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队与肯尼迪政府的冷战战略

和平队是肯尼迪对第三世界国家“新边疆”外交的重要标志 ,它是肯尼迪冷战思维的产物 ,同时也是美国对社会主义阵营冷战的重要工具 ,它体现了肯尼迪对第三世界政策的调整 ,在改变美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形象和向发展中国家输出美国价值观念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与肯尼迪政府的南亚战略计划

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爆发后,肯尼迪政府立即给印度以政治军事上的紧急支持和援助。这是美国冷战思维下的本能反应。其后,随着冲突的很快平息,在较为长期的对印援助和南亚战略计划问题上,肯尼迪政府趋于冷静和理性,要求印巴首先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在南亚建立针对中国的"联合防御体系"。由于美英之间的矛盾、美国分裂中苏的政策、巴中关系以及印巴关系的互动等因素的影响,肯尼迪政府的这一计划最终落空。     

肯尼迪个人因素对美国政府对外政策的影响——以古巴导弹危机为例

冷战时期,东西方两大阵营激烈对抗。美国作为二战后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强国,其外交政策对整个世界格局有着深刻的影响。肯尼迪,作为美国第35任总统,在任期间历经影响东西方世界的重大事件—古巴导弹危机。这一时期美国的对外政策不可避免地印有肯尼迪个人因素影响的烙印。     

简论肯尼迪政府对古巴的隐蔽行动计划

隐蔽行动是冷战时期美国政府为实现自己意图经常使用的一种手段.在肯尼迪任内,这一手法在古巴、越南等地得到了充分利用.第三世界成为美国隐蔽行动的试验场.1961年4月美国策划的猪湾入侵失败后,美国决策者并没有从中汲取应有的教训,及时地调整对古巴的政策,而是变本加厉,寄希望于通过隐蔽行动来达到推翻古巴革命政府的意图.但是,由于这一行动计划包含着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美国的图谋没有取得成功.美国对古巴的隐蔽行动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促使古巴与苏联的进一步接近,从而为古巴导弹危机这一冷战时期美苏之间最危险的核对抗埋下了伏笔.从根本上说,古巴导弹危机的发生源于美国对古巴的敌视.     

肯尼迪政府与1962年的中印边界冲突

肯尼迪政府上台后调整美国的南亚政策 ,在提供大量援助的同时 ,美国怂恿尼赫鲁政府在中印边界采取军事冒险政策。在 1 962年中印边界冲突时期 ,美国认为这场冲突为遏制中国提供了良机 ,它能够改变印度的不结盟政策 ,在南亚建立针对中国的“联合防御体系”。尽管美印双方在对付中国方面密切合作 ,美国的战略目标却没有实现。由于英国的坚持 ,肯尼迪政府未能向印度提供大规模的长期军事援助。美国力图加深中苏分裂 ,然而这一方针又与其南亚政策存在着矛盾。肯尼迪政府在冲突中卷入很深 ,但它对该地区的战略形势没有产生多少影响。     

自由国际主义对后冷战时代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自由国际主义是对后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政策有着巨大影响的一种意识形态、国际秩序主张和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在不同时期,自由国际主义及其各项分支流派和理论,例如温和派和激进派,通过"旋转门"机制对冷战结束以来的美国历届政府的对外政策纲领和议程,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总体上,自由国际主义始终有着两面性,包括温和派和激进派的共识与分歧,以及扩张和参与两种政策孰重孰轻.     

试析美国“政治战”缘何回归

"政治战"的实践和理论由来已久,曾是冷战期间美主要对外政策工具,冷战后美基于对世界形势的判断降低了政治战的调用和投入。当前,随着美对华政策发生重大调整,以美兰德公司为代表的国家智库和多个研究机构连续推出研究报告,积极鼓动特朗普政府重拾冷战工具,对中俄等国发动"政治战",以维护美国利益和价值,值得密切关注。     

里根时代美国“人权外交”政策的特征

"人权外交"是美国历届政府对外政策的一项重要议事日程.里根政府时期,该政策有着理论的传承性、标准的双重性、手段的多样性和内容的狭隘性四个明显的特征.里根时代是美国"人权外交"的成熟阶段,它既是对卡特政府"人权外交"政策的继承与超越,并对冷战后该政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论后冷战时期东亚共同体的可行性

二战后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曾给东亚的历史进程造成不利的后果,但冷战也为东亚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在冷战背景下东亚地区构筑了趋同的政治体制即中央集权,同时在这一体制下该地区又形成了相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如政府主导的外向型经济;后冷战时期美国在东亚的影响力减弱,美国在东亚地缘经济中出现被边缘化的趋势,东亚经济的地缘一体化趋势增强。冷战时期东亚形成的共同政治体制和经济模式以及后冷战时期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强化,为东亚共同体的最终实现创造了良好的历史基础。     

论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政府对中国的"微开门"政策

60年代 ,肯尼迪政府上台后 ,美国曾对中国实施过所谓“微开门 (keepthedoorajar)”的政策。这是一个被史学家忽视的问题。与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对华政策相比 ,肯尼迪政府的这一政策是相对中立的。其主要内容有 :认可中国的现实存在 ;主张降低敌对 ,尝试“接触” ;除了“遏制”外 ,还对中国施加“引导”策略。本文利用美国外交档案文件 ,对这一政策的形成过程、特点、提出的原因以及实施情况等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威慑理论的发展与评析

随着核武器的出现和冷战的开始,威慑作为一种系统的战略理论和主导性国家战略,开始进入研究与应用的黄金时期。在冷战的40余年里,威慑理论成为美国政府制定防务政策和军事战略的基石,迄今仍是美国制定冷战后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指导理论。冷战后国际安全威胁的多样性和威慑对象的不确定性对威慑理论研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利益集团如何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

