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先秦儒学本体论问题

本文结合先秦典籍,从中西文化对话的角度对先秦儒家本体论进行了分析,并且通过先秦儒学本体论与宋明理学的关联、比较,进一步对先秦儒家本体论加以探讨。     

关于现代儒学本体论重建问题的思考

在儒家现代重建的过程中,本体论的重建是相当重要的一个问题.只是在现代新儒家的学术探索当中,关于儒学本体的重建或重朱熹(如钱穆)、或重阳明(如张君劢),多有分歧,且各有所本.本文主要通过对宋明儒学中朱熹关于"理"和王阳明关于"良知"的这两种主流本体概念的比较和分析,并结合对现代新儒家形而上学的剖判,认为有必要将传统儒家的两种本体概念进行整合,"纳方于圆",跨越朱、王干本体论上的分歧,在形而上的领域重建一种"天包含人"的新型本体论.如此,现代儒学的重建或许才能走出一条路来,并且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     

试论张载的礼学思想

张载的哲学体系中有着丰富的“礼”学思想,“以礼为教”和“精思力践”是他把传统“礼”学思想向实学方向转化的主要方式,从而完成了他把礼仪思想融入现实的需要之中,努力地实现着他济世宽民的政治理想。     

关于儒学复兴的若干思考

"儒学复兴"思潮呈不可阻挡之势.要区分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学复兴"与作为学术流派的"儒学复兴",前者决无可能,后者则有可能和需要.作为学术流派的新儒学可以成为社会主义多元文化中的重要一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贡献."儒学复兴"要处理好儒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现代新儒学要吸取中国马克思主义相关因素,以适应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     

“安史之乱”与唐代后期的儒学复兴运动

对于唐代历史和文学的研究始终绕不过对于"安史之乱"这一历史事件的分析,对于唐代儒学发展的研究也是如此。"安史之乱"的爆发不仅对唐代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对思想领域造成的动荡也是空前的。随着战乱之后社会的动荡、人心的不安,儒家思想急需对自身的理论进行重建以期适应时代的需求。本文即是在详细考察史料的基础上,对"安史之乱"前后唐代社会各方面的变化进行层递的分析,由此对唐代后期出现的儒学复兴运动之原因进行详实的考察。     

价值儒学的追寻与开新——论陈来的儒学研究及其新儒学思想

陈来是当代中国哲学界、儒学界的重要哲学史家和哲学家。他的学术集中在对根源期和发展期的儒学研究上,他的思想集中在儒家文化观及以仁学本体论为核心的价值儒学的创新上。《古代宗教与伦理》等书研究了儒家思想的根源,认为礼乐文化是儒家思想生成的直接基础和源泉。《朱熹哲学研究》《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两部经典之作,代表了当代宋明儒学研究的两重境界;《诠释与重建——王船山哲学的精神》让船山思想重归道学正统,破除了启蒙思潮说所投射的一些虚假影像。陈来的儒家儒学文化观比较丰富,是其从事儒学研究及其思想创新的动力和意义所在。《仁学本体论》等是当代新儒学的代表作,陈来由此构建了以仁学本体论为核心的价值儒学新思想体系。     

论儒学复兴的当代意义

儒学在当代中国的复兴根本在于儒学自身的理论品质与文化个性符合生命的本性,为人性所必须,从而必然复兴。首先,儒学是延续中华民族生命与文化血脉的需要;其次,是解决当代中国现代性问题的需要;再次,是实现当代中国人个体生命安顿的需要。     

张君劢关于儒学复兴与中国之现代化思想述论

百余年来,中国人民始终在为实现现代化而不懈努力。从思想文化方面看,中国人心底深处的最重大问题是以儒学为核心的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究竟有何关系;思想家们对之提出了许多观念,其中有些甚至呈彼此对立、因而相互论难之势,然皆对百余年来的中国现代化实践以及对当下乃至今后的现代化运动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影响。作为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第一代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张君劢,对之有着深沉思考,并从多方面提出其思想观点,构成其现代新儒学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新儒学思潮史上产生过很大影响,而且对当今乃至以后为实现现代化而努力的中国人仍有一定启迪。     

北宋儒学复兴的社会原因

北宋初年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儒学复兴运动,这一运动发生的原因是复杂而深刻的:唐宋社会转型为平民阶层在文化和政治上的崛起创造条件;统治者的扶持文人政策鼓励了儒者奋发作为的勇气;人心思治建立了儒学复兴的社会共识;外忧内患使得士人有了复兴儒学的强烈动机.文章从政治、文化、心理等多方面探讨了北宋儒学复兴运动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原因.     

