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玄之思——成玄英的重玄方法和认识论研究》评介

在道教的历史中,兴盛于隋唐时期的重玄学可谓是推动道教发展之非常重要的一种思想,它不仅使得道教的义理学说颇显精致,而且影响了道教的实践方法乃至信仰形式的变化。综观早期学界有关道教重玄学的研究成果,除了一些单篇文章外,多为宏观性或通论性的论著,而关于特殊人物、重要经典的研究专著则很少。这虽然不能说是一种缺陷,却可以说是一种遗憾,因为隋唐时期道教重玄学中不乏值得专门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人物和经典。     

道教房中文化研究视域中的汉代养生画像石刻

养生汉画是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达着“下根”之人对于道教义理的认识和选择。以往相关研究多流于图像内容的阐释,着力点在于将该类画像还原成文献,缺乏对图像形式背后所隐藏观念意味的关注,未曾从道教房中养生思想对汉画观念浸润的层面作深入考察。汉画房中养生题材是一种宗教仪式符号,是对特定历史时期道教养生观念的诠释和图解,它的出现,与汉代特殊的人文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唐代道教重玄学关于道体的解构和发展

道教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分化与整合已经积聚了一股强大的发展生机 ,而“重玄学”的出现正是道教在义理上臻于成熟的表现。重玄学宗源于东晋 ,大盛于隋唐。以成玄英、王玄览、司马承祯等为代表的唐代重玄学者本着破滞去碍的精神 ,对道教的根本义理与修持理论作了深入的探索。从本体论上来考察 ,他们的探索历程是一个解构并重建本体的过程 ,即在解构“道”本体的基础上探求新的本体 ,继而建立起“心”本体的过程。一、道体的解构重玄学作为道教 (道家 )文化发展的一个阶段 ,是《老子》思想历史地演进至某个时期的反映 ,它在形式上以《老子》…     

《老子》、老聃与道教

道教奉“太上老君”(老子)为教主,奉《老子》为圣典,近两千年来历久不衰。对《老子》作宗教性比附始于西汉初年。汉初提倡用黄老之术治国,神仙家则视《老子》为治国、修身、修养成仙的经典。东汉太平道、五斗米道奉老子为教祖,尊为“九玄帝君”“太上老君”。至南北朝,老子的教祖地位已为道教中人所公认。唐代皇帝以老子为族祖,追封其为“玄元皇帝”,奉《老子》为《道德真经》。道教神化老子受了?纬之学神化孔子的启示,佛教传入也起了催青作用,唐朝皇帝攀附老子,又使之加温。《老子》含有可供宗教援用附会的神秘主义因素。道教的根本信仰为《老子》的“道”和“德”,道教徒的修炼就是“修道养德”。道教经典所宣扬的义理,无不与《老子》在形式和思想上有内在联系。     

论易学中“象数”与“义理”的体用互构性关系

象数派与义理派是易学中的两大流派,它们从不同的思维形式对《周易》文本进行了解释,而在体用关系上,两派中的“象数”与“义理”体现了一种互构性的关系。在象数派那里,是以“象数”为体,以“义理”为用;而在义理派那里,是以“义理”为体,以“象数”为用。     

广东语文学会邀请香港中文大学饶宗颐教授作学术报告

最近,中国古文字研究中心顾问、香港中文大学饶宗颐教授应广东语文学会的邀请,在广州作学术报告。饶宗颐教授在题为《关于唐代讲唱文学的一些问题》的报告中,着重谈了“变文”和“绘画”的关系。他引证了公元前巴黎人经典所记载的关于“睒(音:‘沈’,shěn)变”的典故,说明庙(壁)画的来由就是“睒变”。先有“变”(按:指佛教的“化身”,“轮回”),后有“变像”、“图变”(按:指绘画),讲故事的“变”就是“变文”。早在三国时代,“睒变”的故事就传进我国。道教思想是接受佛教而来,所以道教也谈“变”,如:“老子十六变”。庄子论著中,也有关于“变”的哲学。《汉书》就有“变怪”书名五十五     

原始道教之兴起与两汉社会秩序

原始道教是道教史和两汉史研究中的重点和难点之一。本文采用历史文献、考古资料和道教经典互相契证的方法 ,通过对史料和思想的深入发掘 ,对汉代灾异论与原始道教思想的形成、两汉诸多社会危机与原始道经预言之间的关系、原始道教对汉魏政治的重大影响等诸多方面问题 ,进行系统考证和还原分析 ,力图从纷繁复杂的两汉历史中剥离出原始道教思想及其在汉魏政治秩序变迁中的作用 ,探考道教兴起的历史轨迹     

