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与信仰之间:教会大学的两难处境(1922-1951)——以华中大学为中心

1922年兴起的非基督教运动和1924年兴起的收回教育权运动,对教会大学的基督教信仰提出了严重的挑战.自此,教会大学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与信仰之间的巨大张力.为了缓解这种张力,教会大学一方面调整办学目标以适应中国政府和社会的要求,另一方面却在一定的范围内坚守基督教的办学方针.华中大学在此两难处境中的调适与努力,折射出教会大学与政府之间的微妙关系.     

基督教在中国的身体规训——以太平天国为例

基督教的身体观中蕴含着对身体规训的意味.洪秀全受基督教启发而创立拜上帝教,后又利用宗教建立并治理太平天国,所以基督教对天平天国的意义非同寻常.洪秀全利用基督教的教义和经典,以其身体观和身体规训为典范,对统治区内的身体进行各种规训,以此作为治理太平天国的一种方式.太平天国运动以后,基督教对中国民众的身体规训仍然在继续,并且逐渐由被动变为主动,进而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积极地影响.     

民国教会大学法律教育的生长及其影响——以东吴大学、燕京大学和震旦大学为中心

民国社会经历了一个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即使是当时来华传教士的教育活动也不可避免地被纳入了这一历史进程.由于中国特定的国情,民国教会大学法律教育形成了独立于中国官办和私立新式法律教育的另一个系列的法律教育,并在理论与实践的矛盾运动中表现出了鲜明的特征.从社会转型的视角考察,西方教会学校在中国不仅负有“破坏性的使命”,而且也不自觉地承担起了“建设性的使命”.     

基督教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嬗变——对全球化背景下基督教发展趋势的考察

本文认为,当今时代,虽然“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势不可挡,经济、法律、政治的全球化方兴未艾,但“文化的全球化”将是个例外。因为“全球化”意味着“一体化”,而试图以文化的“一体化”与“单一化”取代文化的多元并存与共同发展将是不明智的,也是不可能的。在此意义上,作为西方文化的核心内容且在今天处于强势地位的基督教,在其全球范围内尤其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应该积极推进其“处境化”、“世俗化”和“共生化”的历史进程,以期达到与其他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的融会贯通、共生共荣,从而顺利地传播其福音。     

宗教的力量:通向心灵重塑之路——以基督教在近代中韩两国的传播为讨论中心

宗教的精神力量及在思想上对人们的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结合近代以来基督教在中韩两国的传播实践,我们可以看出,基督教有助于人类精神世界的重建,并从思想上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而宗教的思想力量与近代民族意识的糅合,则使基督教在中韩两国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马克思社会有机体思想地位新探——以思想形成史为中心的考察

马克思社会有机体思想具有重要而独立的学术价值。从思想形成史角度看,马克思社会有机体思想源于对黑格尔国家有机体思想的批判和超越。马克思和黑格尔都正确地关注到现代世界中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分离这一最根本问题,黑格尔诉诸外部力量,希望以国家统摄市民社会,使其不致分离,形成国家有机体思想。马克思则批判黑格尔“国家有机体”的神秘主义倾向没有真正解决问题。马克思从市民社会本身入手,认为社会本身就应当是有机体,并从要素、结构、动力等角度分析了一般性社会有机体和资本主义社会有机体。在此基础上,马克思阐述了未来社会有机体即自由人联合体的总体原则和实现根基,回应了现代世界最根本的问题,构成了马克思社会有机体思想的实践旨归。马克思以回应现代世界最根本问题为理论主题、以解密社会有机体为理论任务,取得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理论成果。     

“造社会”与社会改造——以五四前后傅斯年的思想为中心

在五四前后兴起的社会改造思潮中,傅斯年另辟蹊径,提出中国有"群众"而无"社会",社会改造的关键在"无中生有地造社会","造有组织的社会"。傅氏的"造社会"论揭示晚清以来国人对于现代"社会"的观念认识并不清晰,社团实践亦存在根本缺陷,"造社会"可谓正本清源。五四前后亦有不少人从组织的角度探讨社会改造的途径,但如傅斯年那样注重个性与社会责任心统一,注重理想类型的社会组织建设的思想并不多见。在五四后特殊的时代环境中,应有的社会改造、社会建设事业被社会革命所压倒,一度中断。故五四之际傅斯年的"造社会"论依然可以成为我们今日讨论社会建设问题的起点。     

人民公社体制下的国家权力实践研究——以湖南省攸县为个案

人民公社时期,公社体制通过运动式动员、仪式化运作、强制性资源吸取等途径和渠道,实现了农村社会的重组和根本改造。党政权力高度集中的运作模式,严重影响着攸县农村经济水平的提高和社会关系的和谐发展。公社体制解体前夕,攸县农村基层干部思想上的混乱化、行为上的自利化倾向,是公社体制弊端和不足的充分显现。     

禅宗与基督教的自我意识比较——以慧能和克尔凯郭尔为例

作为东西方有代表性的宗教,禅宗和基督教对自我意识各有不同的看法。慧能的禅学和克尔凯郭尔的哲学分别体现了这一点。前者主张顿悟、“人佛不二”和超度,后者则强调“信仰的跳跃”、“人与神的本质差异”和拯救。这两种自我意识既相互对立、相互冲突,又相互平衡、相互解构。为了适应当今全球化迅速发展的形势,应当建立一种超越东西方各自局限性的新的自我意识。     

天下论——以天下的社会涵义为中心

周人创生的新天道观,将神秘的天命还原为民意、民心,成为以后儒家民本政治思想的张本,并最终形成以民众/民心和声教/礼义为主要内涵的"天下"范畴体系,对应于或者相当于今日的"社会"概念.天下作为民众/民心的体现,声教/礼义的载体,保证全体社会成员福祉的公共领域,被视为人类社会组织中最大、最高的单位,代表着社会理想、伦理价值的文化道德空间.大一统中华帝国的民族认同和政治认同,都是以声教/礼义即文化认同为先导、为基础的.天下所体现出的公共性、文化性、道德性乃至超越性,使她在价值判断上优先于国家,并成为政治权力正当性、合法性的本源.     

