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刘师培陈独秀人格说合论

清末民初,刘师培与陈独秀理性清算传统畸形人格,如鞭挞"清而不和"之徒和"雅人名士"逃避现实,"和而不清"之辈与同流合污者自甘堕落,国民爱国思想薄弱.同时,他们努力以学理构建近代理想人格,强调近代国民应具备积极入世、人格独立,自强不息、尚武善斗,秉持公理、道德优良,公私统一、家轻国重等品德.此外,还积极探索塑造人格之道,欲藉破"三纲之说"与老庄思想,融合中外文化,改造传统团体和加强修身与教育示范等途经以达到重塑近代理想人格之目的.     

严复与孙中山的伦理思想比较研究

深刻地比较严复和孙中山伦理思想的异同,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近代伦理的转型.在国民道德改造论上:严复和孙中山都对近代中国国民道德中的劣根性进行了历史性的反思,并积极寻求解决方案.但是二人改造国民道德劣根性的具体方案不尽相同,具体而言严复主要主张新民德,孙中山则主要主张启发国民心性等.在利己与利他论上:严复主张合理利己主义,孙中山主张利他主义.在中西文化合壁论上:严复和孙中山的伦理思想中都汲取了大量的中西文化资源,对中西道德资源都有着理性的认识,但是他们在中西文化合璧论的大的基础上也有一些不同.在中国伦理史上是严复开启了中西道德整合的宝贵尝试,孙中山深受其影响.     

近代贤母良妻与民初共和精神

民国初期,时人认识到诸多国民道德心薄弱,法律观念缺乏,国势趋入悲哀危险之境,主张改造腐陋家庭,以贤母良妻为直接救国手段.而理论上的近代贤母良妻乃中外思想之结晶,其基本清除了封建贤妻良母的弊端,是人格独立,才德兼备,肩负家庭与社会双重责任的新妇女形象.在近代民族主义话语下,它对共和精神的培育主要体现为利国、相夫与教子等方面.时人欲藉此塑造国民理想人格化解现实社会危机进而实现郅治.     

民初政治理想人格的时代重塑

民初谷钟秀等人以道德救亡为主旨,围绕理念上肯定道德对于民主共和的价值,理论上诠释道德因时更张与时俱进,目标上努力铸就共和道德精神,内涵上确立国民道德规范,方法上以重塑政治理想人格为要途等方面作了系统的理论诠释。此举与学理清算名实相悖、"官国"与"恶精神"、政治人格卑劣、社会人心颓废、社会思潮隳堕等弊害联系在一起,欲藉反省自爱、外在逼迫、示范作用、政治社会分离等方法以重铸近代政治理想人格,进而达到挽救民国危亡的目的。     

人格的“完美”与“完整”

我国传统理想人格追求人格的“完美” ,结果却违背初衷 ,葬送了国民的“精神家园”。本文提出完整人格 ,以人格的“完整”来归还本属于个人的人格完整性和生活的真实性 ,引领人们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 ;并主张完善人格 ,从完整人格升华到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人格。     

五十年中国国民人格演变轨迹——兼论中国革命道德与理想人格的塑造

新中国五十年 ,中国国民人格经历了传统依附人格、理想圣贤人格、现实边际人格和现代新型人格四个阶段。其中 ,理想人格的形成是将革命道德扩展到全社会的必然结果 ,是一种超现实的历史飞跃。对 5 0年中国国民人格的反省 ,有利于社会主义新型人格的创建 ,因为 ,社会的现代化首先是人格的现代化 ,以旧人到新人的飞跃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对国民人格的塑造既要合理引导 ,又不能超越现实     

民初知识界在基本权利价值上的更张与背离

民初时期,知识界对权利和自由有了显然不同于清末时期的理解和预想,一反全力拥戴的热情,转向多元甚至颠覆的情境,发生了价值上的更张和背离.无论从西方各国的强权还是从阶级的特权来论证权利是不平等和虚妄的,都将权利的实然依附在权力的强弱上；无论是把人人争权利、重私益当成一种道德沦丧还从“人格”高度来主张争自由,都将权利观念推入道德建构体系.经过了扬与弃,经过了筛与漏,权利和自由却沉沦到“为人所厌闻”的境况,着实值得反观和深思.     

