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解读：怎样帮助返乡农民工寻找就业机会

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就业问题显得比以往更加重要。而在就业问题上。农民工这个特殊群体尤其受人关注。据相关统计,在我国2．3亿农民工中,像“候鸟”一样迁徙的外出务工人员约有1．3亿。这一庞大的就业群体将流向何方？如何帮助他们解决重新就业问题,专家给出不少建议。     

幸福指数：凸显以人为本的发展观

幸福指数是衡量社会和谐与否的重要指标，关注幸福指数是坚持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作为一种政策目标，幸福指数的提出和实施是对发展观的一次重大突破，它凸显出了发展观从传统到综合再到科学的不断跃迁，其政策意义主要体现在它是检测社会运转的“预警器”、社会发展的“风向标”、了解民众情绪波动和变化的“晴雨表”等方面。在理解上，应避免走入将幸福指数庸俗化、简单化、最大化、扩大化的认识误区。     

驶进居民家中的＂幸福列车＂

近年来，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山区鹞山社区以建立服务型、自治型和谐社区为目标，着力在居民服务和居民自治上下工夫。社区以党建为核心，将社区服务工作有效整合，打造“幸福列车”服务平台，精心设计了幸福列车民情传递、经济服务等10节“幸福车厢”。把幸福列车“开进”居民家中，不断提升居民幸福指数。     

论数学课堂上如何提升学生的幸福指数

幸福是人们对生活满意程度的一种主观感受,所谓“幸福指数”就是衡量这种情感的主关指标,也就是幸福感.当今社会的大背景是要构建和谐,提升全民的幸福指数,那么,课堂上如何提升学生的幸福那.文章主要从实行感性教学、创设自然的学习情境和注重学生自主性培养等三个方面来阐述课堂上如何提升学生的幸福指数.     

“幸福指数”：中国期待破解的新试题

国家统计局有关负责人近日向媒体表示,国家统计局正在制定国民幸福指数、人的全面发展指数和社会进步指数等统计指标,希望通过这些指数的每一个百分点的变化,反映出社会进步“惠及了群众,减少了对环境的牺牲”。这是中国政府权威部门首次把老百姓的“幸福指数”列为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将公民满意不满意、幸福不幸福作为检验政府工作和社会进步的终极标准。     

社会网络视野下的农民工研究现状述评

社会网络是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它为研究中国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提供空间和理论工具。国内学者就农民工群体的社会流动、社会支持、群体内部分化、群体意识形成等问题运用社会网络理论进行了深刻分析并取得很多成果。在对农民工自身的社会网络研究方面,学者们集中于对“关系强度”的理论运用、社会网络与信任的关系、以及社会网络建构规模等问题的研究。就国内学者在社会网络理论视野下研究的农民工问题成果进行文献述评,并指出其不足之处和今后研究的内容和方向。     

“幸福悖论”研究述评

经济财富增长而“幸福指数”却止步不前。为解释和解决这种“幸福悖论”,幸福经济学引入了适应水平、期望水平等一系列新理论。侧重幸福感问题的社会学研究者则倡导从“积极心理学”角度开发导向幸福的“激励因素”,主张将“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幸福”作为立法与立德的基础。不同学科的使命与问题意识不同,对“幸福悖论”的解释与解决存有显然的分歧,幸福悖论研究尚待深入和拓展。     

社区学校可以为农民工提供哪些技能培训

有资料显示,2011年,全国农民工逾2．5亿人,其中“8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约有1亿人,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60％。这一庞大的城市移民的主体,大都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住宿餐饮业、批发零售业等劳动密集行业就业;他们面临工资收入低、工作时间长、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缺失等种种窘况。今年,民政部出台《关于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意见》,     

“文化民生”让百姓更幸福

财富增长≠幸福感强近来,"幸福感","幸福指数"成了热门话题。学者理论分析"幸福",作家书写幸福,大众互相谈论生活的幸福与否。"让幸福飞","百姓幸福盼什么",是报刊媒介上时政、民生的主要版面内容。"让幸福来敲门"成了热播电视剧的剧名。今年两会期间,一些委员在谈论幸福的话题时,提出的"文化民生",文化提升百姓"幸福指数"的观点,同样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幸福指数"概念提出于20世纪70年代,来自不丹国王提出并实施的     

在温暖与忠诚之间挣扎的农民工＂临时夫妻＂

导读：国家统计局2013年5月27日发布的报告显示,2012年中国有超过1．6亿农民工外出打工。其中21岁到40岁的农民工比重超过54％。近期有媒体称,中国农民工“临时夫妻”的数量可能超过10万人。走出家门到大城市挣钱养家,是中国亿万农民工的选择。但由于各种因素,很多外出农民工无法携带家眷,致使夫妻二人长期分居。背井离乡的孤独,夫妻分居的煎熬,让不少人为了寻求心理与生理上的慰藉,自愿与人结成“临时夫妻”,组建起“临时家庭”。游走在伦理和法律边缘的“临时夫妻”,折射出农民工群体艰辛的生存状态,由此引发的经济纠纷、家庭破裂、违法犯罪等诸多社会问题,令人忧虑,亟待引起社会各界重视。本期“民生观察”,围绕这一话题集中刊发一组报道,敬请读者关注。     

