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知行观的逻辑发展

汉代哲学，特别是汉代中国哲学的知行观，至今仍然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20世纪40年代初，赵纪彬先生著《中国知行学说简史》，于汉代叙述了古文经学派的“知之匪艰，行之推艰”说及扬雄、王充的知行学说。80年代初，方克立先生著《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规》，考证出“知之匪艰，行之推艰”说乃是先秦哲人就有的见解，于汉代仪叙述了董仲舒与王充的对立。上述两位著名学者的研究，虽然各有创获，但都未能使人看出汉代知行观的逻辑发展的轨迹。其实，汉代中国哲学知行观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汉代的许多哲人都继承了先秦诸子“以其道…     

毛泽东对杨昌济知行观的继承、超越和《实践论》的发表

(一) 杨昌济的知行观主要是在继承中国传统知行观的基础上形成的,他对宋时理学的唯心主义体系十分眼膺,《朱子语类》中“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的知行观和王阳明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思想对他影响很大,在这基础上,他融合了近代维新派人物谭嗣同等人的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家如康德的先验哲学而形成了自己的知行观。由于杨昌济既具有深厚的旧学根底,又出洋留学十年,具有丰富的“世界之智识”,故他能斟酌古今,权衡中外,“合东西两洋文明于一炉而冶之”,但其思想的主流仍是中学,是我国传统哲学的最后一位人物。主张“知先行后”、“知行并重”,一方面强调“知”,强调“知”对“行”的重大指导作用;另一方面,又不忽视“行”的意义,注重“行”的作用。认为“不重学问,不知学问之不讲,则力行只是盲行,行之愈大,则危险愈大。”[1]而“知”的重要性就在于指导“行”,“博学、深思,皆所以指导力行也”,“知则必行,不行则为徒知,言则必行,不行则为空言,……力行尤要,力行为目的”。因此,在杨昌济看来,博学、深思、力行三者不可偏废。     

王守仁“知行合一”说新探

王守仁是我国明代著名的哲学家。在他的著作中,有关知行关系问题的论述占有相当大的份量。他的这一学说曾在我国哲学史上独树一帜,影响深远,占有很突出的地位。如何分析和评价“知行合一”说,的确是我国哲学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王守仁的哲学思想,从总体上看,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无须疑问,但能不能由此而全盘否定“知行合一”说呢?我认为是不能的。在哲学史研究中,绝对的肯定和绝对的否定都是错误的。在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中,到底哪些是其精华,哪些是其糟粕,它在人类认识发展史上起过什么样的作用,等等,这些问题是值得我们进一步认真探讨的。我想就此谈点粗略的见解。一知行关系问题,是我国古代哲学中认识论方面的一个重要问题,它所要解决的乃是人们的认识、知识和人们的行动之间的关系问题。自春秋时期的伪《尚书·说命》第一次把知行作为一对哲学范畴,提出了“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命题之后,对我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到了宋明时期,知行关系问题成为哲学战线上激烈争论的中心问题之一,相继形成了一些较为系统的学说,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两宋时期程颐、朱熹的“知先行后”说和明代王守仁     

船山知行观与知行统一SSCI

知行关系是我国古典哲学中最重要的基本范畴之一．也是历代大哲尤其是宋明理学家最热心讨论的理论问题。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有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和程朱的“知先行后”说。而船山关于知行关系的理论．正是建立在对各种知行关系理论的批判继承基础之上的,在此过程中,船山对知与行的关系进行了新的深入的探讨,从而把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宋明理学与小说表现手法

理学的精神理念不仅深刻地存在于中国古代小说的思想内涵之中,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小说的艺术表现手法。由于几乎所有的作家都曾受到过理学的灌输,因此,他们的思维方式惊人地相似,其小说表现手段亦大同小异。理念先行与主题提前定位在理学诸多的哲学命题中,知与行是一对重要的范畴。知是道德知识,是主观性的,行是道德践履,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知行的讨论在宋代的理学中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程朱的知行观代表了宋儒对知行的基本看法。程颐曾用出门走路为例,表达了只有先知,然后才能行的观点。他在《论学篇》中说:“今有人欲之京师,必知所出之…     