陆贾新儒学“圣人”观探析

西汉初年重要的思想家、政论家陆贾在反秦,承秦,变秦的汉初国家政治学说铸造中,在君主权力论上主张“圣”即“君”、“君”即“圣”的“圣君”合一理论,使君主成为“圣化”的道德人格揩摸、思想文化“独断”者与政治军事的“独裁”者,以儒学“圣化”的道德人格与社会理论作为君主专制的工具,由此奠定以大一统君主专制为核心的内法外儒的汉代封建国家意识到封建政治学说,完成先秦儒、法诸家在汉代大一统时代的转变。     

国民观：从臣民观到公民观的桥梁——论中国近代的国民观

“国民”一词是清末知识分子从日本辗转假借而来的,其内涵深深地带着近代德国学派思想的痕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们的国民观念有机地融合了中国传统思想、不同时期的西方近代思想和日本近代思想,注重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并具有浓厚的道德主义和精英主义倾向。国民观念对清末时局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促进了近代中国人主体意识的初步觉醒。但民初宪政实践的失败促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对国民观进行反思。通过反思,他们认识到清末梁启超等人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只涉及到爱国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层面,而未能对儒家传统伦理价值观的核心,即“三纲五常”和家族主义思想进行批判,而这正是国民观念对民初乱局束手无策的根本原因。在对国民观的反思和对臣民观的更深入批判中,新文化知识分子萌生了对以个人为本位的公民观的向往。国民观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地位也同此而奠定：国民观是从臣民观念到公民观念的桥梁。     

论孔子君子人格的道德意蕴及其现实价值

孔子塑造的君子人格,是一种道德力量的人格。君子人格的道德意蕴:在义利关系上,君子"重义轻利"、"见利思义",体现了"义以为上"的道德情怀;在人际关系上,君子坚持"和为贵",体现了厚德载物的宽容美德;在人生态度上,君子崇尚自强不息精神,保持乐观进取的生活态度;在道德品质上,君子奉行"忠恕"之道,实现"仁"德;在道德实践上,君子恪守中庸之道,追求德行的完美;在道德境界上,君子注重自身修养,提升道德境界。君子人格的现实价值:有利于社会主义理想人格的塑造;有利于人们确立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论荀子德性自我价值实现层次的三重建构

在荀子的道德世界观中,身与心、欲与礼、德与伦始终处于内在的冲突之中,由于身性所具有的外在的倾向与外在的礼仪的实体分离与紧张,使苟子不同于孟子的心性之养,更不同于庄子以齐致和的成德之维,其修养的价值旨归在于成就德性自我,在礼义规范的认同、体验中确立个体人格的道德主体地位,而把外在的约束转化为内心的道德自觉,其基本原理是以心为知性主体通过辨、分的方式而识人心之蔽,而解蔽的过程意味着心能识道并积累经验不断地改造人的情性,产生正确的道德判断,作出适合的道德抉择,是与行、积、渐相始终的不断矫情化性、复反其初的德性自我迁化,是与外界的圣人人格境界为目标并在伪的道德实践中淬炼情性、化民成德的人格的自我提升和自我完善。     

陈独秀前期民主思想浅议

陈独秀试图在中国移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至少在政治、思想、社会三个层面上遭遇障碍,必须荡涤;其民主主张主要表现为:人权平等,人格独立,惟民主义,民治主义;其构建实施民主的途径和方案为:国民运动,地方自治和同业联合,法治国家,代议制和政党政治;其前期民主思想,也存在若干缺陷和不足.     