训诂与阐释——阐释学体系建构讨论

训诂诠释与义理阐释是中国传统阐释学两条脉络清晰的路线。训诂或诠释，以历史文献为对象，寻找和证明文献所生所含之“本义”,以求经典原始认知，意在开显和证明对象本来面目和方法，为传承所用；义理或阐释以历史文献为中介，衍生和发挥文献少有甚至所无之“意义”,以言经典当世认知，意在创制和传播新的思想和价值。此二者于阐释的目的观、语言观和认知方式上存在巨大差异，并因其不同而对立共存，辩证统一。中国当代阐释学之建构，二者缺一不可，且要以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为理论基础和要害。从为建构中国阐释学完备性体系的目标出发，结合当下以西方本体论阐释学为主流的阐释学实际，文章主张，建构当代形态的中国阐释学必须以汉语语言学为基本出发点，从当代训诂学汲取契合汉语阐释的方法，坚持两点论的重点论，在强调阐释的认知与真理性意义的同时，将训诂语义学摆到前沿位置，推动语义训诂与义理阐释、本土阐释学与西方阐释学的优长互补与共存共进。     

宋明理学非儒家论

传统至今，理论界都认为理学是儒学，以为其“义理”学说之“义”出于孟子，“理”是从《周易》中“体贴”出来的。作者认为欠妥。《孟子》没有与理学内涵相同或相近的“义”；“理”也不是从《周易》中“体贴”出来的，二者均源于术家韩非的“义理”学说。理学由“义理”学说具体化出的治国方针和基本哲学理论也源于术家韩非。且理学的经典《四书集注》不代表儒家思想。因为《四书）的重点在《大学》、《中庸》，二者均贯穿韩非术家的“义理”思想，而对《论语》、《孟子》的阐释和理解，既要参照《大学》、《中庸》，又要以理学家们所注的“义理”思想为根据。于是，《四书集注》就成了盗版的《韩非子》。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若将理学当做儒学，就不会走出新路子。     

唐五代词与道教文化

纵观历代词学与词史的研究实际,我们便会发现,对唐五代词与道教文化的关系问题是多有忽略的。这可能是由多种因素所造成的。其一可能是受表面现象的迷惑,唐五代词向以“侧艳”、“小道”而著称,在一般人的观念及心理中,似乎很难将它与严肃而又神秘的道教文化联系起来;其二则可能与早期词史的复杂性有关,由于资料及方法等多种局限,造成对有关词的发生状态及其早期发展进程的研究长期处于一种扑朔迷离状态,从而也相应地掩盖了对唐五代词与道教文化相互关系的研究;其三也因为长期缺少一个完整的唐五代词总集来进行总体观照,单凭零散的作品或有限的选集、别集,便很容易忽略唐五代词与道教文化之关系。     

从阮元的经学诠释思想看乾嘉汉学之变新

面对汉学在乾嘉后期遭遇到的学术窘境,阮元提出“以新知为主,不惑于陈言”的口号,试图让乾嘉学术发生革新与易帜,以改变清代经典诠释的纯考据化面貌。他申明考据与义理并重的重要性,通过考证明义理以推动乾嘉新义理学的发展。在其带动下,社会中支持治经以客观化诠释义理者越来越多,知识与价值关系重新被定位,并最终使理学在义理学领域内的长期独尊地位发生松动。以阮元治经为中心管窥乾嘉汉学的变新运动,是明清早期启蒙思想的继续与深化的结果,是“汉宋之争”的产物,更是中国近代人文学科发展的先导。虽然该运动也存在局限性,但其在经学传统中开出了具有近代意义的人文知识发展新思路,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戴震义理之学的历史评价及近代启蒙意义

戴震在对经典考据及经典诠释的基础上建构了其义理之学的思想体系。从清中后期学界的评价中 ,可以看出其义理之学是中国传统思想向近代思想转化的重要桥梁 ,以及其具有的近代启蒙价值和意义。     

"得意忘言"与"语言为存有之居屋"——从不同的语言观看中西诠释学之异同

西方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存在根本的差别。中国经典诠释传统强调“言不尽意”,主张“得意忘言”、“得意忘象”,西方诠释学普遍认为语言是诠释的前提,是“存有之居屋”。西方诠释学的方法和思路为研究中国哲学提供了新的视角,研究中国哲学应立足自我,超越西方哲学的体系、框架和具体概念、范畴,从中华民族特有的哲学智慧和义理思维中,开出新路。     

