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古文理论中的“道”

韩愈把宣传儒道与排斥佛老相联系。其宣传儒道，从思想信仰看，是为了恢复中断的道统，而现实目的却在于维护唐王朝的统一；其排斥佛老，从思想信仰看，是为了捍卫儒道的独尊地位，而现实目的却在于打击寺院经济以保证唐王朝的赋役来源。韩愈之＂道＂虽被标榜为纯粹的儒道，但实际吸收了佛、道、法、墨等学派的思想成分，并非纯粹的儒道。韩愈＂不平则鸣＂的本意包括抒欢愉之情和抒哀怨之情两个方面，实即儒道的＂美＂和＂刺＂。而＂不平则鸣＂对儒道又有突破：一是儒道重＂美＂，而＂不平则鸣＂却重＂刺＂；二是儒道对＂刺＂多有限制，主张＂以理囿情＂，而＂不平则鸣＂之＂刺＂，却主张哀怨之情的自由抒发。     

“学而优则贾”与“贾而好儒”——明清晋商与徽商不同价值观之探究

明清时期,中国商业达到了顶盛,其中晋商、徽商最负盛名,成为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柱。然而两者在价值观上却有明显的差别：晋商＂学而优则贾＂、微商＂贾而好儒＂。不同的价值观源于其不同的民俗民风、历史条件以及与官府的紧密程度。     

荒诞的意味与双面的色调——对《夜的眼》、《布礼》等小说的再解读

王蒙的《夜的眼》、《布礼》等现代派小说的出现是1980年代中国当代文坛重要的文学现象,它们准确地表达了当代人们对环境及自身存在状况的感知。尽管这些小说的写实要素还很浓重,但它们的传达却依靠了小说中人的意识、人的感觉与体验等主观要素。在回忆过去的历程中,寻找自我与反省历史并驾齐驱,使人们从中体验到了命运的荒诞;在感知新时代的变化时,希望与负担共存,使人们体验到了＂明＂与＂暗＂、＂希望＂与＂积滞＂的交织。     

翁文灏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从政之原因探析

我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民国时期中国最具国际影响的科学家翁文灏早年不欲从政,但后来却转变思想,从政于南京国民政府。其从＂治学＂到＂入仕＂的人生转折是由当时特殊的时代环境、自身就有的圣王思想与经世致用思想、蒋介石的＂知遇之恩＂以及中福整理专员的实践经验等多种因素促成的。而翁文灏从政也掀起了一股＂学者从政＂的浪潮。     

留神高考后的那些烦心事

一年一度的高考终于顺利结束了,考生和家长们都长舒了一口气。然而,诸如部分考生的＂等待焦虑症＂、落榜考生的＂悲观低落症＂、中榜考生的＂兴奋过度症＂等高考后遗症却不请自来,     

性别思想与“双性同体”

＂性别＂理论的建构寄托着西方女性主义者改造传统性别文化的梦想,但＂社会性别＂范畴自身却是父权文化二元对立思维的产物。尽管如此,女性主义者的这番理论探索却呼唤了人们对＂女性文化＂的重视,弥补了传统社会中久已颓靡的＂女性质素＂。其象征＂爱＂与＂生命＂的＂双性同体＂的伦理追求拓展了人类对＂自我＂的认识,打破＂唯女性而女性＂的话语方式,展示了＂启迪男性、融合两性气质＂的精神发展走向。     

知识分子与人文科学的命运

知识分子与人文科学的命运王岳川人文科学在２０世纪初曾经大红大紫，但到了世纪末却面临诸多困厄，甚至在后现代平面地毯式消解中，人文科学连同人文知识分子正在丧失自己的地基。一、＂尚力＂意识形态与人文知识之＂用＂中国传统文化尽管也有＂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这...     