后改革开放时代的农民工社保制度

后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 针对农民工缺少社会保障的现状,部分学者提出了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返乡”方案:将农民工纳入农村社会保障系统,加快改革、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这种保障模式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不具备可行性。要对农民工的基本生活起到真正的保障作用,“进城”更具现实意义,即采取灵活的分类分层原则把农民工群体逐步纳入到城镇社会保障网络中来,并试图以此为桥梁建立城乡一元化的社会保障体制。     

他拯救了一条“吸毒街”

陈军,广西柳州市一个普普通通的民警,用他的热忱和执着,把一条臭名远扬的“粉仔街”改造成了无毒街,在柳州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2005年8月30日,陈军荣获2003～2004年度“全国优秀人民警察”称号。     

刨造社区老人的“章福地带”——解读“幸福”锁金系列报道之二

9月11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城市论坛2007年北京峰会”上，玄武区提出的“南京和谐社区的幸福指数”做法，被正式确认为“2007年中国城市管理进步奖”全国十个获奖者之一。这既充分肯定了该区在和谐社区建设上取得的丰硕成果，更为和谐社区的建设提供了创新发展的强大动力。现在，让我们进一步走进“幸福指数”的发源地——锁金村街道，一同从细微处去感受街道居民的幸福生活。     

贵州省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 ——农民工经济透视

贵州省数百万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农民工经济”,产生了非常重大的直接经济效益,成为农民脱贫、增收、致富的最主要途径。2003年我省农民工144亿元的总收入,反映了种种重大经济价值———农民工经济已经成为贵州省“第一支柱产业”、效益最佳产业、最大的支农投入、农村“第一脱贫增收工程”、农村“第一民生工程”。集中到一点,农民工经济具有促进贵州农民迅速、大幅度增收的重要意义。     

进城农民工就业质量新指标体系的构建与测算

基于2005年和2010年的“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的大样本数据,构建一个包括5个维度指标和14个二级评价指标的就业质量新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进城农民工的就业质量状况进行了测算.结果发现,与2005年相比,2010年农民工就业质量状况有所改善,但就业质量水平依然不高;农民工的劳动权益保障状况十分堪忧,工作质量状况相对较差;随着年龄的增加,农民工就业质量指数总体上呈现出下降的趋势;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农民工就业质量指数总体上呈现出上升的趋势.     

武汉市“人民幸福城市”建设问题及对策研究

进入“十二五”时期以来,武汉市委市政府对于建设人民“幸福城市”的关注和推动力度不断加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为全体市民指明了建设“幸福武汉”的方向和路径.然而,目前武汉市“人民幸福城市”建设仍处于探索和起步阶段,依然面临着一些问题和困难,如居民收入和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偏低、公共服务和社会事业发展不够、城市的文明建设还有待加强等,制约着武汉市建设“人民幸福城市”的进程.为此,我们必须采取措施,消除影响市民“幸福指数”的不利因素,实现全体市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普遍感到生活更富足、社会更公平、城市更安宁、心情更愉悦、活得更有尊严,推进武汉市“人民幸福城市”建设.     

让群众唱民生工程的“主角”

现实生活中,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在解决民生问题方面上了很多项目,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效,可是群众并不买账。干部解决民生问题花了很多力气,“辛苦指数”上去了,但群众的“幸福指数”上不去,甚至有怨气,很让干部困惑、不解,出力不讨好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关于幸福研究的方法论分析--瞿秋白幸福探究的前提思考

波兰哲学家亚当?沙夫提出的“肯定的”与“否定的”幸福研究方法曾为学者们研究幸福提供重要理路,幸福与不幸也成为个人幸福探究的重要向度和尺标。马克思既从“幸福”的肯定方面出发阐释幸福,也从“幸福”的否定方面“不幸”出发来追求、实现幸福,这为从事个人幸福思想研究提供了必要的视角和思路。针对瞿秋白幸福研究的方法论战现象,以“疏离”为现实出发点,以疏离的“意识性转化”为实现路径,成为瞿秋白与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幸福研究的重要方法借鉴和理论依据。这不仅为全面认识诸家幸福思想提供导向,也为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幸福理论树立支杆,更为推进瞿秋白幸福思想研究———这一瞿秋白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趋势的理论新探索和再创新确立现实存在性和发展前瞻性的意义。     

社会法与和谐社会建设——山东省法学会社会法学研究会2007年学术研讨会述评

2007年5月25日至27日，山东省法学会社会法学研究会2007年学术研讨会在章丘市举行。来自北京、加拿大及山东各地的7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大会。与会代表围绕“和谐社会与社会法”、“农民工等特殊群体合法权益之保障”等议题进行了主题发言。笔者现将学者提交的学术论文和发言予以总结和评价。     

数字化时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双重鸿沟”与跨越

数字化时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乡城鸿沟演化成了乡城鸿沟和数字鸿沟的“双重鸿沟”。基于“双重鸿沟”的现实背景和框架分析了“数字鸿沟”引致的农民工“数字化贫困”及双重资本贫困对农民工市民化的阻尼效应。农民工由浅到深五个层级的“原生性数字鸿沟”会引发“衍生性数字鸿沟”,进而形成“数字化资本贫困”。“双重鸿沟”及“双重贫困”将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产生四个方面的阻尼效应，表现为劳动力就业市场上的分化效应、社会发展差异的强化效应、身份认同的排斥效应以及生活方式的固化效应。农民工“数字鸿沟”的跨越需要通过“架桥”联通工程、“搭梯”进阶工程、“填沟”托举工程、“善治”弥合工程和“赋能”助推工程，从数字化硬设施、软环境、培训、教育与赋能等方面组合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