冷战后 ,中美关系波折不断。其中 ,美国的利益集团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例如 ,利益集团影响其政府对中国在最惠国待遇问题上的制定 ;影响其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等。深入剖析利益集团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美国的对华政策     

冷战结束的理论冲击——回顾国际关系理论界有关“冷战缘何结束”的争论

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的结束不仅改变了国际格局,也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造成了巨大冲击。以沃尔兹结构现实主义为首的诸多国际关系理论在预测冷战结局时集体失灵,使得理论界在冷战后进入了迷思破裂后的彷徨期。在美国学者们关于冷战如何结束的研究中,以沃尔弗斯为代表的物质主义者们和克莱默、英格里斯等为代表的观念主义者们进行了持续的论争,使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得到了丰富。另一方面,以加迪斯为首的历史学家们借理论预测失准之机,对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的科学化趋势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对冷战结束前夜对未来的种种理论预测、物质主义者和观念主义者的论战、历史主义者和国际关系理论家们的论战分别进行了回顾、梳理和评论的基础上,能够得出有关未来的国际关系理论应如何建设的某些启示。     

新冷战思维下美国大政府趋势及对中国的影响

奥巴马上台以来,针对长期以来"撒切尔-里根"自由放任政策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对"划桨不如掌舵"等新公共管理理论进行反思,重提老罗斯福当年的"新国家主义"主张,倡导大政府政策,加大政府对经济社会的干预力度。在此背景下,打出"改变"竞选纲领的奥巴马致力于实行大政府的政策模式,以提高医疗教育保障、提高家庭收入,减少社会不公平的程度。与此同时,奥巴马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政策蕴含着日益增加的对华遏制思想,美国的新冷战思维日益成熟并发挥作用。当奥巴马政府的大政府变革趋势与新冷战思维扭曲地交织在一起时,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制衡政策将更加清晰。     

战后初期美国对危地马拉的两次秘密行动

冷战初期,美国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将有民主化进程的危地马拉阿本斯政府视为苏联共产主义势力在该国的扩张,欲将之除去。通过两次秘密行动,采取外交压力和心理战相结合的手段,最终推翻了危地马拉的民选政府,这也成为美国今后在拉丁美洲干涉别国内政的一种模式和手段。     

"东方主义"与后冷战时期美国的"中国威胁论"

“权力话语方式”是萨义德所称的“东方主义”的含义之一。后冷战时期美国的“中国威胁论”——一个作为整体的有关“中国威胁”的理论和“话语体系”,是长久以来美国的“东方主义”的一部分。敌对的“二元对立式的”世界观和对至上权力的追求从深层次解释了后冷战时代美国出现鼓吹“中国威胁论”的原因     

冷战后的美国和亚太多边安全——从老布什政府到小布什政府

冷战时期,美国在亚太地区主要通过单边军事力量部署和双边安全安排这两种方式来维持其安全存在.冷战后,美国出于对亚太地区多边安全的需求,积极参与和创设多边安全安排,以借助其它国家的力量来共同应对安全威胁.受美国国内党派政治的影响,在不同政府时期,美国对待亚太多边安全的态度和行为有不同的表现.无论是谁执政,美国一直将促进亚太地区的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作为其单边军事存在和双边安全同盟的补充性手段.     

朝鲜战争后日本经济崛起的冷战性分析

朝鲜战争后,因特需订单高涨,日本经济再次面临经济危机的危险,而朝战后的东亚冷战拯救并复兴了日本经济。朝鲜战争后为实施东亚冷战战略,华盛顿向日本开放美国市场,对日本产品实施零关税。美国支持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加入科伦坡计划,通过与欧洲多国签订三边协定,帮助日本重返国际经济体系。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获取特别是美国、东南亚、欧洲市场的进入为日本实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创造了条件。东亚冷战背景和美国的远东战略为日本实施"经济立国"和"经济外交"创造了绝佳条件,美国的东亚冷战思维也希望日本能够成为一个地区强国协助美国实现远东冷战的目的。美国东亚冷战的历史性"恩赐"使日本能够幸运地搭上美国的东亚冷战战车,日本也在1967年迅速实现了经济的起飞。     

美国南海政策对华制衡强度变化的动因探究

本文在局部拓展权力转移理论的基础上,形成解释美国南海政策对华制衡强度变化动因的理论框架。文章提出,在南海权力有限转移阶段,“菲律宾或越南成为制华责任承担者的意愿”是美国南海政策对华制衡强度变化的关键影响因素。文章援引奥巴马和特朗普政府的南海政策作为验证案例,证明菲越成为制华责任承担者的意愿从“积极”向“减弱”转变,以及从“减弱”到“积极”再到“缺乏”转变,导致奥巴马政府南海政策的对华制衡强度增强,以及特朗普政府南海政策的对华制衡强度下降后升级。基于该理论框架,本文判断拜登政府南海政策的对华制衡强度较特朗普政府中后期有所降级,尚未滑向冷战的战略轨道。     

美国在印尼非殖民化过程中的政策变化及作用分析

按照战时美国关于印尼的计划,荷兰将有序地恢复其殖民统治,并指导印尼渐进地获得独立。但是,战后印尼民族主义者没有遵循美国所设想的非殖民化道路,而是建立起一个稳定的共和国政权。在荷兰与印尼冲突开始后,美国政府起初希望采取中立政策,以避开尴尬的非殖民化问题。但随着印尼局势的日益恶化,尤其是"茉莉芬事件"后,印尼共和国的反共倾向符合美国在东南亚的利益,而荷兰顽固的殖民政策已经威胁到美国战后外交政策目标的实现,美国最终选择了支持印尼走向非殖民化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