说说“你是土鸡吗？”

有一次,我在一家土豆粉馆用餐,看见一名服务员端着一碗土豆粉问一位顾客：＂你是土鸡吗？＂顾客答道：＂不是,我是猪肝。＂于是服务员又问另一位顾客：＂你是土鸡吗？＂只听见那位顾客回答道：＂我不是土鸡,我要的是土鸡。＂在场听到的人都笑了。笑过之后,仔细思考,却发现了问题：为什么一句听似不合逻辑的问语却能得到第一位顾客的理解？又为什么第二住顾客理解了却要予以否定呢？     

宋词中的“相逢”情境

本文通过对宋词中相逢情境的具体分析,阐述了宋人在＂忧患意识＂笼罩下相逢后却悲从中来的特点,对文人与女子的相逢和梦中相逢两个特殊情境进行了具体分析,《鹊桥仙》词牌名和＂七夕＂节日由于它特殊的背景,其与相逢之间有着不可忽视的密切联系。     

还乡：延宕的心灵抵达——论阎连科的农民军人题材小说《中士还乡》

从＂还乡＂维度考察阎连科的早期小说《中士还乡》,主人公＂农民军人＂的复合身份所暗含的角色冲突使其面临两难选择,企图以归根完成身份重拾却使得灵肉分离。这种还乡造成的心灵延宕不仅折射出作者早期创作中心态的矛盾与困惑,也预示了＂还乡＂精神线索在其后来作品中演变与转折的轨迹。     

《尚书·西伯戡黎》“我生不有命在天”新诠

人们通常将＂我生不有命在天＂理解为商纣王对＂天命＂的迷信,但是这一理解并不准确。在宗教信仰领域,商人信仰＂帝＂、＂上帝＂,＂天＂、＂天命＂是周人的信仰。殷商末年,伴随着政治、军事领域的斗争,商周在宗教信仰领域也展开了斗争。因此＂我生不有命在天＂的正确诠解应为：＂难道我得不到上天的护佑吗？＂言外之意即是：帝作为商人的神灵护佑着殷人,但是周人却以天的名义来灭商,因此纣要疑问难道我作为万民之主只有帝护佑着我而上天却置我于不顾吗？     

身体、消费与性：“救赎物品”与“谋杀政治”——拾掇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文本中的一个思想碎片

法国哲学家、现代思想大师让·鲍德里亚对以＂消费＂为主导的现代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与剖析,本质性地揭示了被强迫镶嵌在＂符号编码＂消费秩序逻辑中的现代人的深层异化状态,这种强迫逐渐在一种＂集体性＂的互相参照和共同惯性下转化为消费社会中的符码消费＂自觉＂,在这种＂自觉＂中,消费社会的工业化生产逻辑与消费战略进一步强化了它,并将这个＂自觉＂的根本动力——＂需求体系＂完全内化为＂生产体系＂的一个自然部分,个体的＂真实＂消失了,在符号与符号的对应中、在幻象般的传媒文化中、在＂救赎物品＂与＂欲望战略＂的身体与性欲中、在关切与休闲的不可能之真中,同时也在＂暴力、非暴力亚文化与疲劳＂组成的社会混乱中,个体的主体性被虚拟地＂超真实＂复活了,这些个体的复活是因为他们集体性地出卖了自己的＂影子＂,以为如此就可以满足自己的欲望与个性,找到社会之镜中的区分型＂自我＂,可是这些被出卖的＂影子＂却在消费的整体生产系统中反过来真实地谋杀了＂自我＂,这就是消费社会的＂白色＂神话。而这个＂白色＂神话的上演舞台绝不只是在那个异于我们的西方＂他者世界＂,我们的世界难道没有重复和深化着它吗？     

试论王夫之“均天下”之理念诉求

＂均天下＂是王夫之对明末清初的土地制度和农民生计状况的一种价值理念诉求。而他提出的＂自谋＂论与＂自均＂说便是为实现此种理念诉求作出的一种工具理性选择,并造就了其与社会现实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土地私有制度下,仅仅依靠所谓＂劝农以均贫富之善术＂的＂定民制＂为工具,来实现其＂均天下＂的理念诉求,实际上也只是王夫之仅凭理性构架社会经济秩序的一种奢望。却对后世留下颇多启迪。     