从士人社会到市民社会——以都城社会的考察为中心

城市人口结构与主体人群的变化,是唐宋时期城市社会发展变化的最重要和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从士人社会到市民社会的转型,是我们在研究唐宋城市社会时值得重视和深入探讨的问题。这一时期城市社会的显著变化是有目共睹的,虽然没有酝酿和诞生如欧洲从中世纪走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市民阶层,他们主导了此后欧洲的发展趋势,引领欧洲社会步入资本主义的轨道,但形成了城市社会的主体阶层——具有中国特色的市民,通过对城市居民称谓的变化、城市居民主体的变化以及城市社会重心的下移的探讨,可以使我们对城市社会转型有更深刻的认识。     

街:城市社会的舞台——以唐长安城为中心

唐长安外郭城主干街道具有流动性、延伸性、开放性、公共性、公众性等特点,以及宣示、警示、炫示、舆论与信息传播多项政治与社会功能,是当时城市生活的重要舞台。在坊市制向街市制演变的历史过程中,街以其独具的特性,在城市社会变迁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社会力量参与的大学生社会化途径——以重庆市社会实践为例

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是大学生顺利完成现阶段社会化的关键途径,本文作者在实际学生工作中发现由于社会力量的缺失,部分大学生社会化陷入困境,而大学生群体能否顺利实现社会化决定了社会能否顺利转型.重庆市“六个一”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是由当地政府利用行政力量集合社会资源对当地大学生实施社会化帮助行为,从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社会化过程中大学生对社会资源使用能力的不足,作者对参与此项活动的各种社会力量进行了分析,强调了社会参与对大学生社会化质量的决定性意义,并建议国家从战略的高度,建立长效机制,促进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到大学生社会化过程之中.     

社会风险分配失衡的社会资本矫正——以法理型社会资本培育为中心

社会风险的矫正分配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与现实依据,而社会资本在社会风险矫正分配方面具有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不可替代的优势.从法哲学角度可将社会资本区分为伦理型社会资本和法理型社会资本,伦理型社会资本的弊端决定其式微之必然走向,而法理型社会资本符合法治国家整体和长远利益的需要.法理型社会资本培育既要考虑宏观的基础性制度建构,又要注重微观的自组织发展和正当程序设计,还要考虑主流法律价值的弘扬.     

基督教的政治学"启蒙"——以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在中世纪的传播为例

13世纪,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被译为拉丁语并传至西欧标志着基督教神学观与古希腊自然政治观的交锋.依据对《政治学》的不同立场,基督教会内部可划分为调和与改造派、论战派及应用派.各派都继承了源自这一著作的诸多观念,如自然主义国家观、优良政体、法及公民的概念等,旨在消解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带来的威胁,将其融入基督教神学,以调和理性与信仰.这间接促进了《政治学》的传播.基督教会成为传播亚里士多德学说的先锋和当时西欧先进思想的引领者,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基督教固有的认知.     

在法治中国理念引领下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以纠纷的解决为中心

当前我国的社会矛盾主要包括公权侵害私权引发的社会矛盾、私权纠纷引发的社会矛盾、社会权保障缺失引发的社会矛盾。在社会治理体制创新领域,社会重构模式与社会治理模式并举,价值取向存在差异,制度性摩擦初现端倪,包容性体制尚未建立,法治中国理念的引领功能被提到突出位置。在治理工具的选择上,尚未出现理性自觉的选择谱系。在多元社会纠纷的解决方案中,不同制度的效力范围与位阶尚未厘清,制度选择出现了功能错位现象。审判制度的权威被制度化消解、合意制度被泛化使用、信访制度出现自反性困境,为解决社会矛盾的制度选择引发了次生社会矛盾,亟须在法治中国理念引领下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早期全真道社会思想的演变及其原因初探——以王重阳、丘处机为中心

全真道社会思想的核心,是关于世俗社会生活在全真成仙过程中的价值问题.王重阳创立全真道之初,将世俗社会生活与全真成仙的宗教目标相对立,完全否定世俗社会生活在全真成仙过程中的价值,其社会思想具有明显的出世特征.而至丘处机执掌全真道时,突出强调"外日用"在全真成仙过程中的重要性,认为参与符合儒家伦理规范要求的各种社会活动有助于修行者积累福行,为证道成仙奠定基础,其社会思想有着鲜明的积极入世特点.全真道社会思想之所以会发生这种变化,有三个方面的原因:时势的变化及全真道主动适应这一变化使然,入宋以后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文化发展大势使然,统治者与官僚阶层的推动使然.     

科举与社会分层之相互关系——以明代为中心的考察

以明代科举制为例,文章从科举的内容、影响范围和考试程序三方面的分析入手,探讨了科举对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影响,认为科举不但不能消解社会等级阶层,反而会以其极强的操作优势成为维护既有社会分层秩序稳定性和柔韧性的最有效方式。     

人本主义与宗教有神论的比较研究——以唯意志主义、儒学和基督教为例

本文以唯意志主义、儒学和基督教为例，对人本主义和宗教有神论作了比较研究，认为人本主义和宗教有神论各有利弊，超越两者之间的对立将是未来人类文化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