社会结构转型与国民人格塑造

国民人格即一个国家的公民所普遍具有的性格特征与精神品格 ,它与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和相互创造的本质联系 ,其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是实现社会结构现代化转型的核心内容与关键条件。自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现实国民人格发生了重大的积极变化 ,但在目前低能人格、双重人格、依附人格、片面人格、病态人格、从众人格、拜权人格现象仍大量存在 ,因而必须加以改造以促使其向着现代化方向转型。国民人格转型的目标模式是塑造国民理想人格 ,为此必须认清理想人格的目标模式与设计原则、建立理想人格的塑造体制与塑造机制以及改造现有文化教育体系。     

道德的向度：学衡派“德化天下”思想探析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道德伦理问题的讨论中,学衡派的“德化天下”思想独具特色。他们从人性二元论出发,将政治社会等问题化解为个人道德修养问题,强调德治、爱民以及行政者的人格垂范作用,进而改造国民的道德,缔造理想的国家与社会。他们的思考在一定程度上补救了新青年派之不足,有其特定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张载视域下的孔子

在张载的视域下,孔子固然为圣,但并非"生而知之"的"天纵之圣",而是"困而知之""蒙难正志,圣德日跻"的圣人.孔子成圣,是其道德日进所达到的最高境界,个人道德之美和社会教化之功是孔子圣人境界的两个维度,而"为去圣继绝学"的远大志向、"道不远人"的社会情怀、"抱道不易"的坚定信仰、"先事后得,先难后获"的道德原则,是孔子成圣的内在原因.孔子为去圣所继的"绝学",以"礼"为核心.虽然孔子不用于世,但他在文化、政治、教育上均有才能与贡献.张载对孔子人格的诠释意向,是张载将自我生命感受投放于孔子的人格映照,也是张载人格养成的理想基准、"以礼为教"主张的人格体现.     

儒家道家两种相反相成的治国思想

<正> 儒家与道家的“仁义”与“绝仁弃义”、“道之以德”与“上德不德”、“有为”与“无为”、选贤任能与“不上贤”等主张似乎针锋相对、势不两立,实际上却是相辅相成、殊途同归的。而且,相反者的仁、德、贤、为,还是更高层次的,真实而无伪的。一、“道之以德”与“上德不德”     

确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良心人格坐标

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开放实践使中国公众的道德观念发生了历史性变革,而社会的道德进步必然体现在具体道德个体身上。在个体道德实践上,良心与人格是两个最基本的尺度。本文以此为线索分析了良心与人格的含义与联系,并指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良心与人格坐标的基础和内容要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中的道德人格培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为道德人格培养提供了价值规范目标和丰富的精神食粮;健康良好的道德人格养成又有利于普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道德主体,在健全自身道德人格中应主动承担道德责任、积极追求善的道德生活、努力趋向完满人格和力争实现自我价值;作为社会,应为道德人格培养提供良好的道德选择环境,创设培养个体理性、自主性的道德判断和道德选择能力的教育,建立主观性与客观性相统一的道德行为评价体系.唯其如此,才能真正达到个体道德人格的培养与优化,才能真正实现全社会范围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普及.     

中国革命道德的形成论纲

作为无产阶级的道德体系,中国革命道德以马克思主义的伦理思想为指导,并随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而产生、发展和完善。同时,它又根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对中国传统道德进行了批判继承和创造性的超越,成为适合中国国情的崭新的道德体系。中国革命道德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是塑造当代中国国民人格的基本伦理规范。     

经学抑或史学——论章太炎今古文经学观及其学术要义

作为清学正统派之殿军,清末民初著名经史学家,章太炎著述颇丰且思想深邃。作为其学术奠基之今古文经学观可谓其治学志趣、援经论政之历史注脚。章太炎自始就是一位坚定的经古文学者,他坚守古文家法但不泥古之,批判今文经学而兼采之,认为公羊学牵强附会致使国史中斩,而研究《春秋》必以《左传》为本,对今文经学独尊《春秋公羊传》及孔子作六经的主张以及晚清今经文学的微言大义中之不遵史实、牵强附会等给予坚决批判,章太炎批驳今文经学,主要针对其学术基本立场和观念,这种学术态度已经走出了传统学术派别之争的藩篱。章太炎经学理念的另一重要特色是倡导经世致用之学而切其时要,主张"六经皆史传统"而光大之。章太炎主张经学即史学,发扬国学,即从史学出发,以史学保持国性,以史学培养国民道德操守,用国学塑造国魂,力求用经史之文化以求拒侵抗敌,复兴文化,重塑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