对“物质无限可分”说的几点认识

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特别是在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寻找“自由夸克”的巨大困难,给“物质无限可分”这个哲学命题提出了新的挑战。我认为,“物质无限可分”说,并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首先提出的,它有一个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有各种不同的历史表现形态,而且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还必将获得新的发展,出现新的形式。(一)古代机械的无限可分说在哲学史上,最早明确提出物质无限可分思想的是古代的诡辩论学派。中国战国时代“合同异”派的首领惠施提出了“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庄子》·《天下》篇)这一命     

论庄子的诗意与审美的死亡观

庄子（约前369～前286年）无疑是中国文化思想史上最富想象力和浪漫情怀的哲学家和美学家。他以东方民族的诗性智慧作为自我的思维方式,超越了一般知识和形而上的逻辑限定,他的言说体现了汪洋辟阖的审美想象和玄妙抽象的哲学思辨的完美叠合。庄子思想是一株生命常绿的精神之树,随着新的文化语境诞生,后世释义者会因“效果历史”的不断生成的可能性去予以新的理解。本文试图阐释庄子思想的重要构成之一——诗意的与审美的死亡观。     

论东晋山水诗中的和谐追求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上的一个古老命题,与西方“天人相合”的观念不同,中国哲学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崇尚自然的道家哲学对此有较多论述。《庄子·知北游》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圣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圣人高出众人之处即是能顺应自然,取法于天。《庄子·齐物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正是“天人合一”理想境界的追求极致。这一哲学命题为中国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石,体现在东晋诗歌的山水审美中,这种“天人合一”的精神,更有一种动人的景象。     

论朱熹的理气观

理气观是宋明理学中的一个重要哲学范畴.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在中国当代哲学史上首次把“理”和“气”作为一对哲学范畴进行讨论,一方面以二程思想为基础具体详细地诠释了“理”论,另一方面吸取并改造了张载的“气”论,综合两家之学,对理与气、理与万物的关系作了较系统的论述,提出了“理一分殊”的理气观.此理气观在中国儒学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知行关系”的实践哲学阐释——纪念《实践论》发表80周年

《实践论》提出了广义的"实践"概念,但对实践概念的运用却是狭义的,即无产阶级实现自由解放的共产主义实践,具有鲜明的政治蕴含。狭义的实践属于实践哲学的"大"的认识过程,实践在其中处于生存性的本体论地位,克服了理论哲学从认识论解读"小"的认识过程而造成的知行二分困境。"大"的认识过程中的"知",既是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之"知",又是无产阶级理想信念之"知",为知行合一提供了"信仰"前提。《实践论》作为中国化的实践哲学,既实现了传统实践哲学现代化,又实现了马克思实践哲学的中国化,使其立足新的思维平台,进而超越了传统知行观。     

王阳明“知行合一”三指

“知行合一”可谓王阳明哲学中最难把握的一个命题,这不仅在于其提出角度的特殊性,而且在于其具体指谓的多意性。从王阳明的论述来看,它起码有三层涵义。 一、作为实践中知与行本然关系的描述:“知行本体” 在王阳明有关“知行合一”的论述中,提到最多且贯穿始终的一个概念就是“知行本体”。当王阳明“始论‘知行合一’”时,就“举知行本体证之五经诸子……”(《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二,《年谱一》。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以下引此书只注篇名。)此后,无论是“与徐爱论学”还是《答顾东桥书》,“知行本     

论庄子的语言观

庄子哲学有独特的魅力 ,这得益于他对语言的独特把握。他认为语言产生于人心 ,是“知”的表现 ;语言是一种工具 ,其功能是有限的。在语言理解上 ,应“不落言筌”、“得意忘言”。这对后世的哲学思想和文艺理论产生了很大影响。把庄子的语言观放到他的哲学背景中来考察 ,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展现庄学的特色     

庄子的死亡哲学

在中外哲学史上,死亡问题在哲学产生之初就是一个重要问题。庄子则是中国哲学史上死亡哲学研究的开创者。以往认为,庄子消极厌世,对人生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其实,庄子以“道”本体论解读死亡;将个人生死放在人类世代延续中进行思考;认为只有善待生命才能善待死亡,还提出了“心死”、“生亡”的死亡观。在庄子的思想中,唯有真正懂得生命的人,才能以正确的态度去对待死亡。反之,真正认清死亡的人,才能理解生命的价值。对死亡问题作哲学的理性思考,人生境界才能超越生命的自然意义。庄子沉思死亡哲学,是希望大家都能深入理解生命,理解生命才能把握生命,才能主宰生命,使自己真正成为生命的主人。     