“出乎意料”与“出乎意外”

在现代汉语中,＂出乎意料＂与＂出乎意外＂的意义用法基本一致,而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两者可以互换。但是在现代汉语中＂出乎意外＂的使用频率却远低于＂出乎意料＂。在人民网检索＂出乎意料＂获得用例2830个,检索＂出乎意外＂获得用例264个。     

唱给自然乡村的一曲挽歌——《补玉山居》的深层意蕴

严歌苓的近作《补玉山居》一改以往对＂文革＂、＂移民＂题材的书写,转向对中国当下社会的写实。表层看来,是对城市文明的否定,但深层意蕴上却揭示了社会前进的历史逻辑,唱出了一曲＂自然乡村＂的挽歌。     

“生”之信：“关系”经纬中的“文化”乾坤

人类的根本需求和根本本能是＂生存＂;这决定了人类的根本价值立场,即＂生存＂。为了保障＂生存＂,各个人类群体以不同形式组织起来,创造出各种不同的文化体系。文化体系包含三类基本文化关系,即个体和自我的关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和物之间的关系;不同文化体对这三类关系有不同的规范。西方文化以哲学、科学和宗教一方面务虚地追问生存的意义,一方面务实地改善人类的生存境地。中国传统的儒、道、释对生存意义的追问不如西方深刻,却务实地创造了延续时间最为长久的＂生的文化＂。＂生的文化＂以＂生存＂为绝对信念,并在此基础上围绕＂个体生存＂与＂群体生存＂、＂自己的生＂与＂后代的生＂、＂肉体的生＂与＂遗传的生＂等基本理念构建起庞大的文化体系。     

从《孟子》析伯夷形象

《孟子》中的伯夷形象是复杂的,正是由于复杂的形象,才引发出了更为复杂的精神内涵。在孟子看来,伯夷之＂义＂是伯夷精神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但在《孟子》中却并未明确提及,而只是阐发了伯夷之＂义＂的两个重要内涵,即＂忠＂和＂清＂。但对于伯夷之＂清＂,孟子却又持着正反两个观点来对待,即正面的伯夷之＂廉＂和反面的伯夷之＂隘＂。＂隘＂是孟子对伯夷批判的地方,＂廉＂是孟子对伯夷最为欣赏之处,而＂百世之师＂则是孟子在＂廉＂的基础上对伯夷的最终概括。     

关于方位词“上”的汉日对比分析

在汉语与日语中,方位词＂上＂被广泛应用。因其用法简单,往往得不到学者的重视。然而,汉语中的＂上＂和日语中的＂上＂,在语义范畴方面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研究汉日方位词＂上＂的语义差异,对改变日语学习方法能够起到指导性的作用。     

中国画体论证

中国画体论证王学仲在我国，标志画体的各种不同画风流派的区分，与外国不尽相同。外国绘画主要是用艺术上的＂主义＂（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等）加以区分，而中国则是用＂体＂、＂样＂、＂宗＂加以区分。但用＂派＂区分的中西却都有，而且以＂派＂命名的还占大多数。我国以...     

清代民众诉讼思想探析——以《冕宁县清代档案》为例

对于清人的诉讼思想,学界素有＂畏讼、忌讼＂之说,而清代的官方话语却不乏＂健讼、好讼＂之指责。对此,我们不应一概而论,无论是＂畏讼＂还是＂健讼＂都不足以准确地概括出清代民众的诉讼思想,都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事实是：在社会诉讼环境相对恒定的情况下,清代民众的诉讼思想与个人因素有很大关系;且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其诉讼意识也在日益提高。或许,这是我们对清代民众诉讼思想最好的概括与评价。