。对王维隐逸思想应作历史的、具体的分析，不能概之以消极避世。他半官半隐期间，并非万事不关心，亦并非与世隔绝，而是用世之心始终未泯灭，始终坚持儒家“施仁布义，治国济人”的政治理想。当然，王维隐逸思想中的消极因素及阴暗面，我们也要历史地看待。     

试论隐逸文化视域中的齐文化

就齐文化所独具的内涵而言,它跟隐逸文化有冲突的地方,但隐逸文化在齐文化史上却并没有因此而消亡.齐文化中的隐逸文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齐人豁达和不拘泥的民风,使之能够对古代中国士人均面临的仕与隐的问题做出自如选择;二是在齐地尤其发达并进而影响到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方术神仙之说,对齐地隐逸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作用明显.这既是在看似与隐逸文化相冲突的齐文化中却又能够产生出隐逸文化的原因所在,同时也是齐文化对中华隐逸文化的最大贡献.     

“懒云窝”里的“多余人”——阿里西瑛论

阿里西瑛是元代中后期散曲作家,他仅有的几支散曲,反映出丰富的思想状态及其存在方式。有别于元代文人的隐逸主调,西瑛的曲作表现出对隐逸身份的废置,以及友朋唱答与寄意山水等体现隐逸情趣的生存方式的弃置。这种多余人式的存在,与俄罗斯多余人形象相较,体现出两种不同的文化差异。     

论左思的隐逸思想及其思想文化史意义

西晋诗人左思思想中始终存在着隐逸避世成分,隐逸思想随着他的生存处境的变化、人生参悟的不断深化而逐渐增强,左思的隐逸思想在中古思想文化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     

隐逸文化与先秦诸子文化之关系略论

我们认为,正是在分外关注人际、人事这一传统特色上,隐逸文化与先秦诸子文化契合一致。而就历史发展阶段而言,宽泛意义上的隐逸文化,自始起即表现为对现实人事的关注,至先秦时期,诸子纷纷讨论、总结了隐逸文化中的这一人事人生内容,并在此点上呈现为不同的面貌和形态。由此意义上讲,它既表现了诸子(即士)文化对隐逸文化的广泛继承,同时又标志着狭义的隐逸文化的正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