论《周易》的和合思想及其价值

宇宙及其宇宙中的任何事物都是多矛盾、多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对立统一体,正是这种矛盾、同一、相互作用,才构成了宇宙及其事物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均衡性。事物客观存在的这种矛盾的均衡和均衡中的矛盾,才使事物具有和合性,才使事物的存在与发展成为可能。《周易》揭示了宇宙中这种和合的规律,正确认识《周易》中的和合规律,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一、易卦的和合性（周别这部中华文化的重要经典,除了“义理”之外,还有象数。义理寓于象数之中,抛弃了象数,（周易》就失去了它的个性。易卦是（周易）象数的重要内容之一…     

超越与重构——论道教信仰中的自然山水和自然人生

本文从道教的操作层面——方术及其与名山的特殊关系,揭示道教通过信仰走向“自然之道”的过程中的艺术化与审美化现象,以及这种现象的美学意义。道教的方术是它明显区别于世界其他成熟的宗教的显著特点之一。由炼丹、气功、房中术等等追求人在现世成仙,既是对人生的肯定又是对人生的艺术化超越;在方术中形成的道教与自然的特殊关系,使自然成为一种精神象征而直接被融入到审美创造的领域,这一点在其他民族却是在相当晚近的时代才成为事实。由此道教对中国美学及其艺术创造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     

“训诂通义理”的现代之路：论中国训诂学的阐释学方向

“训诂通义理”是中国训诂学的核心理念,形成了贯穿汉宋的历史脉络,在乾嘉之学达到历史高峰。乾嘉学者对训诂的过度推重导致了汉宋门户与“训诂—义理”的脱节。在训诂学“语言学化”的现代转型中,“训诂通义理”的传统不断失落。与此同时,现代训诂学明确了自身的学科定位,取得了理论与实践上的重大推进,为“训诂通义理”的新开启奠定了坚实基础。立足现代训诂学的高度,可以对经典义理进行语义确证、语境显现、主旨厘定、训诂阐释史、意象探求五个层面的学术拓展。在以中国阐释学为中心的跨学科碰撞中,“训诂通义理”的现代之路获得了更为充沛的生命力。     

李白诗歌与道教哲学刍议

本文从李白诗歌与道教关系的角度 ,论述了李诗思维与语言构成上的两个特点 ,认为李诗充满浪漫化的思维范型与道教“重玄”哲学以及存想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不仅如此 ,李诗语言构成也受到了道教“散花”科仪和“散花词”的影响     

儒家易学传承、创新和重建及其现实意义——以《易传》为视角

《易传》提出“观象玩辞”和“立象尽意”两种易学解释方法,基于这两种不同的解释形式而生发出汉易与宋易的解释模式,实现了易学传承与创新。《易传》以圣人“观象制器”的事实印证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将这种“观象制器”思路落实到易学上,阐明儒家易学是秉承易学传统、通过创造性的解释而形成的。即秉承巫史卜筮易学传统,以德性为易学旨归,借鉴与融合儒道两家的理论,通过创造性的解释,实现了易学话语转换,从而完成了从卜筮到德性、从象数到义理、从天道到人道的易学体系重建。《易传》新易学体系的建构,对于今天易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今天易学研究当从易学经典出发,借助于传统的象数训诂兼义理等方法,重新解读易学经典和已有研究成果,以客观再现易学文本固有之意为导向。然后在此基础上,以道器关系为出发点,借鉴当代哲学思维方法和学术文化成果及科技知识,促进传统的易学与现代知识深度融合,重建贯通古今中外思想的、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息息相关的、新的易学文化体系。     

道教在巴蜀初探（下）

三、巴蜀地区是早期道教两次政治实践的根据地道教有很丰富的政治思想 ,非常值得我们系统地研究。王明先生在晚年所留下的遗作《道家与传统文化研究》一书的《自序》中即明确地指出 :“道教与政治思想的关系” ,是一个“首先值得特别注意”的问题。他说 :“东汉早期道教的形成 ,像太平道、五斗米道 ,都与当时的社会政治密切相关。汉末农民起义军黄巾的领袖就是太平道的创始人张角。五斗米道也参加当时的反抗封建统治的活动。这些决不是偶然发生的现象。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里还保存着一些宝贵史料 ,反映当时农民的愿望 ,如主张自食其力 ,…     

道教之“道”与生态保护

道教是中国传统的宗教 ,道教文化蕴涵着丰富的生态保护之“道”。其生态思想和生态智慧对于我们认识和顺应自然具有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 :道教与生态保护的关系 ,道教的生态之“道” ,“道”与天、地、人的关系 ,生态生命之“道” ,生态保护之“道”等方面。因此 ,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道教文化的生态思想 ,使其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