穿越话语迷雾的身体性——庄子哲学的身体之维

学术界一般以“离形去知”、“人之无情”等言论及其众多身体残疾的智者形象为依据．认为庄子哲学是反对身体的“心灵学说”,否认庄子哲学的身体之维。事实上,庄子哲学的出发点正是从“生命为贵”、“真性情”及其“婴儿”情态作为庄子哲学的身体之维,创造出独具个性的生命哲学。     

略论庄学的诗化语言观

略论庄学的诗化语言观蔡报文对理性的超越必然导致对理性语言的超越，庄子哲学这一点上表现得极为鲜明。以往的一些学者在论述在学思想时虽然也曾注意到庄子的语言观，但都未能把庄子的“忘言”说与庄子的回归人之本性论联系起来，对《庄子》恣肆奇诡的文风仅从文章的修辞...     

船山知行观与知行统一

<正>知行关系是我国古典哲学中最重要的基本范畴之一,也是历代大哲尤其是宋明理学家最热心讨论的理论问题。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有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和程朱的"知先行后"说。而船山关于知行关系的理论,正是建立在对各种知行关系理论的批判继承基础之上的,在此过程中,船山对知与行的关系进行了新的深入的探讨,从而把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并     

《庄子》思想内容的再认识

鲁迅先生曾评价《庄子》:“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之。”这是从文学史的角度说的。《庄子》的思想内容怎么样呢?常能听到的多是“怪诞”、“唯心’的评价。但不管怎么说,无论是文学史上,还是哲学史上,《庄子》的地位都十分重要,对后世的影响也极为广泛深远。1987年夏,贵州人民出版社为弘扬民族文化,决定出版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庄子》为首选书目。承出版界同仁的厚爱,把《庄子全译》的工作交给了我,我又有了通读《庄子》的机会。现在《庄子全译》已经问世两年,其深邃玄妙的哲理,意气纵放的思辩,超然飘逸的意境,妙趣横生的旨趣,至今仍久久留存于心底,总想有机会把这次通读的感受再清理一下,用以就教于大方,讨论于广大读者。     

论《庄子&#183;人间世》中的“医门多疾”

作为喻辞的“医门多疾”在《人间世》中表达了颜回救国教民的急切之情和热忱之心。在庄子“剽剥儒墨”的思想语境下,“医门多疾”意在强调“知”的政治理性和入仕救民的直道精神。庄子在《人间世》的行文中对“医门多疾”进行分析和批驳,其蕴涵的思想观念、精神品格在庄子哲学中被一扫而空。     

连续性与时代性的贯通--读熊铁基等著《中国庄学史》

《庄子》是我国文学和哲学宝库中的不可多得的瑰宝奇葩。鲁迅先生曾评论道:“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庄子》的暗示性无边无涯,涵盖面无穷无尽,给人以广阔的想象空间,可以作出多重的、创造性的解读。其浪漫主义的手法,丰富多样、生动逼真的描写,辛辣讽刺的笔调,创造式的寓言,是我国文学史上不朽的源泉。庄子的精神,也正是中国艺术精神、中国美学精神与中国哲学精神。庄子的宇宙观(自然观)、认识论、人生观、道德观、政治观、社会历史观与庄子的哲学体系核心“道”紧密相联。庄子之真人、至人、神人、圣人,都是…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与“体究践履”

知行问题,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个古老的课题.历代哲学家对知行的含义及二者的关系,争论不休.宋代以后,理学家有关这个问题的探讨更是盛况空前.程朱把知看作独立于心之外的客观精神本体,把行看作人对客观精神本体的体验,提出“先知后行”的命题.“陆九渊将知从主观之外拉回主观之内,认为心即理,知就在人心中.不过,同程朱一样,他也认为知在先,行在后.王阳明是主观唯心主义者,他的知行观自然不同于程朱,然而也不同于陆九渊.他的主观唯心主义较之陆九渊更为彻底,不仅认为心即理,而且强调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他认为,陆九渊的知先后行论,将知与行划分为认识的两个阶段,有滑向心外有物、心外有理的危险.他认为,所谓知,就是人生而具有的良知;所谓行,就是去恶正心,回复良知.二者密不可分,即知即行,即行即知.二者是统一的,统一于良知本体,不存在知先行后或先行后知的问题,不可将知与行割裂.为此,他提出了“知行合一”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