儒学复兴新论——兼谈中国文化发展的路向

提倡“儒学复兴”是必要的、可行的,关键在如何理解。首先,儒学复兴是“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文化复兴”主张下必然提出的课题;其次,儒学复兴就是儒学的充分现代化;复次,儒学复兴既不是政治层面的,也不是意识形态层面的,而只能是学术文化层面的。儒学的复兴有三个标志:第一,要诞生一些有代表性的大师;第二,大众儒学或曰世俗儒学的复兴和普及;第三,全球国际社会的认同。“儒学复兴”的动力是知识分子、儒商及政府官员三大力量的良性互动。儒学与西学、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互相吸收与融合是儒学复兴的根本途径。儒学与西学、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互相吸收和融合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而三者各自的动态方向分别是:儒学的现代化、西学的中国化、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未来的中国文化应是各种文化的“和而不同”、“多元一体”。     

春夏榜与明初北方儒学的复兴

春夏榜亦称南北榜。它未必是一起科考作弊事件,更是一个政治权衡与倾轧问题。事件的深层背景是,明初南北儒学之兴衰反差太大,不易平衡,以致需要借助政治手段来推动北方的儒学教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朱元璋兴春夏榜,固有其峻急过正的一面;而另一面,对促进北方儒学之复兴也有积极意义。     

试论儒学复兴背景下的古文运动与史传书写的关系

宋学的观念在确立的过程中逐渐渗透到各个领域当中,这实际上是社会秩序重建的一个基点。我们应该把修史和疑经思潮结合起来,在社会秩序重建的背景下,他们对唐代留下的文学资源、政治资源和思想资源进行重新整合,力图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和文学秩序。在已有的文学资源中表现属于自己时代的文学观念,以文学家名字的出现与否、出现次数,文学家传记的排列方式、传记内容的组合过程,进而认定他们作为文学家身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旧唐书》对所选人物进行的褒贬评价,不像《新唐书》有明确的政治判断和道德判断。而当我们把唐宋时期的儒学复兴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的话,处于唐宋之间的五代则会成为具有葛兆光所说的“无画处皆是画”的特殊效果。这样由中唐对社会秩序重建的思考到五代时期的整体衰落再到北宋对儒学理念之张扬形成了合乎理想逻辑的内在发展的过程。后出者对于前者的评价与认同构成了新时期的有效资源,而《新唐书》作为一种资源也为新儒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试论张载的读书之道

张载一生中专注于儒学的时间并不十分长,却几乎对重要的经书都有著述,并以一己之力开创了关学,他的读书治学方法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张载在个体阅读经验的基础上对读书之道有过深入的思考,在阅读范围方面,他主张以礼学为中心,围绕四书五经而展开,反对阅读史书、医书、闲书等。张载认为,立志是读书的根本,阅读文本必须搞清楚作者的原意,背诵也是读书人必要的功夫。他将读书与个人进益、获取义理、治学、传道等内容相关联,从阅读活动中获得了无限的乐趣。     

反思“儒学复兴”的内在困境及其存在价值

近年来,儒学复兴的声音日渐强烈,在这些声音中,有一种文化保守主义倾向值得警惕。文化具有民族性与历史性,文化的传承应该遵循正确的原则,一味复古与全盘西化同样不可取。真正有价值的传统应该为当下的人类提供生存智慧,真正的文化复兴不应仅限于儒学,而是需要实现中华文化具有创新意义的现代性转化。     

唐宋儒学复兴运动中的《史通》批判

在唐宋学者重振儒家独尊地位、复兴儒学运动的过程中,《史通》批判是当时学术界振兴儒学、维护儒家思想权威的又一条路径,柳璨、赞宁、孙何、张唐英等人猛烈批判《史通》"妄诬圣哲"的行为,力图重新确立儒家思想毋庸置疑的独尊地位。《史通》批判是以对史学理论著作展开批判的形式,以儒学内部矛盾斗争的方式,配合了儒家思想在外部对佛道两家斗争的主战场,对当时儒学振兴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     

蒙养于正——张载的“正蒙”思想

张载《正蒙·乾称上》对"正蒙"含义及其精神实质的阐发可谓详尽至极。对张载"正蒙"思想的探究可以通过三个方面进行:"正蒙"的上达——天人一体、"正蒙"的下学——仁孝之理、"正蒙"的内转——正己立诚。同样作为文化觉醒意义上的词汇,西方的"启蒙"近似于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的"正蒙",但二者在文化构成与发展方向上却有着不同的期许。通过对举"启蒙"与"正蒙",旨在发明"正蒙"在中国传统文化论域中人文教化、修德成圣的气质特征。     

儒学经世传统的复兴与近代中国的中学和西学观

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促使诸多有识之士重新审视儒学经世的内在价值,在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宋学与汉学纷争的景象中,能够贯穿晚清学术的一条基本脉络是儒学经世传统的复兴,进而形成了一种与时代发展脉搏相适应的经世思潮;近代中国还要应对西学东渐的影响,从"中本西辅"、"中体西用"、"中西会通"到"兼采中西",呈现出中西文化的磨合与交流氛围、采纳与排拒的论争。     

试论张载伦理思想的异化特质及其影响

张载在太虚本体论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伦理思想,他较之于与其同时的二程伦理思想具有不同的特征,即思想源流的多元交汇性、思想倾向的求实性、思想内质的矛盾性(平等性与宗法性之对立统一)。在这诸种特征的作用下产生了对其后学蓝田吕氏、关学命运的深远影响,充分表现了张载伦理思想的异化特质。     

当前儒学复兴运动与现代新儒家——再评"文化保守主义"

“文化保守主义”这个符号既不足以概括现代新儒家,更不足以概括当前的儒学复兴运动;它并不能揭示儒学复兴的当下的现实生活渊源,反而有导致原教旨主义的危险。然而不论是当年的现代新儒家、还是当今的儒学复兴运动,究其生活本源,都是一种“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这是因为,儒家、儒学、“儒教”从来不是某种现成固有的东西,而是在生活中不断生成着的。所以,当前的儒学复兴绝非什么“文化———保守”的问题,而是“复归生活,重建儒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